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贵阳贵阳孔学堂六艺学宫传统文化专题讲座上,丰富得令人惊讶的史料、典故,从历史深处探寻当下,展现出文化庄严、厚重的图景,使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完全没有了陌生与隔阂如此亲近。10月26日,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儒教研究中心主任陈明关于“《中庸》新义——基于天人关系的解读”让现场观众耳目一新,受益匪浅。

　　市民孙新海聆听陈明教授解读《中庸》后说:“真是没想到贵阳贵阳孔学堂讲座如此精彩。经典文化的全新解读,在贵阳孔学堂接触传统文化的升级版,感悟传统文化魅力的同时又能学习到专家学者对传统文化3.0版的解读,没白来。”

　　贵阳贵阳孔学堂以“两创”方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核心,吸引海内外众多名家大儒,使优秀传统文化本身散发出无穷魅力和能量,使得省内外观众趋之若鹜,并纷纷为专家学者们不拘泥于学术专着的体例,活用史料和考据,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解读而拍案叫好。

　　“贵阳贵阳孔学堂的讲座我来过许多次了,这次也是带着问题来寻找答案的。这里的讲座非常好,给我启发很大。贵阳孔学堂对我来说是学习的好地方,也是能够为我解惑的好去处。”中学教师刘鲜感叹。

　　近期贵阳贵阳孔学堂推出的几场公益讲座,观众聆听了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史研究所所长方李莉的主讲《陶瓷上的中国文化》,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国学院教授丁四新的主讲《古代“忠”观念及当代中国人身份认同》,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教授黄诚的主讲《从黄老思想的兴盛到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寻找治国之道》等讲座,都激起强烈反响,普遍认为这样高质量的讲座为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了更多的现实意义,现场观众与学者热烈互动,广泛交流。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国学院教授,湖北省周易学会会长丁四新:当代中国人身份认同中“忠”的修养

　　摘要

　　身份认同是近现代的一个概念,而“忠”的概念,在传统文化里面,自先秦以来就存在着,而且成为儒家文化非常重要的概念。在传统文化里面,我们通过什么样的道德修养、美德,使我们与国家和社会、或者所依存的团体发生密切关联呢?就是通过“忠”来进行的。所以我们古代的“士”或者贵族非常强调“忠”的修养。

　　“忠”在先秦以来的构型,很早就已经确定了,汉代《说文》说:“忠,尽也。”“忠”就是我们的主体精神,是我们人这一主体发自内在思想的作用,让主体的修养获得某种美德,谓之为“忠”。在古代“忠”和“孝”是一对密切关联的概念,是通过中国的社会结构产生出来的。“孝”字,本身的构型,上从“老”下从“子”,是年轻儿女对待长辈,长辈在上方谓之“孝”,所以“孝”里面自然就包含着“侍奉父母”的概念。近2000年以来,我们都宣扬作为“臣”来说,必须对待君主、或者上级要服从,有一种服从的观念,当然“服从”和“忠诚”的观念是紧密关联的。既然要忠诚,当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要有服从的含义。

　　身份认同的概念,是从西方引进来得,是指某一个个人或者个体与特定的社会文化之间的认同,不光是特定的文化,也包括特定文化所依存的社会结构,以及相互关联的不同的纯体之间的关系。

　　互动

　　观众:当代“忠”的观念和当代中国人身份认同,它是我们中国梦的基础,但什么是中国梦?

　　丁四新:“中国梦”的宗旨就是让中华民族在当今世界重新打造富强,人民更加富裕的状态,那是中国梦的核心。对于个体来说,“忠”的观念在当今社会要大力发扬,特别是爱国主义需要发扬。因为“忠”是一种美德,通过爱国主义观念把“忠”的美德加进来,从而去要求我们当下每个公民人格的修养。

　　观众:“忠”的观念应该在当代社会如何得到解释和建构?

