作者简介：王柯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兼美学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跨文化研究院教授兼院长，主要从事中外美学与古代哲学研究。

　　内容提要：孔子的诗教思想虽然看重“兴、观、群、怨”四个向度和与其相应的社交、外交、伦理和审美等多重功能，但并不忽视“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致知作用。这种致知，实际上是博闻多识的一种途径，“格物致知”的一项内容和君子人格修养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其突出效应至少有四：一是有助于人们进入“笃志博学”的奥堂；二是有助于人们更加精确地解读诗文的具体含义和掌握赋比兴的修辞艺术；三是有助于人们更为娴熟地“献诗”或“引诗”；四是有助于人们实现“博文约礼”的崇高目的。

　　孔子晚年之时，倾力整理国故，相传“删诗正乐”，显然是指《诗经》。基于《诗经》的诗教，属古代教育的基础科目之一，在襄助人文化成的实践中，意义重大，备受推崇。孔子的诗教思想，首先关注的是“兴、观、群、怨”四个向度和与其相应的社交、外交、伦理和审美等多重功能，①其次是“迩之事父”的家庭伦常功能和“远之事君”的朝政职责功能，再就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致知功能。已往对孔子诗教的研究，大多偏于思理阐发，看重道德本位和审美价值，比较忽视致知作用。这种致知，实际上是博闻多识的一种途径，或者说是“格物致知”的一项内容，是君子人格修养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从《诗经》中看，古代的先民，生活多以农耕为主，与大自然甚为亲近，对环境物象十分敏感。因此，在言志、抒情、记事之时，或比、或兴、或赋，物我互动，彼此映衬，经常达到浑然合一的境界。由此生成的诗歌意象，鸟兽草木等因素占有很大比重，除了自身所寄寓的象征或显隐喻示之类的意味外，也顺理成为辅助性的致知之源(sources for cognitive investigation)。这里所言的“辅助性”，主要是指通过了解相关鸟兽草木的特征与习性，进而辅助人们扩展知识广度和提升读诗释义深度，以便上达“博文约礼”的崇高目的。

　　一、篇名中的鸟兽草木

　　举凡《诗经》的读者，只要粗略地浏览一下《国风》与《小雅》诸篇的标题，就会发现其中所涉及的鸟兽草木之名何等繁多。譬如，鸟类就有14余种：

　　雎—(《关雎》)鹊—(《鹊巢》)

　　燕—(《燕燕》)雉—(《雄雉》)

　　鹑—(《鹑之奔奔》)鸡—(《鸡鸣》)

　　鸨—(《鸨羽》)雁—(《鸿雁》)

　　鹤—(《鹤鸣》)黄鸟—(《黄鸟》)

　　布谷—(《鸤鸠》)鹰鹳—(《鸱鸮》)

　　桑扈—(《桑扈》)鸳鸯—(《鸳鸯》)

　　兽类就有9多种：

　　兔—(《兔苴》《兔爰》)麟—(《麟之趾》)

　　羊—(《羔羊》《相鼠》)麇—(《野有死麇》)

　　猪—(《驺虞》)鼠—(《硕鼠》)

　　狐—(《有狐》)马—(《驷驖》)

　　狼—(《狼跋》)

　　草本类至少有16种：

　　葛—(《葛覃》)兰—(《芄兰》)

　　麻—(《丘中有麻》)蓷—(《中谷有蓷》)

　　苓—(《采苓》)薇—(《采薇》)

　　莪—(《菁菁者莪》)潇—(《蓼萧》)

　　竹—(《竹竿》)卷耳—(《卷耳》)

　　车前—(《芣苢》)白蒿—(《采蘩》)

　　浮萍—(《采苹》)苦菜—(《采芑》)

　　紫葳—(《苕之华》)芦苇—(《蒹葭》)

　　木本类起码有17种：

　　翟—(《樛木》)桃—(《桃夭》)

　　棠—(《甘棠》)梅—(《标有梅》)

　　柏—(《柏舟》)椒—(《椒聊》)

　　檀—(《伐檀》)枢—(《山有枢》)

　　棣—(《常棣》)杜—(《杕杜》)

　　枌—(《东门之枌》)杨—(《东门之杨》)

　　柳—(《菀柳》)桑—(《隰桑》)

　　羊桃—(《隰有苌楚》)木瓜—(《木瓜》)

　　扶苏—(《扶苏》)

