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是中华文化的巨人，他撰写的《道德经》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脉源和思想精髓，以其内容博大精深、玄奥无极、涵括百家、包容万物，被后人尊奉为治国、齐家、修身、为学的宝典。在5200来字的着作中，从上篇的前端第2章开始，到下篇末篇第81章结束，随处都可品尝到老子关于“善道”文化思想所闪耀的光芒。毫无疑问，“善道”文化属于《道德经》的重点思想。更为神奇的是，这篇着作竟使用了多达52个“善”字，近乎每100个字都在用“善”做题，篇篇都在深刻的讲述善的思想，处处都在传授善的方法，句句都在推广善的行为，字里行间，无不凝结着对“善道”的文化深刻阐释。就是这篇由追求“善道”，教授“善德”，倡导“善行”，巧妙地构建起了中国最早的善文化体系。

　　一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明确告诉我们，“道”无处不在，“善道”是道的一种重要的外在形态，老子围绕“善道”与“善德”，以“道法自然”的方式，积极构筑“上善”的理论系统。

　　“善道”在《道德经》中占据无比重要的分量，甚至可以说，它是中华文化中一部最系统阐述“善道”学说并散发着耀眼光辉经典。围绕“善”的起源问题，老子运用比拟的手法，从多个方面深刻揭示了“善”的起源。老子认为“善”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它的本质可以用辩证法去认知，分析了“善道”形成的因果关系。“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这一论述清楚的告诉人们，善与恶是相比较而显现出来，没有“恶”就不会出现“善”。从“善”与“恶”的差别问题进行比较，老子认为善与恶并不存在很大的差距，“善道”的出现只不过是由于那些不明道的人为了一己之私，依靠智巧才出现的现象，“绝学无忧，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若何？”就是佐证。老子了论证从善与恶的转化问题，认为“善”与“恶”之间只有浅浅的沟溪，它们能够相互转化，把握好其中的度是确保善恶趋稳的关键，“正复为奇，善复为妖”就是这样的思考。

　　老子是卓越的社会学家，在论述“善道”文化产生的问题时，让人能够清楚地感受到这一点。“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就是说，人们本来应该你我平等，和睦相处，互帮互助，彼此仁爱，共同享受社会资源，但是，由于这些天经地义的事被那些奸诈虚伪、阴谋欺骗的人破坏，社会上才弥漫着尔虞我诈的风气，因此，仁义孝慈补救社会的“善”文化不得已出现了。在老子看来，一个处处叫嚷仁义道德、善良真诚的社会，往往是这个社会缺失仁义道德、善良真诚的社会。认为善与不善是社会失道之后出现了社会不公而“被迫”滋生出来的社会现象，正是因为出现这样的社会问题，“不知常，妄作，凶”的问题才会屡禁不止。

　　到底什么是“善”，老子以酷酷的寻觅着，并深度阐释了“善”概念。“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在这里，老子虽然没有对“善”是什么进行直接的定义，但他还是巧妙地人与“善”相关联的行为表象进行了描述，认为“善道”深奥难以理解。虽然“道之为物，惟恍惟惚”，但是“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老子是一位伟大的观察家，它的一系列精辟的论点，几乎都来自于对自然观察，他对“善道”解释，同样从他生活的自然界寻找到了答案。“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於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老子不仅用水定义“善”的概念，更重要的是还以玄妙的“七善”宏论，高度概括出“水”与世无争的高尚品格，让人们形象的了解了“善”的定位，明白了“善”的特点，让人们的懂得了“善”的内在规律，“上善若水”从此成了中华文化的一个标志性符号。老子用水喻“道”的思考，堪称为学术史将难以言状的概念更形象诠释的绝唱。

