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是近代国学的宗师，他对于当代的国学思潮影响至大至深。因此，要谈国学大师，是不能回避太炎先生的。章太炎早年走的也是纯正的清代学者的道路，他年少时在杭州西湖边上的诂经精舍师从俞樾学习经学与小学。但近代风起云涌的维新思潮与革命运动，促使他走出书斋，诀别俞樾。他将自己的学问与实践结合起来，他的学生鲁迅先生称他为“有学问的革命家”。自1905年起，章太炎在《国粹学报》上发表若干学术文字，并在东京开设国学讲习班，“宏奖光复，不废讲学”。1906年，章太炎在日本主编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时，刊登《国学振兴社广告》，仿效日本一些学者用“一国固有之学问”来弘扬民族精神的做法。章太炎的国学讲习班培养了许多国学大家。后来北京大学一些着名的文科教授，如：黄侃、朱希祖、钱玄同、周树人(鲁迅)、沈兼士等，大多出之于章太炎的门下。章太炎晚年退出政坛，在苏州主持章氏国学讲习会，主编《制言》杂志，培养国学人才。

　　梁启超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在此清学蜕分与衰落期中，有一人焉能为正统派大张其军者，曰：余杭章炳麟。”在晚清学界新旧交替之际，章太炎呼吁：

　　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

　　章太炎告诫人们，当此国运日危、文化转型之时，光靠国学固然不足以立国，还要充分学习西学，但是国学不振而要复兴中华却是绝无可能的。

　　章太炎是近代国学的宗师，他对于当代的国学思潮影响至大至深。因此，要谈国学大师，是不能回避太炎先生的。章太炎早年走的也是纯正的清代学者的道路，他年少时在杭州西湖边上的诂经精舍师从俞樾学习经学与小学。但近代风起云涌的维新思潮与革命运动，促使他走出书斋，诀别俞樾。他将自己的学问与实践结合起来，他的学生鲁迅先生称他为“有学问的革命家”。自1905年起，章太炎在《国粹学报》上发表若干学术文字，并在东京开设国学讲习班，“宏奖光复，不废讲学”。1906年，章太炎在日本主编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时，刊登《国学振兴社广告》，仿效日本一些学者用“一国固有之学问”来弘扬民族精神的做法。章太炎的国学讲习班培养了许多国学大家。后来北京大学一些着名的文科教授，如：黄侃、朱希祖、钱玄同、周树人(鲁迅)、沈兼士等，大多出之于章太炎的门下。章太炎晚年退出政坛，在苏州主持章氏国学讲习会，主编《制言》杂志，培养国学人才。

　　梁启超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在此清学蜕分与衰落期中，有一人焉能为正统派大张其军者，曰：余杭章炳麟。”在晚清学界新旧交替之际，章太炎呼吁：

　　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

　　章太炎告诫人们，当此国运日危、文化转型之时，光靠国学固然不足以立国，还要充分学习西学，但是国学不振而要复兴中华却是绝无可能的。

　　当时，一些“五四”急进派围攻汉字的呼声四起，中国的语言文字处在岌岌可危的境地。章太炎坚持不为所动，他强调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或可说是本质。他在系统的论证中，再三论述了这个语言文字体系对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不可替代性，“古字至少，而后代孽乳为九千，唐宋以来，字至二三万矣……字虽转繁，其语必有所根本。”正是因为中国的语言文字是这样富有中国民族生命精神的系统，章太炎才从其中发掘资源，构造一个“依自不依他”、具有自觉精神的文化主体。章太炎认为，文化亡则国家必亡，即使一朝国破，文化血统流传在国人心中，那么复国也就指日可待。从中不难看出他如此强烈的人文情怀与民族意识。

