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史学思想因其所处社会现实的急剧变化，以及承接了中原文化和其他多种文化营养的馈赠，而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内容。其独具时代气息的思想特征，及其对于前代史学思想的发展和对后代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元朝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建立，各民族多元文化的融合以及元朝统治者对于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原“汉法”的逐步重视和接受，使得这一时期的史学家和思想家能以务实的态度看待各民族的历史地位和关系，从而引起了史学思想中民族观念的发展变化。史学思想中积极的、进步的民族观念冲破了“夷夏之防”，在辽、金、宋三史的编撰问题上摒弃了以辽、金为“边夷”，以宋为“正统”的偏狭观念，确立了“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引自权衡《庚申外史》卷上)的原则，从而保证了辽、金、宋三史对各民族历史的丰富记载，这在历代正史的编撰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第二，元朝大一统的局势及其广阔的疆域，不但加强了中原与边疆的联系，而且不断扩大了与域外的交通，形成元代社会对外开放的特征。中外交往，不分此疆彼界的社会条件，大大开阔了元代史学家的眼界。史家总结历史、认识世界的历史意识有了提高，边疆史地、域外史地着作的数量不断增多，其认识的广度和深度皆超越了前代。元代开阔的历史意识及与此相关的史学成就，对明代西洋航海和海外记述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对于清代后期的西北史地及其它边疆史地的研究和外国史研究有很大的影响。元代几部重要的域外游记和志略，不仅在后世有大批中外学者校勘、注释、研究，在国外也有不少译本，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的学术影响也是世界性的。

　　第三，元代理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形态，从积极的意义上说，为广大史家对历史过程作理性思辨提供了哲学依据，提高了元代史学思想的认识境界。元代史学思想在理学的影响下，具有不同于前代的一些思想特征。在历史观方面，元代史家和思想家注意考史而求理；注意历史过程中“数”与“变”的关系，强调通变；以是否实行王道德治，作为考察历史治乱兴衰的标准。在将理学的心性学说引入史学方面，揭斯关于“心术”和“史意”的思想，对于清代章学诚的“史德”、“史意”两大命题应有较为直接的影响。在经史关系论方面，史家胡三省就明确反对重经轻史观念，表达了“经史并重”的主张；郝经、刘因则提出“古无经史之分”思想，在客观上削弱了经书的地位，强调了史学的重要。他们对于经史关系的系统论述，是古代史学思想对此问题认识的新台阶，与明代王阳明“五经亦史”、李贽“经史相为表里”，清代章学诚“六经皆史”的思想有相通之处。

　　第四，元代史学思想继承了宋辽金史学重视当代史学和总结历史的意识，更加重视史学的借鉴功能。元初学者反省了宋末理学高谈天人性命，而于经世救国无济于事的教训，注意学术经世的求实精神，有力冲击了空疏风气，对宋末元初学风的转变具有积极的意义。元代史学从时代要求出发，努力发挥史学的经世作用。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继承杜佑《通典》“经邦”、“致用”的传统，以更为开阔的视角、详密的门类、丰富的内容对宋以前的历史进行了总结，它对于宋代衰亡历史教训的思考，为元代社会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虞集则在《经世大典》序录中宣扬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意识，称颂元朝统一大业的宏大气象，阐述多民族统一国家“为生民之命而开太平之基”的历史作用和成就；总结和提倡爱民厚生的经世思想；强调德治教化的社会功用。反映了元代史臣总结当代典制历史，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规范和参考的经世致用意识。

　　综上所述，元代史学思想继承前代史学的优良传统，吸取了理学哲学思辨的营养，以更为开阔的历史视野，在探求历史盛衰之理、发展多民族统一观念以及史学的世界性意识和史学经世思想等方面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和思考，体现了元代社会的时代精神，是中国史学思想史中一份独具特色的宝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