　　“善”的表现形式具有层级多样化特点。“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虽然这里论述的是关于最高统治者在百姓心目中的威望高低，但内在隐含着民众对统治者关于“善道”处理社会问题的一个层级分类，说明了“善”的强大功能。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道生一，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等等，这些尽管没有直接论说关于“善”的问题，但在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他对“善”的认知，特别是“善”的层次观点都清楚的体现出来。在老子看来，“善道”具有护佑自保的特征。“善道”必须遵循“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这个天道，“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就是说财富满满不行善，不仅难以守住，甚至可能招致灾祸。“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凶虎，入军不被甲兵，凶无所投其角，虎无所用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由此可见，“善行”在人们的生存过程中呈现出多么神奇的力量。老子认为用“善”来消除社会不公，让百姓衣食无忧，是治理国家的好方法。“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这样就能达到“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强调凭“善治”治理国家，以期培育人，成就人，利于国家走上人旺国强的你发展道路，“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就是这种思考。老子还发现，“善道”具有无限的社会能量。“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但如果你“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他真实地感受到“善道”在社会生活中的强大魅力。当然，只能是“夫唯道，善贷且成”，这一切只属于“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这样得道之人。

　　二

　　老子拿具有“善”与“不争”品格的水与善道相比拟，推崇它“不争”的品质，描述它“无尤”的境界，用水的“善”性为参考，逐步垒砌起了独具特色的“以正治国”的“德善”的思维方法论的体系。

　　老子推崇处下不争，把甘居幽下视为“德善”重要方式。在他看来，“善”就意味着“处下”，“处下”蕴含着“善”。“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认为一切尊贵高上，都是以卑下为依托，没有卑下就没有尊贵。为了让人们懂得“处下”的好处，老子列举了“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处下”的现实例证，深入分析了“人之所恶，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为称”的内在根源，树立起善于“处下”成功典型，为百姓学习“德善”方法提供了经验。为了让人更好的掌握这一方法，老子论述了如何“处下”的规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可以得到说明。老子认为“善”是一个物态不断减损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精神逐步得到扩充的过程，这种物态减损就是安居卑下、栖身于“众人”不愿处的位置的表现，自然，这也就是“德善”的方式方法。懂得了至善法则，就能步入“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的善道。人们掌握了处下不争的“善道”方法，就较好解决了“民之难治”的问题，国强民富就成为可能。老子主张心思沉静，把具有纯洁明净的心态看做“德善”的核心要素。老子认为“善行”不应该存在内在的动机。他曾明确告诉人们，“善行”要如同水一样具有点滴的积累，宽广的胸襟，处下成其深，为细终成大，“利万物”而无欲。“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就论述的这个道理。老子觉得“行善”不能表现出某种欲求，否则善将不善。老子提出修上德、善德、淳德。认为“仁义礼智信”是“上德”的子系统，是道德滑坡的产物，是后天有为的东西。主张“仁义礼智信”的修养需要通过层次性、递进式的提升，这样才能修炼成上德上善。因此，老子立足于“无为而无以为”，按照“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处理善道，也只有这样才算是“德善”。同时，老子还指出，“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弃之有”，告诉人们掌握了“善道”方法，于人于己都是有利的。所有这一切提醒人们，具备心思沉静的素养是衡量一个人是否“德善”和核心要素。

　　在老子看来，世上只有最柔弱的东西才能穿透最坚硬的东西，空虚无形之物才能进入没有空隙的东西之中，把是否滋润万物当成“德善”的外在形态。“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在这里，老子通过对自然界柔弱之物具有的强大力量论述，有力的证明了他的“柔弱处上”的论点。“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於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於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於朴”，都清晰的告诉人们，柔弱者处上，守弱才是成就自我基本路径，是“德善”的基本方法。

　　老子多次提到人的善和柔弱的水的关系问题。郭店楚简中曾出土的一篇老子的短文:“太一生水;水返

　　辅太一，是以成天;天返辅太一，是以成地”。老子认为水是继太一(道)之后的生成天地万物的本源，体现在它滋养万物而任由万物取舍的柔弱与卑下。在老子的概念中，强大而又柔弱、崇高而又卑下它们是一对相对立的存在方式，但老子始终倡导“人法地”，推崇守弱去强，这是因为守柔预示着进步。“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这里老子不仅列举了坚守柔弱的优势，同时，他还告诉人们守弱也是“长生”的基本形态。由此说明，懂得了“守弱”也就是“德善”，“德善”有利于进步。