　　在章太炎看来，新的语言资源大可从我们就有的丰富宏博的方言中取得，没有承前，必不能启后。更难能可贵的是，章太炎积极地身体力行自己的学说主张，编制了一套36个声母，22个韵尾的标音方案，后由钱玄同等弟子发扬推广。章太炎在艰辛着述的《新方言》中，利用中国语文的声音古今相禅的特性，用“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的着作方针，来实践他建设现代语文的主张，他明白对于旧有的文化资源必须慎之又慎，当狂热的西学大潮席卷涤荡古老的文明，过快的车轮也许会盲目的碾碎一切，这时，必须有悲剧英雄去阻挡，以拦住这受惊狂奔的飙车。

　　章太炎并不反对白话文的运用，他曾在浙江省教育会上说：“将来语言统一之后，小学教科书不妨用白话文来编。”他也深知当时“文”和“言”不可能不走向一致，上古的《尚书》就是当时的口语，但坚持认为修饰是必要的，虽不得不“随西洋语言的习惯”，但也要“深通小学”。

　　从后来的实际情形来看，一批以鲁迅为代表的白话文作家为白话的推行打下成功的基础，胡适“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设想得以实现，章太炎“博考方言”的设想终成历史，他对于现代文学的贡献隐而不彰，逐渐为人所忽略。但他的贡献却并没有被人遗忘。钱玄同也承认受了老师的影响：“我得了古今一体，言文一致之说，便绝不敢轻视现在的白话，从此便种下了后来提倡白话之根。”胡适在1926年也坦陈中国语文的重要：“在这个我们的国家疆土被分割侵占的时候……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国语、汉字、语文这三样东西’来作联络整个民族的感情思想的工具。这三件其实只是‘用汉字写国语的国语文’一件东西，这确是今日联络全国南北东西和海内海外的中国民族的唯一工具。”刘师培在《<新方言>后序》指出了章太炎先生的苦心孤诣：“昔欧洲希，意诸国受制非种，故老遗民保持旧语，而思古之念沛然以生，光复之勋，灌蕍于此。今诸华夷与希、意同，欲革夷言，而从夏声，又必以此书为嚆矢。此则太炎之志也。”而我们在建国后，曾天真地幻想让汉字走拉丁化的“改革”之路，以适应全盘西化的文化岐途，结果怎么样呢，相信历史自会作出公正的评判。事实上，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一旦离开了汉字之根，必将如章太炎所预料的那样，沦为游魂散魄，最后烟消云散。

　　章太炎的小学学问，虽有黄侃、陆宗达、王宁等传人，但“为此这一学科所涉及的内容，并没有被后人接受，到五十年代后，竟至断裂，几成绝学。”但是他对中国语言文字保留倡导的功绩，我们实不能忘。

　　当是时，章太炎最深痛的就是对本国文化无自律自觉，逢迎随波的行为，他深切明白“民族无自觉，即为他民族陵轹，无以自存”。他用一生的着述证明了中国文化传统的“闳硕壮美之学”足以自信自立，不必尊崇远西之学。如今，我们的国学研究依旧要常常回味于章太炎，他所继承构建的中华文化传统，今日也亟待我们的重新发掘与建设。着名学者王富仁先生在《新国学论纲》中高度评价章太炎的国学成就：

　　我认为，迄今为止中国近现代文化真正有实质意义的发展，都是通过重新回归传统的形式具体表现出来的，而在西方文化直接影响下所取得的暂时的发展和变化，则往往带有浮面的、虚矫的特征，一次次的文化回潮都会把这些发展的泡沫分流出去，而剩下的还是在这个过程中正统文化自身发生的那些微末的变化。正是因为如此，章太炎较之与他同时代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王国维等人的学术研究在表现形式上更为“陈旧”，但在质地上却更为坚实。

　　这段话说得入木三分。章太炎的学问博大精深，我自己曾师从陈旭鹿、汤志钧、姜义华诸位先生注释过他的着作，深感其国学情怀的博厚与渊明。但过去对他的学术观点往往批评为“复古”，现在看来未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