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于《当代儒学》第4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7月版，原题为《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重大项目“中国正义论——中国古典制度伦理学”系列研究启动仪式上的专家发言》。]

　　

　　各位专家：

　　上午好！现在我简要汇报一下本项目的基本情况。

　　本课题“中国正义论——中国古典制度伦理学”系列研究，是一系列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的总称，意在围绕关于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的“正义原则”问题，通过对“中国古典制度伦理学”、尤其是“儒家制度伦理学”思想资源的发掘，重建“中国正义论”，以回应“西方正义论”，为解决当代社会正义问题提供中国传统思想资源。

　　一、本课题的必要性及其意义

　　首先，本课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中国正义论——中国古典制度伦理学的研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不论在当今世界、还是在当今中国，正义问题都是一个热点问题。

　　就国内情况看，社会生活中存在着若干不正义、不公正、不公平的现象；因此，我国政府已将解决社会正义、社会公正、社会公平问题列为政府的一项基本的执政任务。但要在中国社会推进正义，显然决不能以西方正义论为标准，而应当着力研究中国正义论及其当代意义。

　　就国际情况看，当今世界更存在着严重的不正义、不公正、不公平现象。尤其值得警惕的，乃是某些以西方的正义论及其价值观之名，而行其不正义、不公正、不公平之实的现象。这种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态势，迫切地需要我们以中国正义论加以应对。可以这样说：“中国正义论”乃是中国“软实力”的核心之一，因为中国正义论乃是中国价值观的一种集中体现。因此，“中国正义论——中国古典制度伦理学”的研究乃是一项紧迫的现实任务。现有的西化的正义理论研究，对于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正义问题、尤其是国际正义问题来说，未必能够提供应有的思想理论的支撑、价值观念的支持。例如，尚未过去的国际金融危机所昭示与要求的重建国际经济秩序的问题，就迫切地需要我们重新研究中国古典制度伦理学、并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正义论”。

　　其次，本课题具有重要的思想理论意义、学术价值。从理论上看，现有的研究主要是由美国学者罗尔斯(J. Rawls)的《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所引发的，实质上只是一种“西方正义论”——西方制度伦理学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仅囿于西方学术的问题意识、思想视域，而且就其价值观念的实质而论，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表达着西方的正义话语、转达着西方的正义观念、传达着西方的正义立场。换句话说，这是“中国正义论”——中国古典制度伦理学的缺席。

　　自近代“西学东渐”以来，“中国正义论”这个由周公、孔子、孟子、荀子等所开启的博大精深而源远流长的传统竟被遗忘了，其结果是一种“集体失语”：在今日的思想界、学术界，在关于正义的理论问题研究、现实问题讨论中，处处充斥着西方正义论，再也没有了中国正义论的踪迹。这是很不正常的。

　　事实上，西方正义论只是人类正义观的一种形态而已，正如中国正义论也同样是人类正义观的一种形态。正义问题固然具有普遍性，然而对于正义问题的理解与解释、问题的解决方式、乃至于问题的提出方式，却总是具有特殊性的，这一切与现代民族国家(nation)的文化传统、现实状况密切相关。假如所谓“正义论”仅仅意味着“西方正义论”，那么这种正义理论必定是偏颇的；因此，“中国正义论”的重新发掘、研究、阐释，意味着对目前这种偏颇状况的矫正。这就是说，对于建构一种真正普世的、健全的一般正义论来说，重建“中国正义论”显然是一项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的研究工作。目前，随着国际国内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普遍价值及其现代意义的认知度、认同度的逐步提升，“中国正义论——中国古典制度伦理学”的研究应当、并且必将成为一个极其重要、极富前景的学术方向。

　　鉴于上述意义，近年来，已有一些学者进行过关于儒家的社会正义思想的研究，如蒙培元先生、万俊人教授、郭齐勇教授、干春松教授、颜炳罡教授、陈明教授、白彤东教授、石永之副研究员等一些学者，都发表过相关论文。但总的来看，目前的相关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推进，尤其需要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正义论”、目标明确地重建“中国古典制度伦理学”或“儒家制度伦理学”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并用以回应当今世界和当代社会的正义问题。

