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久:书于自己如同家人

　　书于自己,对顾久来说,如同家人。顾久回忆:幼儿时他不识字,却与哥哥一起看小人书,他记得那小人书叫《小朋友》。青年时,顾久当老师,总是学着把话说清楚。所以,再深奥的道理,再生僻的话意,他一直都是娓娓道来,并且力求说得浅显易懂。所有听过他讲课话的人,都感觉很愉快。在他看来,现在很多研究其实都是“老道理”新词解,他带研究生,总是提醒语言要浅白,内容要清楚。

　　“父亲每周逛书店给家人买书。家里最多的是古典书,我平时最喜欢看的是吕凤子的《中国画研究》。中学下乡当知青时与小伙伴们到公社搜书。鸦片战争、列宁论教育,这些相关内容的书箱,就是那段时间从知青手里获取的。别人家有书斋,而我却是‘书灾’。”顾久说,小时候,父亲有一本羊皮书,是前苏联的哲学辞典,虽然看不懂,但总是爱不释手。

　　1968年,顾久一家人下乡到凯里县革冲公社脚里小队,全家携带的是改装的一个超大型箱子,里面尽是唐诗、宋词、《红楼梦》、《辞源》等。当工人时,顾久偶得一张包裹豆腐的书夹页,那是《绞刑架下的报告》一书中一个章节—“267号牢房”,他爱不释手,坐在场坝旁边读,直到能够背下来。“生活艰辛,因为有书,反倒痛并快乐着。”顾久对大学时期自己撰写的剧本《书》仍然历历在目,话剧写的是一个爱书贩书的青年人与一个时代的际遇。

　　如今,顾久每周要逛书店两次。“说起来,我们一家三代人都是老师,四代人毕业于贵阳一中,爷爷、父亲、叔叔、我,还有女儿。我爷爷和父亲读一中时,那时候还不叫贵阳一中,叫南明中学。爷爷顾定基曾经参加过辛亥革命。贵州省文史研究馆曾编了一本辛亥革命的史料,上面提到了贵州宪政派,名单里面就有顾定基。据说爷爷从南明中学毕业后就自学高等数学。在贵阳教高等数学,大概他是第一人。我父亲从南明中学毕业后就读北师大,毕业后留在北京。在北师大,舅舅肖加驹与我父亲因共同爱好书和音乐结为挚友。以书为媒,父亲得以结识母亲。”

　　除了家人的影响,费孝通一直是顾久追随的精神领袖。费孝通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他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对后人影响甚大。他博览费老所有着作,竭力思考。他说,贵州人在生存过程中产生的独特的生存系统—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思维观念方式等,其实就是“贵州文化”。贵州文化的特色一是多彩,二是有两大底色。底色之一是贵州文化积极融入中原文化,走出大山,担当天下；底色之二是贵州文化使贵州人有了共同国家、共同民族的认同感。

　　顾久借用费孝通的话说:人,首先要深刻认识自己,从“由之”自觉到“知之”。其次,要深刻认识其他民族的文化。最后以欣赏的目光看自己,也看别人,最终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