　　丁四新:涉及到对于“忠”背后一个是关联的历史条件,还有一个关联的文化形态,站在儒家立场上说,它既有对于乡土观念的关切,又有对于国家本身的热爱,乃至把自己身家性命等同于国家,但是儒家同时也有天下观念,儒家还有一个观念来制约它就是对于“仁”、对于“民”的问题,要求掌握着权利的人,不仅仅是在你的精神观念上要慈惠爱民,还要通过立法方式,保障人民的利益得到满足。

　　观众:当代中国如何更好地做到文化回归的问题?

　　丁四新:传统文化复兴有很多条件和原则,比如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等等,我们要选择哪一些文化继承?去把这些优秀的文化,怎么样进行推广?是每一个读书人、出版人,包括官方民间共同努力的结果。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史研究所所长方李莉:陶瓷上品文化:美食不如美器

　　摘要

　　中国人的审美讲究“天趣”,追求天然之美,含蓄之美。宋代的瓷器讲究质地美,不讲究花纹美。所谓的质地美,就是它里面的青瓷不是一览无余的,仔细看看,里面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让我们感受的。当时官窑的瓷器叫“金丝铁线”,出现大裂纹、纹片,其实这个纹片釉,真正来讲本来是陶瓷上的一个瑕疵。为什么是瑕疵?它是因为胎和釉收缩力不一样就发生了裂痕。但是中国人喜欢借力,喜欢顺其自然,讲究物我两忘,人和物是可以相通的；讲究自然而维持的,不讲究人工而维持,认为天公之美是最高意境。

　　古代中国,上层文人士大夫和皇帝的文化,追求高雅的美。老百姓追求一种自然朴实的美。钱穆讲中国是一个工艺美术非常发达的国家。中国人很讲究生活情趣,“花鸟鱼虫”皆可以入画。哪怕是一个茶杯,一床被面都可以画上几根竹子、鱼虾,写上一点书法。当然现在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的粗糙了,历史上中国人是非常的讲究的。比如孔子讲“美食不如美器”。我们现在特别讲究物质、讲究菜好吃,中国自古以来讲究精神文化,不光讲究好吃,还讲究美感；不仅要吃,还要吃出美感。所以中国古代叫做“鼎食钟鸣”,吃饭要用很好看的“鼎”,而且还要有音乐。所以中国以前,你看孔子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很多人家里面不光要建上房子,还有自己的庭院,还要栽上几株竹子、还有芭蕉。

　　互动

　　观众:中国瓷器有一万多年的历史,当今世界,瓷器文化以怎样的状态呈现?未来信息高度发达的世界,瓷器还能不能继续承载中国的文化?

　　方李莉:欧洲人学会做瓷器,很快进入了机械化生产阶段,快速,而且非常的规整化、标准化。鸦片战争以后,欧美瓷器占领了市场。以前景德镇做瓷器,祖祖辈辈做瓷器就靠眼睛看。机械化以后,用化学来分析,用温度计来烧瓷器,很厉害,出的次品就少。外国人很喜欢中国皇家瓷器,要买中国手工仿古瓷。所以景德镇一些瓷厂保留了一些手工的东西。

　　如今,传统文化回归热,手工业作坊开始恢复。我当时写《漂失的古镇》,想记录一些瓷城旧的事物,我现在想写一写瓷城新事。现在手工业作坊出来了,很多手工的茶具、手工的艺术瓷开始出现,而且在景德镇非常的火,很多外国人都到景德镇学做瓷。

　　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教授黄诚:治国有层次治心最关键

　　摘要

　　治国,从文化上治,我们要有一个文化认同感,儒学充当了这个价值、充当了这个理念。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汉武帝会选择儒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汉武帝时期经过刘邦的休养生息,经过文景之治,综合国力强盛起来。汉朝的大国之路由此开始,恰恰儒学在这个时候充当了一个统一的价值判断。

　　汉武帝选择儒学是由于儒学的自身特性所决定。儒家伦理讲德治、讲法治,尤其是它积极入世的精神,契合了时代的需要,构成了汉武帝选择的重要原因。

　　公平正义是一个永恒话题,不仅在过去现在,公平正义仍是我们治理国家、治理社会的一项基本准则。只有建立在公平正义基础之上的制度,才能对我们的切身利益有所保障。这也是汉代制度给我们的经验,就是要靠制度来管人、制度来管事、制度来管国家。

