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库存目的由来

　　清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共收录历代典籍3461种(据文渊阁《四库全书》)，号称中国传统文化的渊薮。但是《四库全书》并不全，不仅其所收书中有不少内容经过抽毁和篡改，而且还有大量典籍被摒弃在外，或予以禁毁，或列为存目。其中仅列为存目的就有6793种，几乎是《四库全书》的两倍。

　　所谓“存目”，根据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十七日上谕，就是“止存书名”，不收其书，在《四库全书总目》各类着录书后给这些不予收录的书撰写了提要。对照四库提要，全面分析四库存目书的内容，可知存目书之所以列为存目，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四端：

　　第一，“有悖谬之言”，即含有批评清王朝统治内容者。清王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所取代的是明王朝。所以明后期和明清之际的着作若有不利于满族形象和统治的，均列为禁书，其中一部分收入存目。辽、金、元与清一样属于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且金是满族的先祖，所以宋代和明初关于民族关系的记载如有不利的内容和字句，也被大肆篡改、禁毁或列为存目。例如史部杂史类，着录的只有22种，抑为存目的多至179种，几乎全是宋明及清初杂史。又如明汪子祜《西四集》，因其书“卷五吊岳武穆诗，语意偏谬”，遂予以抽毁并列为存目。明魏焕《九边考》，因其书“抄撮案牍”，“多指斥文句”，故予以销毁并列为存目。明王洙《宋史质》，因其书以明朝直接继承宋朝大统，而将少数民族建立的辽、金、元三朝置之外国，与西夏、高丽同列，四库提要乃宣称“自有史以来，未有病狂丧心如此人者，其书可焚，其版可斧”，予以禁毁并列为存目。其他如明代焦竑所辑《献徵录》、谈迁《枣林杂俎》、袁宏道《袁中郎集》、王世贞《弇州史料》、毛＠⑶《平叛记》等等，均因内容涉及明清之际史事，或有“偏驳”、“悖谬”、“偏谬”之语，不能为清王朝所容，而被摒入存目。毫无疑问，这类书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明清时代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非圣无法”，即含有反礼教、反传统或宣传异端倾向者。清王朝崇奉程朱理学，厉行思想专制，因此对于“离经叛道”的着作，“掊击必严”，“摒斥必力”。例如明代着名思想家李贽反对盲目崇拜孔子，认为“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提要评其《李温陵集》云：“贽非圣无法，敢为异论”，“故其人可诛，其书可毁，而仍存其目，以明正其为名教之罪人”。又评其《藏书》云：“贽书皆狂悖乖谬，非圣无法”，“罪不容诛，其书可毁”。二书均列为存目。再如明代着名学者李之藻编的《天学初函》，上编宣传天主教义，下编介绍西方近代科学知识，提要云：其书“崇奉天主以炫惑人心”，“欲人舍其父母而以天主为至亲，后其君长而以传天主之教者执国命，悖乱纲常，莫斯为甚，岂可行于中国者哉”，故“概从屏斥，以示放绝，并存之藻总编之目，以着左袒异端之罪焉”。由于清王朝在宋明理学上，尊程朱而贬陆王，对于王学传人及其他非程朱派的学者王廷相、王艮、孙奇逢、颜元、李塨、王夫之、黄宗羲、冯班、李颙、潘耒等人的着作，也多仅存其目，如提要斥责明卢格《荷亭辨论》“持论诡异，攻击朱子之说”，季本《易学四同》“标心学之旨”，罗洪先《冬游记》所言涉及“性命学问”，薛侃《图书质疑》“守姚江良知之说”等等，均摒入存目。实际上，这类书对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是非常宝贵的资料。

　　第三，着作时代切近者。清王朝编纂《四库全书》有篇幅和时间的限制，为了控制规模，加快速度，遂从“贵远贱近”的原则出发，将大量的时代较近的明清着作斥入存目。兹以集部别集类为例：汉魏至宋元别集收入《四库全书》的有629部，列入存目的只有133部，存目书约占总数的17.4%，而且存目中的汉魏至宋元别集有不少属于明清时期学者的注释评选本。也就是说，汉魏至宋元时期的别集绝大部分都收入了《四库全书》，只有极少数列入存目。明、清两代的别集却大大不同。明人别集收入《四库全书》的只有238部，列入存目的多达852部，存目书占总数的78%。清人别集收入《四库全书》的仅有41部，列入存目的多达583部，存目书占总数的93.4%。明清两代列入存目的别集竟有1441种之多。如此众多的别集，是我们研究14世纪中期至18世纪中期中国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发展状况的资料宝库，其中明代如叶盛《＠⑹竹堂集》、王九思《＠⑺陂集》、康海《对山集》(十九卷原本)、湛若水《甘泉集》、邵经邦《弘艺录》、李开先《闲居集》、茅坤《白华楼藏稿》、徐渭《徐文长集》、戚继光《止止堂集》、臧懋循《负苞堂稿》、董其昌《容台诗文集》、汤显祖《玉茗堂集》等等，清代如刁包《用六集》、曹溶《静惕堂诗集》、彭而述《读史亭诗集》、王士＠⑻《渔洋诗集》、汪琬《钝翁类稿》、陈廷敬《午亭集》、吴嘉纪《陋轩诗》、徐乾学《＠⑼园集》、曹寅《楝亭诗钞》、孔尚任《湖海集》、张廷玉《澄怀园全集》等等，或政治、或艺文、或学术，无不赫赫有声。再以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为例：宋元地方志10余种全部收入《四库全书》，而明代地方志仅有6种收入，清代地方志仅有15种收入。其余明清时期的地方志100余种全都列入存目。就明清二代而言，列为存目的地方志约占总数的84%。即便是四库提要也不否定这些地方志的价值。例如提要在评介列为存目的《澳门记略》时说：“考《明史·地理志》只载南头屯门、鸡栖佛堂门、十字门、冷水角、老万山、零丁洋澳诸名与虎头山关之类，其他皆未记其详。此书于山海之险要，防御之得失，言之最悉。盖史举大纲，志详细目。”