　　二、诗歌中的鸟兽草木

　　以上所列，仅为篇名中所含的鸟兽草木品类。若将诗文中描绘的品类加以统计，更是繁不胜举。据三国吴人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统计，全《诗经》所涉及的动植物共有150种，其中草类52种，木类36种，鸟类23种，兽类9种，虫类20种，鱼类10种。②后来清代学者徐雪樵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诗经》所载的动植物总数共计355种。[1]5-6按其六大分类，鸟类计有38余种：

　　黄鸟、鹊、雀、燕、雁、流离、乌、鹑、鸡、凫、鸨、晨风、鹈、鹎、鹳、脊、令、隼、鹤、桑扈、莺、鸢、鸳鸯、鹰、凤凰、鹭、桃虫、雎鸠、斑鸠、布谷、(有冠长尾)雄雉、(无冠短尾)雌雉等。

　　兽类计有29余种：

　　马、麟、鼠、麇、鹿、牛、羊、兔、虎、豹、卢(猎犬)、硕鼠、貉、狐、狸、熏鼠(地鼠)、兕(野牛)、熊、罴(大而黄色之熊)、豺、狼、长毛猿、豕(小猪)、猫、狴、象等。

　　虫类计有27余种：

　　螽斯、草虫、阜螽、蝤蛴、螓、蛾、苍蝇、蟋蟀、浮游、蚕、莎鸡、伊威、蛸、宵行、蜴、螟蛉、蜮、螟、蟊、贼、青蝇、蜂等。

　　鱼类计有19余种：

　　鲂、鳏、鲤、鳟、鳍、鲨、嘉鱼、鳖、龟、鼋、蛇、贝、鲦等。

　　草本类计有88余种：

　　荇、葛、卷耳、苜、蘩、蕨、薇、藻、茅、葭、蓬、瓠、葑、菲、荼、荠、苓、茨、唐、麦、绿、竹、瓠、芄兰、草、黍、稷、萧、艾、麻、荷、龙、茹、芦、芍药、莠、莫、稻、梁、蔹、蒹、菅、苕、蒲、苌楚、葵、菽、瓜、壶、韭、苹、蒿、芩、台、莱、莪、芑、蓄、莞、蔚、茑、女萝、芹、蓝、荀、蓼、茆等。

　　其中“荼”分三种：一是苦菜之荼，见邶风《谷风》篇“谁谓荼苦，如甘如荠”；二是白色茅花，见郑风《出其东门》篇“有女如荼，虽则如荼，匪我思且”；三是陆上秽草，见周颂《良耜》篇“荼蓼朽止，黍稷茂止”。凡此三者，同名而异形。[2]138

　　木本类计有54余种：

　　桃、楚、甘棠、梅、唐棣、李、棘、榛、栗、椅、桐、梓、漆、桑、桧、松、柏、翟、杜、木瓜、杞、檀、舜、柳、枢、栲、椒、栩、杨、条、枣、常棣、枸、柞、椐、梧桐、乔木、扶苏等。

　　其中“棘”分两种：一为多刺难长的丛生小树，见邶风《凯风》篇“凯风自南，吹彼棘心”；二为小酸枣树，见魏风《园有桃》篇“园有棘，其实之食”。另外， “杞”亦分三种：一指泽柳，见郑风《将仲子》篇“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二指枸杞，见小雅《四牡》篇“翩翩者骓，载飞载止，集于苞杞”；三指可以做药材的“枸骨”，见小雅《南山有台》篇“南山有杞，北山有李；乐之君子，民之父母；乐之君子，德音不已”。[2]138

　　以上所举，并非总括无遗。陈大章所撰的《诗传名物集览》，就“列有飞潜动植三百六十条”，的确达到“旁蒐博揽，萃荟兼该”的程度，但其同代学者认为并不尽然。③据当代学者胡朴安的统计结果，全《诗经》中所涉及的动植物总数高达336种。其中“言草者一百零五，言木者七十五，言鸟者三十九，言兽者六十七，言虫者二十九，言鱼者二十；其他言器者约三百余”。[3]