　　管理的灵魂是用人。用毛主席的话来讲,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其实讲的就是一个用人之道。刘邦的用人智慧,发挥人力资源的最大优势,彰显领袖的人格魅力。关键的因素,是能够把这些能人团结在自己的麾下。这就是他的能力。所以在汉代的历史上,刘邦怎么用韩信,萧何如何月下追韩信的……形象说明人才最重要。

　　治国的最高境界是治心。中国文化讲究反求诸己,向内用工。诸己从自己的心中来治理,因为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强调了心性的作用。庄子的《大宗师》也说“圣人之用兵也,亡国而不失人心。”历史的启示告诉我们,治国有层次,治心最关键。

　　互动

　　观众:刘邦的用人之道。确实用得非常好。他是一个领袖之才,他善于用才。当时的背景、历史环境,怎么会出这样一个人才?刘邦有何德何能,能够把天下的人才召集手下。

　　黄诚:刘邦是一个谦虚的人,能够团结大多数的人。他有雄才大略,虽然他和羔羊酒徒为伍,但是他胸有大志,在这个过程中磨炼自己。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为他治国积累一些人生的经验和体会。刘邦有人格魅力。他的禀性、习惯、处事思维决定了他能够团结大家,所以才能够把英雄纳于帐下。我想他在这几个方面有他的过人之处,也是他之所以成为刘邦、成为汉高祖的一个重要原因。

　　观众:从中国历史上来看,中国的学问经历了汉唐的经学,隋唐的佛学,还有宋明礼学,明初的实学,包括清代的朴学。您觉得我们当代怎样延续?

　　黄诚:从学术史谈到了未来的走向,从道统和血统关联起来,血统一定要符合道统,道统一定要体现血统。从学术史的梳理来看,从百家争鸣到汉唐儒学、佛学,到宋明礼学,到明清实学,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学问,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问,一时代有一时代的主语话流。学术要体现出时代的需要,学术要回答现实的政治问题。唐代需要一统,一统的时候重新去回到儒学一统的传统。到了宋明、到了实学,实学有个前提和背景,就是王学的末流,它产生了一种狂妄自大的虚。既然产生了虚的,就需要一个实的。它是一个贯通的文脉,它的精神无论是在选择新兴儒学、政治儒学,都是在根据时代的条件统合。所以,当今我们的走向要根据它的道统,根据它的时代性问题来取决于学术的走向。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儒教研究中心主任陈明:儒学复兴要对社会认同有所承担

　　摘要

　　朱熹合编的《四书》中四本经典有着这样的作用与联系,《大学》是建立一个规模,然后《论语》就是打一个基础,《孟子》是一个实践的时候,《中庸》就是建立一种微妙。从中也看到它们都是以人为中心,并且是人格的养成和培养为目标,还带有一定的宗教性。

　　儒学文化的整个系统和价值与“天”有一种基础性的关系,将整个国家、社会都与“天”紧密结合起来,建立了这样一个“天”文化的系统。今天为什么要提出《中庸》新说这个题目呢?一个基于以人为中心,出于一个伦理、道德和教育的系统在今天已经不好使了,需要升级,确保天、地、人、社会、政治这样的元素和内容要重新的整合起来,更多的是要实践起来。

　　儒学在今天的复兴,不能只是把他作为道德理论去复兴,对政治的奠基,社会的认同要有所承担,有所承诺,并且要兑现这种承诺,这就是我们来评价《四书》这个系统的一个出发点和参照性。一个文化的价值意义不是通过一个别的文化来进行比较,来证明自己,它要对使用相信它这个文化的人,对生命力,对生活的组织、国家的构架能有所承担,对中华民族、中华大地要有所承担,从这样一个角度来构建自己的重要性,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很大的改进。

　　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既不能把儒学的意义撑出来,也不能帮助建立跟它的联系,也不能帮我们找到未来的方向,无法回答“你是谁,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些问题,一个文化是一定要对这些问题进行阐释的。《中庸》的新义就是从这样一个角度得出来的。儒家它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系统,是一个有意义的系统,是在告诉你去怎么做的,一种实践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