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

　　1793年，清乾隆五十八年，八十三岁的乾隆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了一队特殊的客人——“英夷”派来的马戛尔尼使团。英王派遣使团不远千里前来大清国，不是为了向乾隆祝寿，而是向清政府提出两国通商的要求。乾隆非常友好接待了使团，却拒绝了英王的通商之请：“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颟顸自大的清王朝自外于世界大势之外，给中国十九世纪的近代化转型预定了悲怆的调子。

　　假如马戛尔尼使团到访的是大宋国，情况又会如何呢？还是来看一个事例：987年，北宋雍熙四年，宋太宗“谴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每纲赍空名诏书，于所至处赐之”。十世纪的宋朝皇帝跟十八世纪的英王一样，派遣特使分赴海外，招徕贸易。

　　南宋时，宋高宗也说，“市舶(海上贸易)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埠通货贿。”跟诸邦展开海上贸易，乃是宋王朝的“旧法”。绍兴年间，有一位叫蒲亚里的阿拉伯商人娶了中国仕女为妻，在广州定居下来，高宗皇帝叫地方政府“劝诱亚里归国”。是宋朝不欢迎阿拉伯商人吗？不是的。而是因为，蒲亚里在中国定居后便不再从事外贸了，宋政府希望他回国去招揽蕃商，“往来于运香货”。当时的西欧在蛮族的统治下，退回到以物易物的自然经济状态，要不然，中英贸易难说不会提前八百年展开。

　　这便是宋王朝对于海外贸易的态度。整个大宋国的海岸线，北至胶州湾，中经杭州湾和福州、漳州、泉州金三角，南至广州湾，再到琼州海峡，都对外开放，与西洋南洋诸国发展商贸。宋政府在沿海大港口设“市舶司”(相当于海关)，在小一些的港口设二级机构“市舶务”，负责管理外贸市场秩序和抽税。市舶司每年从海上贸易中抽税近二百万贯(明代在“隆庆开关”后，海关抽解每年不过区区几万两银)，进出口贸易总额在北宋末超过2300万贯，在南宋绍兴晚年接近3800万贯。

　　资料图

　　历代中原王朝与海外诸邦的贸易关系，大体上被纳入两个系统中——朝贡系统与互市系统。朝贡是中原王朝安排天下秩序的机制，其中也包含了国际贸易的功能。从本质上说，朝贡贸易是一种具有“双重不平等”的商贸关系：诸邦向天朝纳贡，中国获得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政治荣耀。这是政治上的不平等：天朝高于诸邦。

　　经济上的不平等则反过来：中原王朝给予诸邦的回赐，其价值远远大于朝廷收到的贡品，诸邦在政治象征意义上表示臣服，但在经济上则得到了巨大的实惠。换言之，朝贡贸易可以满足中国王朝的政治虚荣心，而在经济收益上则是得不偿失的，用苏轼的话来说，“朝廷无丝毫之益，而远人获不赀之财” 。

　　但这样的朝贡格局在宋朝悄然发生了变化。宋政府对海外贸易采取了实用主义的做法，严格限制朝贡贸易，如宋高宗下令商船不得“擅载外国入贡者”，否则将处以“徒二年，财物没官”的惩罚；宋孝宗也有回绝朝贡的诏令：“比年以来，累有外国入贡，太上皇帝冲谦弗受，况朕凉菲，又何以堪？自今诸国有欲朝贡者，令所在州军以理谕遣，毋得以闻。”

　　显然，如果海外诸国得以朝贡的名义来华贸易，势必会冲击民间互市的贸易总量，进而影响到朝廷的抽税。这是宋王朝不希望看到的。也因此，宋政府在限制朝贡贸易的同时，也积极鼓励民间的海外贸易，海商只要在政府机关登记，领取“公凭”，便可以贩运商货出海。政府也鼓励海商招徕蕃商来华贸易，“蕃商有愿随船来宋国者，听从便” 。对在海外招商做出大贡献的海商，宋政府还赐予官职。

　　在海外商贸的带动下，沿海一带出现了走私风气——显然，走私可以逃避宋政府的课税。有大臣建议政府出台措施、严厉取缔走私。但朝廷考虑再三，还是默许走私活动的存在，因为走私不过是沿海小商贩的谋生之路，不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禁加打击的话，可能会损害整个海上贸易的环境、挫伤商人的积极性：“取私路贩海者不过小商，以鱼干为货。其大商自苏、杭取海路，顺风至淮、楚间，物货既丰，收税复数倍。若设法禁小商，则大商亦不行矣。”

　　资料图

　　而对危害海上贸易与商人安全的海盗，宋政府则严加打击，为此，政府在广州、泉州等港口设立“望舶巡检司”，在海面上置寨兵护航。这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保护商贸的海上护卫队吧。广东近海的溽洲岛，便有寨兵哨望、守卫，商船每次行使到溽洲岛附近的海域，“则相庆贺”。为什么？因为这意味着安全了，因为这时候“寨兵有酒肉之馈，并防护赴广州” 。每一年，当来华贸易的商船准备离港归国时，宋朝的市舶司都会拨一笔巨款(约三千贯)，设宴相送，请他们明年继续来华贸易。宴会非常盛大，“番汉纲首(相当于船长)、作头、梢工人等，各令与坐，无不得其欢心” 。

　　如果说，唐诗中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描述了大唐朝朝贡体制下的荣耀，那么宋诗中的“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则是表现了宋朝通商体制下的繁华。我喜欢“万国商”，因为它更有近代气质。

　　*节选自吴钩《宋：现代的拂晓时辰》，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我们都爱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