　　实际上，《诗经》所载的名物种类，远不止鸟兽草木虫鱼，还有其他许多器类。譬如礼乐器具、农具、日常生活器具与资料、自然现象中的日月星辰与风雨雷电、历史地理中的山川河流与行政区域名称，以及当时各国的风俗习惯和不同称呼，等等。若详加考释，再加上“飞潜动植三百六十条”，总数或许逾千。这无疑是一项庞大的研究工程。如此看来，由明代学者冯复京所撰，后收入《四库全书》的《诗名物疏》，原本多达55卷，仅仅提供了一个大体的框架。④另则，在《诗经》名物中，有许多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沿革与现代科学的分类(如古称、学名和俗名)，其内容势必更为广博。譬如，周南《关关雎鸠》篇中所描绘的“参差荇菜”，其古名、今谓与俗称，包括凫葵、水葵、水镜草、金莲子、荇丝菜、菱角草、金丝荷叶与黄花儿菜等，汇集起来不下20个。[4]1若就所有名物逐个推演，恐怕难以数计。可见，《诗经》中由鸟兽草木虫鱼与各种器物地名所构成的博物学，的确蔚然大观，内容丰富多样，范围广泛繁杂。

　　笃志博学，是孔门施教的基本宗旨之一。通过具有多重功能的诗教来实现这一目的，堪称孔子的首创。在这方面，孔子本人不仅积极倡导，而且率先垂范，达到了“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的程度。按《史记》所载，“孔子年四十二，季桓子穿井的土缶，中若羊，问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夔、罔阆，水之怪龙、罔象，土之怪坟羊。’”又载，“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钮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图，雒不出书，吾以矣夫。’”⑤类似的传闻，《孔子家语》的记载更为详尽而有趣。一是说叔孙氏的车夫到野外打柴，捕获一只前左足受伤的怪兽，其状甚异，故视为不祥之物，弃于城外。孔子知道后，前往观之，一看是头受伤的麟，甚感痛惜，慨然叹道：“麟之至，为明主也。出非其时而见害，吾是以伤焉。”⑥

　　据说还有一次，齐国发现一只单足之鸟，飞入宫朝，于殿前舒翅跳跃。齐候大怪，派人前往鲁国请孔子来辨。孔子看后道明：“此鸟名曰商羊，水祥也。昔童儿屈其一教，振讯两眉而跳，且谣曰：‘天将大雨，商羊鼓舞。’今齐之有之，其应至矣。急告民趋治沟渠，修防堤，将有大水为灾。”顷之，大霖雨，水溢泛诸国，伤害民人，唯齐有备，不败。⑦上述记载，虽属传闻佚事，前后难免出入，且具有明显的神秘主义色彩，但借此印证孔子的“多学而识”，足见一斑。

　　自不待言，通过学诗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不仅具有博物学意义上的“格物致知”功用，更是解诗赏诗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诚如清人徐雪樵在《毛诗名物图说序》中所言：“《大学》曰：‘致知在格物。’《论语》曰：‘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有物乃有名，有名乃知物。诗人比兴，类取其义。如关雎之淑女，鹿鸣之嘉宾，常棣之兄弟，茑萝之亲戚，螽斯之子孙，嘉鱼之燕乐。不辨其象，何由知物。不审其名，何由知义。若株守一隅之见，东向而望不见西墙。当前者失之，而欲求诗人类取之旨罕矣。更何暇究星辰岳渎、礼乐车旗之大者哉？”[1]5-6徐氏接着在《发凡》中强调指出：诗之为诗，自兴观群怨君父之外，而终之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辨其名，知其义，多有益处。[1]9

　　三、《关雎》里的品类与情挚之鸟

　　实际上，从解诗赏诗乃至引诗的角度看，孔子要求弟子学诗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本身就包含着借此通晓诗三百篇托物起兴的用意和根源。众所周知，在《诗经》的四大部分中，“《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⑧

　　这里，我们不妨以《关雎》为例，审视一下名物的品类及其特征对解诗的影响。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就名物的品类言，这首诗中的鸟类有雎鸠，草本类有荇菜，乐器类有琴瑟与钟鼓。就其各自的基本特征看，我们先言乐器，次说荇菜，后述雎鸠。

　　(一)琴瑟(琴瑟友之)

