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这个字在《论语》中大约出现了一百次。对于孔子思想的诠释来说，“道”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并且，正如我们应当直接可以看到的，对于“道”这个字的哲学分析，支持着我们对于孔子宇宙论的独特诠释。

　　“道”这个字由两部分构成，一个是“辵”，意思是“走过去”、“通过”；另一个是“首”，意思是“头”、“首要的”。这两个部分都提供了“道”这个会意字的意义。鉴于这种构成，“道”基本上可以被视为动词。首先，几乎所有由“辵”构成的字都是动词。此外，在《书经》中，“道”字被屡屡用来指开通渠道并“引导”河流以防止河水泛滥。甚至“首”这一构成部分也有“引导”的涵义。如果将“道”的动词意义作为基本涵义，那么，它的派生的几种意义自然就会出现了，如“引导”、“道路”、“途径”、“方式”、“方法”、“艺术”、“教导”、“解释”等。“道”最基本的意思是“铺设道路”，其引申的意思是指已经铺设好从而能够旅行的道路。

　　许多孔子《论语》的注释者常常将“道”名词化，将其解释为一种预先存在的理念，而与这一理念的相符是令人感到愉快的。尽管《论语》确实具体提到过这种意义上的“道”，但却是以一种贬低的方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也就是说，简单地被引导在现存的道路上行走，是与极为不同且更为困难的“开辟道路”有所区别的。我们将会论证，实现“道”就是去经验、诠释和影响这个世界，强化并拓展文化先驱所建立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为后代提供交通图和方向。因此，对孔子来说，“道”在根本上就是“人道”。

　　孔子经常将道描述为一种从前代所继承的遗产：

　　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子张》)

　　“道”在人中，由人传承下去，为人所聆听。并且，各个个体都以独特和互不相同的方式来接受和体现“道”。有些时候，从文化传统中继承的“道”是与代表性的历史人物相一致的，例如文王和武王。另一些时候，“道”则与诸如“三代”或“上古”这样的历史时期相一致。由于这些人物和时期是人类经验某种特定的品质的真正象征，在这种历史属性以及“道”与君子、善人、圣人的抽象水准的联系之间，事实上就差别不大。虽然有时孔子会将“道”界定为遥远的历史人物以及人类成就的最高典范，但孔子也坚信，“道”就在当前，在同代人身上，在老师身上，甚至在家人身上。“道”还经常被归于孔子本人，所谓“吾道”、“夫子之道”。

　　在限定于人的世界来理解孔子“道”的概念时，有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人不仅是道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并且，人在事实上还是终极性的创造者。因此，我们应当论证：“道”出自于人类的活动。正如“道路”的比喻所提示的，至少对孔子本人来说，“道”最终是来自于人的根本。

　　作为“道”的最初根源，人们行“义”的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君子创造意义和价值，体现在文化传统中的被继承的“道”得到了传播和进一步的拓展。所谓“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季氏》)事实上，在“道”之不行的国家里，君子不是要成为隐士，而是要力图继续行道，并通过个人发挥能力赋予世界意义来使“道”得到复活。正所谓“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

　　在《论语》中使用的有关“道”的比喻特征，揭示了其两方面的性质，它既是恰当的继承，又是个人的贡献。所获得的“道”被当作一条门径，为有所觉悟的人提供方向。所谓“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雍也》)“道”是一个人的文化氛围所架构的门径，通过这一门径，一个人得以成功。“道”是一个出发点，是一个确立方向的指示灯，而不是一个终极的目的地。

　　世界就像是一个匠人的作坊，在这个作坊中，一个人学习各种技能和以往的经验，作为为了自己的时空而创造性地获得“道”的准备。“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子张》)“道”的产生和滋养来自于圣贤人物的努力，其实现也最终有赖于人的活动。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

　　在断言成人不仅仅是跟随别人亦步亦趋时，所强调的正是这种被忽略了的“弘道”的向度。在延续、拓展“道”的过程中，人类发挥着积极、创造性的作用。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

　　作为“造就人”的“仁”与“造就世界”的“道”之间的直接关联，颇有助于澄清“道”的这种偶然性。贯穿《论语》始终，“道”都不断地与“仁”彼此相连，如果不是由“仁”来定义的话：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