　　二、本课题的可行性及其前期成果

　　几年前曾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中国有正义论吗？”然而事实上，制度伦理问题、正义理论问题从来就是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学的基本课题，那就是关于“礼”与“义”或者“礼法”与“正义”、以及“仁义”、“义利”的思想学术传统。在中国话语中，“礼”是涵盖所有一切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的范畴，而“义”就是社会规范及其制度所应遵循的基本价值原则，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孔子所说的“义以为质，礼以行之”(《论语·卫灵公》)。众所周知，儒学的基本课题就是探究“仁”、“义”、“礼”及其关系；这里，“义”是“仁”与“礼”之间的枢纽。就其对“仁”的根本地位的强调而论，儒学就是“仁学”；就其对“礼”的制度规范建构的关注而论，儒学就是“礼学”，也就是一种制度伦理学；就其对“义”的原则确立的重视而论，儒学则是“义学”，也就是一种社会正义论。

　　这种作为中国正义范畴的“义”，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被荀子直接表述为“正义”了，他说：“正义而为谓之行”、“‘从道不从君’，故正义之臣设，则朝廷不颇”、等等。

　　为此，必须阐明一个问题：中国正义论和西方正义论之间，存在着可对应性和非等同性；汉语的“义”或“正义”和西语的“justice”之间就存在着这种可对应性和非等同性。汉语当中的与西语“justice”(正义)直接对应的词语，正是“义”或“正义”，唯其如此，我们才能用汉语固有的“正义”一词来翻译西语的“justice”。唯其存在着可对应性，两者之间才是可以比较的；唯其存在着非等同性，两者之间才是值得比较的。

　　两者之间的可对应性表现在：汉语“义”和西语“justice”一样，都具有这样的基本语义：它指一种基本的价值原则，人们就是根据这种原则来进行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的。因此，汉语学术中的“义→礼”思想结构和西语学术中的“justice principle → social system”思想结构之间是同构的。简言之，正义论、制度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就是：社会规范的建构及其制度的安排，是根据什么样的原则进行的？这个原则就是“义”或者“justice”。

　　在这个意义上，罗尔斯的正义论其实并未提出任何正义原则。我们这样讲的根据是：他所谓“正义原则”是某种“初始契约”，而我们知道，不论是初始契约还是后继契约，都是契约，即都是属于制度规范的范畴，而非制度规范赖以建立的先行原则。罗尔斯其实是把现代性的某些基本社会规范误认为是正义原则了。按照罗尔斯正义论的逻辑，除西方现代制度外，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所有制度都是不正义的。这显然是不能令人接受的结论。因此，罗尔斯的正义论只适用于某种现代生存方式，而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普适性”，亦即不能解释古今中外所有一切社会制度何以可能。

　　两者之间的非等同性表现在：汉语“义”和西语“justice”之间在语义上存在着许多重大的区别(兹不赘述)，其中最根本的区别是：

　　(1)在汉语学术中，“义”是由“仁”决定的，亦即“仁→义”的理论结构，亦即孟子所说的“亦有仁义而已”(《孟子·梁惠王上》)；正义原则中的正当性原则，意味着在制度规范建构中应当超越差等之爱、追求一体之仁，这也就是儒家倡导的“推己及人”、“推人及物”的原则。而在西方学术中，正义原则在多数情况下则仅仅被理解为一种理性原则，而理性与情感是对立的，因而正义原则与仁爱这样的情感无关；制度规范的建构只是人们理性地进行利益博弈的结果，这一点正是西方现代制度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的重要根源之一。

　　(2)汉语的“义”不仅仅意味着上述的正当性原则，而且意味着适宜性原则，亦即《中庸》所说：“义者，宜也。”这是西方正义论所缺乏的一种视野。制度规范的适宜性取决于具体的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因存在着历时的差异而要求时宜性，又因存在着共时的差异而要求地宜性，这就是说，某种具体的制度规范并非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适宜的。例如，我们记得，柏拉图反对民主制，判定这种制度是不正义的；但是，我们今天并不反对民主制，同时也不因此抹杀柏拉图的基本思想的意义。