　　琴瑟均为丝属弦乐器。《琴书》曰：“昔者，至人伏羲王天下，削桐为琴。”《说文》云：“琴，禁也。神农所作。”《乐书》云：“琴长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为宫而居中央，君也。商张右旁，其余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则君臣之位正矣。”《广雅》云：“伏羲氏琴长七尺二寸。神农氏琴长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弦，曰宫商角徵羽。文王增二弦，曰少宫少商。”《琴操》云：“伏羲作琴长三尺六寸六分，像三百六十日也。”《风俗通》云：“雅琴者，乐之统也。君子所常御，不离于身，非若钟鼓陈于宗庙，列于虚悬也。以为大小得中，而声音大声不喧哗，而流漫小声不淹灭，而不闻适足以和人，意气感发善心也。故琴之为言禁，雅之为言正也。言君子守正以自禁也。四尺五寸，法四时五行；七弦者，法七星也。”扬雄《琴清英》曰：“昔者，神农造琴，以定神，齐淫僻去邪欲，反其天真也。舜弹五弦之琴，而天下治。尧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⑨

　　这些说法，或为神话传奇故事，或为穿凿附会之论，显然不足为信。但作为古人论琴的遗响，确有助于窥知琴在古代乐器中的独特地位以及在儒家礼乐文化中所设定的作用。

　　关于瑟，据说一般分为雅颂两类。《三礼图》云：“雅瑟长八尺一寸，广一尺八寸，二十三弦。其常用者，十九弦。其余四弦，谓之蕃番赢也。颂瑟长七尺二寸，广八寸，二十五弦，尽用也。”《世本》云：“庖羲氏作瑟。瑟，洁也。使人精洁于心，淳一于行也。五十弦。”《黄帝书》云：“泰帝使素女鼓瑟，而悲。帝禁不止，故破五十弦为二十五弦。”《白虎通》云：“瑟者，啬也，闲也。所以惩忿窒欲，正人之德也。其君父之节，臣子之法。”⑩显然，古人论瑟，与儒家治心化人的乐教传统一脉相承，始终离不开身心修养或道德说教。

　　在中国音乐中，琴瑟并称的传统颇为久远，可上溯至《书经》的“琴瑟以咏”之说。在《周官》与《乐记》中，也有相应的说法，譬如“云和之琴瑟，于圆丘奏之；空桑之琴瑟，于方丘奏之；龙门之琴瑟，于宗庙奏之”，以及“丝声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等等。(11)不难推知，演奏之时，琴瑟配合，相互协调，构成雅音，具有感人心志或净化灵府之效。所谓“琴瑟友之”，就是说通过弹奏琴瑟来增进友爱之情。这在音乐功效上言，确是一方面；而借琴瑟的和谐关系来隐喻男女的爱情关系，则是另一方面。由此可见，“琴瑟”在诗中是运用自然而巧妙的双关语(pun)。

　　(二)钟鼓(钟鼓乐之)

　　钟鼓均属打击乐器。钟为金属，鼓为革属。《尔雅》云：“大钟谓之镛，其中谓之剽，小者谓之栈。”《释名》云：“钟，空也。内空受气多，故声大。”《白虎通》云：“钟之为言，动也。阴气用事，万物动成。”《吕氏春秋》云：“黄帝命伶伦与营援铸十二钟，以和五音。”《礼记》云：“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钟铭》云：“钟之为器，谐八音，而表节成物兼于军国致用。”《乐书》云：“金生于土而别于土。其卦则充，其方则西，其时则秋，其风阊阖，其声尚羽，其音则铿，立秋之气也。”(12)钟的大小分类、形状功用及其音响特点，这里均作了简要的说明。

　　关于鼓的情况，还有如下记载。《风俗通》云：“鼓，不知谁所作。鼓者，春分之音。万物郭皮甲而出，故谓之鼓。”《白虎通》云：“鼓，震音烦气，其本乃在万物之始。”《周礼》云：“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声，以节声乐，以和军旅，以正田役。教，为鼓而辨其声，用以雷鼓。鼓神祀以灵鼓，鼓社祭以路鼓，鼓军事以馨鼓，鼓役事以晋鼓，鼓金奏以金錞，和鼓以金镯，节鼓以金铙，止鼓以金铎。”《乐书》云：“革去，故以为器，而群音首焉。其卦则坎，其方则北，其时则冬，其风广莫，其律黄钟，其声一，其音痯，冬至之气也。”(13)抛开那些基于阴阳五行说的旧释，我们可以从中得知鼓的基本类型、不同功用、音响特点以及伴鼓乐器，等等。