　　第四，“寻常”、“琐屑”之作。清王朝编纂《四库全书》时，曾将一些他们认为是“未越群流”的“寻常”之作或属于“小道”的“琐屑”之作列为存目。今天看来，存目中确有少数着作水平不高、价值不大。例如明万历间左宗郢作《麻姑山丹霞洞天志》十七卷，刻于建昌府任上。清康熙中，湖东道罗森命萧韵稍事增补，就左宗郢原版改刻，各卷首页为：“古燕罗森约斋、南州李明睿太虚裁定，中州狄宗哲鲁修、都梁李正蔚豹采鉴订，南城萧韵明彝增补。”到雍正间，何天爵、邱时彬又重修此志，仍为十七卷。四库存目地理类中记载有《续刻麻姑山志》十七卷，明左宗郢撰，清何天爵、邱时彬重修。又记载《麻姑山丹霞洞天志》十七卷，清罗森撰。又记载《丹霞洞天志》十七卷，清萧韵撰。罗、萧二本实为一书，并无区别。因此三个存目实际都是在左宗郢原本基础上稍事增改而成。这是比较拙劣的着作方式，其书价值确实不高。但在存目的6793种书中，这样的书是为数很少的。有一些书作为着述来看，并非上乘，但作为文献资料来看，仍宜保存。如《百花鼓吹》一书，“虽无甚大意义，然亦元明文学资料之一种，不宜听其沦落也”(郑振铎《西谛书话》)。还有相当多书在当时看来水平不高，价值不大，但随着时代的演进、学术的发展、学者治学趣味的变化，反而变得很有水平，很有价值了。例如关于古代游戏杂技方面的书，四库提要认为“事皆琐屑”，除《元元棋经》一卷、《棋诀》一卷(均从《永乐大典》辑出)收入《四库全书》外，其余十一种全都列入存目，它们是：明林应龙《适情录》二十卷、明王zhì＠⑽登《弈史》一卷、明王思任《弈律》一卷、明佚名《秋仙遗谱》十二卷、明顾煜《射书》四卷、明程道生《射义新书》二卷、明李孝元《壶谱》一卷、明郭元鸿《壶史》三卷、唐李翱《五木经》一卷、丫角道人《双陆谱》一卷。中国古代游戏杂技源远流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目前除围棋复兴外，投壶、双陆诸戏已鲜为人知。要探究中国杂技史，必须求助于存目之书。又如着名的《方氏墨谱》和《程氏墨苑》，因为它们只讲花纹模式，不讲造墨之法，而被认为缺乏实用价值，列入存目。但恰恰在它们的“雕镂题识”、“摹绘精细”上，被后人认为是版画史上的杰作。再如宋人王柏的《诗疑》、《书疑》，敢于怀疑《诗经》、《书经》，被四库提要指为“师心杜撰，窜乱圣经”。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却是疑古非经的大胆之作。1930年顾颉刚先生即把《诗疑》点校出版，列为《辨伪丛刊》之一。明末夏允彝的《禹贡合注》，因为“多证合时务，指言得失”，“于经义无关”，被列入存目。但今天看来，那是夏允彝借注经寄托对时局的看法，是研究其思想的好材料。明代王圻的《续文献通考》在经籍考中记载了《琵琶记》、《水浒传》这些当时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曲小说，遭到四库馆臣的讥讽，其实现在正可以作为研究戏曲小说史的宝贵资料。

　　综上所述，可知存目书之所以为存目书，主要是因其不符合清王朝的统治需要和价值标准，同时也与清王朝要控制《四库全书》的规模，加快编纂速度有关。存目书与《四库全书》着录书之间并没有一条鸿沟加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