　　在一个独特的个人与其独特的环境之间的动态互动过程中，这个人本身既得到了定义，也定义着该过程。正是由于这一点，《论语》中经常提及的“仁”，就仍然是模糊和不确定的。“道”是一张穿越生与死的通程车票，它由形成之中的人性和变化之中的世界之间的相互交流所决定。

　　究极而言，人行道最终来自于自己的努力，它包括组织并构建人类经验的历史过程的所有方面。它是一个造就世界的过程，在形形色色的文化趣味的各种领域中，所有人所不断获得的种种成就的基本一致性使这一过程得到了统一。

　　许多孔子《论语》的注释者常常将“道”名词化，将其解释为一种预先存在的理念，而与这一理念的相符是令人感到愉快的。尽管《论语》确实具体提到过这种意义上的“道”，但却是以一种贬低的方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也就是说，简单地被引导在现存的道路上行走，是与极为不同且更为困难的“开辟道路”有所区别的。我们将会论证，实现“道”就是去经验、诠释和影响这个世界，强化并拓展文化先驱所建立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为后代提供交通图和方向。因此，对孔子来说，“道”在根本上就是“人道”。

　　孔子经常将道描述为一种从前代所继承的遗产：

　　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子张》)

　　“道”在人中，由人传承下去，为人所聆听。并且，各个个体都以独特和互不相同的方式来接受和体现“道”。有些时候，从文化传统中继承的“道”是与代表性的历史人物相一致的，例如文王和武王。另一些时候，“道”则与诸如“三代”或“上古”这样的历史时期相一致。由于这些人物和时期是人类经验某种特定的品质的真正象征，在这种历史属性以及“道”与君子、善人、圣人的抽象水准的联系之间，事实上就差别不大。虽然有时孔子会将“道”界定为遥远的历史人物以及人类成就的最高典范，但孔子也坚信，“道”就在当前，在同代人身上，在老师身上，甚至在家人身上。“道”还经常被归于孔子本人，所谓“吾道”、“夫子之道”。

　　在限定于人的世界来理解孔子“道”的概念时，有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人不仅是道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并且，人在事实上还是终极性的创造者。因此，我们应当论证：“道”出自于人类的活动。正如“道路”的比喻所提示的，至少对孔子本人来说，“道”最终是来自于人的根本。

　　作为“道”的最初根源，人们行“义”的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君子创造意义和价值，体现在文化传统中的被继承的“道”得到了传播和进一步的拓展。所谓“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季氏》)事实上，在“道”之不行的国家里，君子不是要成为隐士，而是要力图继续行道，并通过个人发挥能力赋予世界意义来使“道”得到复活。正所谓“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

　　在《论语》中使用的有关“道”的比喻特征，揭示了其两方面的性质，它既是恰当的继承，又是个人的贡献。所获得的“道”被当作一条门径，为有所觉悟的人提供方向。所谓“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雍也》)“道”是一个人的文化氛围所架构的门径，通过这一门径，一个人得以成功。“道”是一个出发点，是一个确立方向的指示灯，而不是一个终极的目的地。

　　世界就像是一个匠人的作坊，在这个作坊中，一个人学习各种技能和以往的经验，作为为了自己的时空而创造性地获得“道”的准备。“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子张》)“道”的产生和滋养来自于圣贤人物的努力，其实现也最终有赖于人的活动。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

　　在断言成人不仅仅是跟随别人亦步亦趋时，所强调的正是这种被忽略了的“弘道”的向度。在延续、拓展“道”的过程中，人类发挥着积极、创造性的作用。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

　　作为“造就人”的“仁”与“造就世界”的“道”之间的直接关联，颇有助于澄清“道”的这种偶然性。贯穿《论语》始终，“道”都不断地与“仁”彼此相连，如果不是由“仁”来定义的话：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

　　在一个独特的个人与其独特的环境之间的动态互动过程中，这个人本身既得到了定义，也定义着该过程。正是由于这一点，《论语》中经常提及的“仁”，就仍然是模糊和不确定的。“道”是一张穿越生与死的通程车票，它由形成之中的人性和变化之中的世界之间的相互交流所决定。

　　究极而言，人行道最终来自于自己的努力，它包括组织并构建人类经验的历史过程的所有方面。它是一个造就世界的过程，在形形色色的文化趣味的各种领域中，所有人所不断获得的种种成就的基本一致性使这一过程得到了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