　　与琴瑟一样，钟鼓在古乐中通常是并举的，如《周礼》中频繁出现的“令奏钟鼓”之说。这里的钟鼓，不仅是习礼演乐之时相互谐音、不可或缺的基本乐器，而且象征礼乐文化的传统习俗。“钟鼓乐之”作为《关雎》一诗的末行，主要是喻示燕乐烘托下的喜庆气氛，意思是说“钟鼓齐鸣，喜迎新娘”。但从整体诗境看，因“关关雎鸠”为起兴而诱发的男女爱情，经由“琴瑟友之”的升华作用，最终达到“钟鼓乐之”的燕乐婚庆，其全部过程在欢声互唤的雎鸠、乐音谐和的琴瑟与密不可分的钟鼓等隐喻式的烘托下，更加凸现出这段佳偶天成、喜结良缘的爱情故事及其喜庆氛围。

　　(三)荇菜(参差荇菜)

　　荇菜属龙胆科，学名为Nymphoides nymphaeoedes Britton，多年水生草本，长于池塘溪流。《唐本草》称其为蕃菜，《土宿本草》称其为水镜草，《本草纲目》称其为金莲子，俗名为菱角草、金丝荷叶或黄花儿菜等。其茎呈圆柱形，沉水中，暗紫绿色。其叶呈圆心脏形，质厚，上面光绿色，下面带紫色，叶柄下部膨大而包于茎。夏日，由叶腋出花梗，伸水上，开花冠五裂之深黄色花，每裂边缘具齿毛，果为蒴果，自古供食用。陆玑疏云：“其茎以苦酒(醋)浸之，脆美可案酒。”这里所言得“苦酒”，实为食醋。此菜以茎及叶柄为小束，食时以水淘去其皮，醋油拌之，颇为爽口。[4]1

　　《关雎》一诗中的“参差荇菜，左右流之”两行，给人一种流荡自然、鲜活柔顺的意象；接着，“参差荇菜，左右采之”两行，则在强化上述意象的同时，昭示出众人欢喜、竞相求取的景象。将此移植到对窈窕淑女的倾慕或男欢女爱的交互关系上，别有一番柔情蜜意寓于其中。难怪毛晋在《诗疏广要》中指出：“诗人取兴荇菜，以其柔顺芳洁可羞神明也。还重左右无方不流，以兴寤寐无时不求意。”因此，他根据荇菜的生长季节与当时婚嫁的习俗，对传统经学派的穿凿附会之说大加嘲讽： “况是时洽阳渭涣，尚未造舟亲迎，何得便说到后妃蔫荇，以供祭祀。埤雅直云，后妃采荇，诸侯夫人采蘩，大夫妻子采萍藻，虽有次第，尤为可笑。” [5]2-11

　　(四)雎鸠(关关雎鸠)

　　雎鸠是一种水鸟，《禽经》称其为王雎，即鱼鹰；又名白鹥，多见于江淮之间。据《毛诗传》注：“王雎挚而有别，多子江表，人呼以鱼鹰，雎鸠相爱，不同居处。” 《韩诗传》云：“雎鸠贞洁慎匹，以声相求，隐蔽乎无人之处。”徐铉亦称：“雎鸠常在河洲之上，为俦偶更不移处。”俗云，雎鸠交则双翔，别则立而异处。《朱子语录》注：“雎状如鸠，差小而长，常是雌雄两两相随，不相失然。”据说，雎鸠若失一方，则不再匹，故享有鸟中君子美称。[5]77可见，以具有“挚而有别”习性的雎鸠来喻示或比照窈窕贞静的淑女之德，寓意隐约深远，可谓古代诗歌中运用比兴手法的范例。另外，从大自然提供给人类的有关信息看，类似鸳鸯、天鹅和大雁等鸟类，其“两两相随”“白头偕老”“患难与共”等天然生活习性与人格化特征所内涵的象征意义不仅深化了诗歌意境，拓展了想象空间，而且给人以隐微的道德启示。

　　在《〈诗经〉新解与古史新论》一书中，现代学者骆宾基一方面断言雎鸠为今日大雁的古称(可备一说)，另一方面以具体的事例来证明其“挚而有别”的独特生活习性。所举实例读来生动感人，有助于进一步领悟《关雎》一诗的深刻蕴涵，体认托物比兴的微妙幽隐之处。这里详加转录，以便借鉴：

　　这里有往事三忆：

　　(1)少年时期读关雎章的回忆：大约是1928年，——我开始读《诗经》，只‘号书’，却不开讲，但年在20左右的读《尚书》的同学，却依据《诗经》的注释为我讲过雎鸠，是一种吃鱼的老雕，但为什么拿深目而性猛烈的老雕来开头？这和君子、淑女也连不上呀!……