　　鉴于上述，本课题的研究是可行的，研究中国正义论、并将其与西方正义论加以比较研究也是值得的。

　　不仅如此，我们的这种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若干前期成果：

　　(1)《儒学与制度之关系的生活渊源》：《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3期

　　(2)《“刑”与“直”：礼法与情感——孔子究竟如何看待“证父攘羊”》：《哲学动态》2007年第11期

　　(3)《大汉帝国的正义观念及其现代启示——〈白虎通义〉之“义”的诠释》：《齐鲁学刊》2008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2009年第1期全文转载

　　(4)《中国“大一统”的“三时一贯”论》：《学海》2009年第1期

　　(5)《危机还是契机？——当前金融危机与儒家正义原则之思考》：《阴山学刊》2009年第1期

　　(6)《中国正义论纲要》：《四川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伦理学》2010年第1期全文转载

　　(7)《孟子正义论新解》：《人文杂志》2009年第5期

　　(8)《“民本”的“人民主权”实质及其正义原则——周公政治哲学的解读》：《河北学刊》2010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2010年第7期全文转载

　　(9)《孔子的正义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2010年第2期

　　(10)《中国正义论——儒家制度伦理学的当代政治效应》：《文化纵横》2010年第4期

　　(11)《仁爱以制礼，正义以变法：从〈商君书〉看法家的儒家思想渊源及其变异》：《哲学动态》2010年第5期

　　(12)《制度规范之正当性与适宜性——〈周易〉社会正义思想研究》：《价值论与伦理学研究》2010年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版

　　(13)《生活儒学的正义理论》：《当代儒学》第1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4)《“周礼”现代价值究竟何在——〈周礼〉社会正义观念诠释》：《学术界》2011年第6期

　　(15)《中国正义论的重建——生活儒学的制度伦理学思考》：《文史哲》2011年第6期

　　(16)《荀子的社会正义理论》：《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3期

　　三、本课题的长远设计和近期规划

　　(一)本课题的长远系统工程设计

　　1、历史的研究，诸如：

　　①通史性的如“中国正义论史”、或者“中国制度伦理学史”研究；

　　②断代性的如“先秦社会正义思想研究”、“汉代社会正义思想研究”之类；

　　③学派性的如“儒家社会正义论研究”、“墨家社会正义论研究”、“现代新儒家社会正义思想研究”之类；

　　④个案性的如“董仲舒社会正义思想研究”、“孙中山社会正义思想研究”之类；

　　⑤文本性的如“《左传》社会正义思想研究”、“《礼记》社会正义思想研究”等等。

　　2、原理的研究，例如：

　　上述前期成果中诸如《中国正义论纲要》的原理研究的已有结果，可能在局部上、甚至在整体上还存在着遗漏和缺陷，这些都需要展开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和研究：

　　①整体的研究可着眼于中国正义论的总体性的理论结构；

　　②局部的研究可着眼于中国正义论的概念、命题、问题等等。

　　3、应用的研究，诸如：

　　①理论性的如“中国政治正义论”(Chinese theory of political justice)、“中国法律正义论”(Chinese theory of legal justice)、“中国经济正义论”(Chinese theory of economical justice)等等；

　　②实践性的如“当前中国分配制度的中国正义论研究”、“当今世界国际关系规范的中国正义论研究”等等，这类研究既可以是论文、着作的形式，也可以是调查报告、研究报告的形式。

　　4、跨文化的比较性研究，例如：

　　“中西社会正义思想比较研究”、“孟子与柏拉图社会正义思想比较研究”之类，或者“民本”与“民主”的比较研究、“均平”与“平等”的比较研究之类。

　　(二)本课题的近期设想

　　本课题作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的一项重大课题，计划在大约六年时间内，除撰写一系列论文以外，完成以下三部专着：

　　(1)《中国制度伦理学史》

　　(2)《中西社会正义思想比较研究》

　　(3)《中国正义论与当代中国制度建设》

　　以上汇报，请各位专家不吝赐教，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