　　(2)在吉林蛟河县的见闻：1953年秋天，在蛟河韩恩农业社，碰到这个社的业余猎手，谈天当中，有人进来喝水，兴奋地告诉他拖拉机在北草甸子垦荒，惊起一只大雁来，是只孤雁，向南飞了，飞得也不高，没出半里路就“扎”到那片沼泽地里去了!说：“你要是背上枪，管保到沼泽地那边的‘柳茅通’里还能撵出来!”我说：“不会飞走了么？”

　　“不会!”他抽着烟，还吐着一口一口的烟圈，心不在焉地说：“孤雁难飞，总在这一左一右的草甸子里转，赶起来，从南飞到北；再赶，又会从北往南飞，算是飞不出咱们左右这块草原了!”

　　“这是为什么呢？”

　　“离了群的雁，有翅难展呀!”他突然思索着什么，说：“说不定原来就是雁奴，流落下来了!”

　　“什么是雁奴呢？”

　　“走，咱们到拖拉机开垦区看看去。”……

　　在路上，他说：“你没听见说过夜里去摸雁窝的事吗？不用枪，带一条口袋和一盒洋火就行了!你知道，大雁是最喜欢在江心岛上的石头滩上露宿的；雁奴呢？就是失掉了对儿的孤雁。因为它不小心失落了它的那一口子，在群雁里就被那些公母成对的大雁瞧不起，沦为雁奴。夜里，雁群都一对一对地栖息了，孤雁得打更巡逻。”

　　“为什么不找另外的雁配对呢？”

　　“大雁的特性，母的失掉了公的，再不会和别的公雁去配对；公的失落了母的也一样，可仁义啦!”

　　于是，我突然想到“挚而有别”的雎鸠。

　　关于猎人半夜潜伏在江流的中心岛上，划火以使打更巡逻的孤雁长鸣报警以后，再立即吹熄，以离间群雁与‘雁奴’的信任关系。不久，惊醒的群雁重新安顿下来，再次入睡。等到岛中心的河滩在星空底下又完全恢复沉寂之后，猎人再二次划火，引起雁奴第二次长鸣告警的那瞬间再次吹熄。这一次在受惊的雁群四周观察，毫无值得惊异的声响和迹象之后，就对打更巡逻的孤雁，群起围攻，又噙又叨。以至第三次猎人划火，打更的孤雁再也不敢告警了。猎人就可以潜行近前，用手掐住雁脖子往口袋里装了。自然眼要看得准，手要灵，还得会把雁脖子盘到翅膀底下去，使它叫不出声来。原来是孤雁，自然经此一场灾难，虽然还是常鸣告警，但再也不敢随群飞了!而且从此，在雁群中就出现丧失配偶的几只孤雁，填补雁奴空出来的位置了。……

　　(3) “情挚”一例：不久，我又到蛟河县的另一个区里去采访，还记得区委书记名丁信。……晚饭过后，这个久久不语的女委员就说，在动物中，还有一种飞禽，公母之间的感情超过生死，与人类没有差别，或者说，还胜于人类的夫妇关系呢!于是，在我的恳求下，她要求自己的爱人、年轻的“老赵”讲，“老赵”就说：“你是说，那年我捡回来的大雁吗？那你讲好了，我回头还得到饲养场去帮着老于头儿除草呢!”她说：“那还是秋后，豆子打过场了。……他从新垦区回来，抱着一只大雁，是只母雁，一只腿坏了，不知是给什么打的。我就想留着等等看，说不定养好伤，明年春天还会下蛋呢!……一个冬天，这个母雁不但养好了伤，和人也熟了!随着鸡鸭进进出出，仿佛还合群儿，吃得也挺胖。谁想到，第二年一开春，半夜飞过大雁，半天空呱呱地一声高一声低地叫着，仿佛有呼有应似的。……不知怎么一来，突然听见我们窗外的鸡窝里，那只母雁也(口官)(口官)地向空中叫起来了!还听到鸡窝里闹腾声，闹腾一阵，又听见(口官)(口官)地叫，仿佛那只母雁撞开鸡窝门跑出来了!……小赵也醒了，他说，去看什么？有铁丝网围着，棚子门关的挺严，还会跑了它吗？天又冷，就没起来，等鸡叫三遍，天亮了，我起来先到窗下去看看，却没想到脚底下差点儿没踩扁一只大雁，我奇怪它怎么跑出来了，给什么东西咬死啦？再一看，这只大雁和笼子里的那只母雁脖子缠着脖子，绕成一股绳了，它是用力往外拉那只从铁丝网里伸出头来的母雁呢!这原来是一对儿雁，它听到母雁的呼唤声才一头扎下来的，它们哪里会想到，两只脖子相缠，拉起来固然有力，却会由于用力过猛窒息而死呢？扁扁的嘴上都有冻结的血，地下也有血迹的冰珠，而且它们两只脖子缠绕如绳，同样紧紧地冻结在一起，我怎样也掰不开了”……(14)

　　像这对大雁如此“挚而有别”的“恩爱”关系，恐怕只有在描写生死恋的爱情悲剧中看到。在现代犹如脱鞋换袜似的婚变世相中，我们自认为创造了文明与道德的人类，或许多少会从这对大雁的身上深切地感悟到“挚而有别”的真谛，恍然警觉到“恋(乱)爱自由”的误区，这或许会使德性废弛的人类深感汗颜。孔子倡博文，重道德。由他亲自整理过的《诗经》，将《关雎》置于首篇，不仅是因为诗美乐美，而且是因为情真意切，具有审美和道德范导作用。

　　众所周知，儒家诗教的宗旨在于培养“温柔敦厚”的品格，此乃孔子所要塑造的君子人格的一个重要侧面。因此，他赋予诗歌以多重功能。按他本人提出的标准要求，“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就是说，君子必须外修于文，内修于质，内外平衡发展方能构成完满人格。在部分程度上，达此目的有赖于诗歌这种特殊的话语形式，即一种集社交、政治、伦理、审美与致知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话语形式。在这里面，致知功能的突出效应至少有四：(一)通过辨别“草木鸟兽之名”这种“格物致知”的方式，将有助于人们进入“笃志博学”的奥堂，不至于堕入“正墙面而立”那种寸步难行的困境。(二)通过了解诗中鸟兽草木的习性特征，将有助于人们更加精确地解读诗文的具体含义和掌握赋比兴的修辞艺术。(三)在上述两者所构建的基础之上，将有助于人们更为娴熟地“献诗”或“引诗”，这样便可在不同的社交场合恰如其分地运用诗歌这种具有多重功能的话语形式，完成君上交付的政治与外交任务，由此避免“出使而不达”的尴尬处境。(四)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切最终将有助于人们实现“博文约礼”的崇高目的。所言“博文约礼”，语本《论语·雍也》：“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此说意指广泛学习诗书礼乐等古代文献，人们就会在文以载道的陶冶下，知书达理，蓄德储善，恪守礼规，养成克己或自律习惯，从而不违背做人做事的道理。这无疑是一条以学修身养性、成就君子人格的进路，同时也是孔子诗教中致知功能的目的性追求。

　　注释：

　　①参见王柯平《流变与会通——中西诗乐美学释论》“一孔子诗教思想发微”，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25页。

　　②转引自康晓城《先秦儒家诗教思想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第188页；陆玑、毛晋《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广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③陈大章《诗传名物集览》，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见丘良骥《序》。

　　④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见《四库全书》中的《诗名物疏》。

　　⑤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卷四十七。

　　⑥《孔子家语》，辨物第十六。

　　⑦同⑥，辨政第十四。

　　⑧同⑤。

　　⑨《四库全书：诗名物疏》(卷一)，《琴》。

　　⑩同⑨，《瑟》。

　　(11)同⑨，《琴》。

　　(12)同⑨，《钟》。

　　(13)同⑨，《鼓》。

　　(14)骆宾基《诗经新解与古史新论》，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7-42页；林叶莲《中国历代诗经学》，台北：学生书局，1993年，第126-129页。

　　原文参考文献：

　　[1]陆玑，徐雪樵.诗经动植物图鉴丛书：上册[M].台北：大化书局，1977.

　　[2]康晓城.先秦儒家诗教思想研究[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

　　[3]胡朴安.诗经学[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4：155.

　　[4]陆文郁.诗草木今释[M].台北：长安出版社，1975.

　　本文原载于《美育学刊》2016第2期，作者王柯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兼美学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跨文化研究院教授兼院长，主要从事中外美学与古代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