　　三

　　老子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理论家，他还是一位把自己构建起来的理论积极付诸于行动的实践者。他的一声，始终围绕“善能”与“善仁”，按照“无以生为”的方式，不断致力于“善道”理论的构建与提升，积极推动“善处”的实践行为系统建设，创造性的建立起了“善道”思想行为理论体系，因而，老子的“善行”行为学成为“善道”理论的奇葩。

　　老子推崇“自然天道观”,强调效法“道”，认为“善道”是可以通过修炼得道的，主要表现在对人主张宽厚仁慈之中。“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认为贪欲会使人心浮气燥而不能专心致志地履行职责；奢侈会严重脱离了百姓，误导人追求形式和外表而忽略内心简朴的修养；极端索取会使人对百姓失去仁爱，这三个“去”字，一针见血的指出了不善行为的严重危害。“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这三个“宝”字，又把培育人的仁慈之心、简朴之德、谦逊的态度视为“善行”的重要修养。“三去”、“三宝”，基本构成了老子的“善行”行为理念的核心。老子认为，“善道”具有“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的强大能量，认识到“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基本原理，因此，“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这些都告诉人们树立坚定地“善道”信念的必要性，人只有有了这样的信念支撑，“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配天之极”将成为自然。老子的“善道”修炼论是通过自然教化来实现的。老子认为“道”是天地万物之源，不可名状，无法察知，却可赏罚应时，使善人得福，恶人遭祸。他提出尘世间应遵循“道”的规律，人人向善，善待芸芸众生。“天道无常,常与善人”告诫人们，只要做善事顺应自然，善人就可颐养天年，高寿善终。因此，行善不能内外有别，应该一视同仁，“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论述的就是这样的思想，以善意对待不善良的人，结果就会使他也变得善良，社会走向至善。以“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相互身教的模式，达到“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实现让人们在自然中得到良好教育熏陶的目标。可见，老子一直把修炼宽厚仁慈的“善行”方式看作是人的安心立命之本。

　　老子在善行处理方式方面，从行为心理的角度，倡导“善道”要讲“清净无欲”，主要有四个方面的认知。一是在“顺”与“逆”的处理上，认为顺民心者得天下。圣人治天下，应不用一己或少数人的意志取代百姓的意志，而是用宏观调控来营造适宜的环境，让百姓释放天性而不害其长，这样百姓就能安居乐业，休养生息。老子认为，只有心中时刻想着百姓的事这才是善行。由于“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因此“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可见，治理天下必先顺应百姓的心声，必要把个人利益置于百姓的利益之后，也就是说，具备这样的善行才能有效的控制社会。二是在“先”与“后”的看法上，推崇先人后己。老子明确提出了“不敢为天下先”虚静谦让的善行论点，认为先人后己、先公后私、舍己为人，一“先”一“后”体现了是否“利万物而不争”，一“先”一“后”也明显的蕴含着“善行”与“恶行”的内在联系。当然，这也告诉人们，要想达到“善行无辙迹”的善行境界，必须从“先”与“后”的关系问题的处理上入手，否则谈“至善”将是一句空话。三是在“简”与“繁”的认知上，讲求简政而治。在老子看来，“简政”也属于“善行”范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中，老子虽然没有把讲究繁杂的仁义智巧看做是“恶”的表现，但他却把拒绝它们所带来的好处，认为不拒绝而是接受将会带来严重的恶果，“简政”属于善的表现。“礼繁则不庄，业繁则无功，令苛则不听，禁多则不行”，“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老子倡导尽量不用繁杂的关卡衙门、苛刻的政刑法令来滋扰百姓，倡导营建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让百姓公正自由地自作自息，让百姓悄悄地享受润泽，不惊扰百姓淳朴的天性，使百姓也不要有从事巧伪智诈的机会，这些都深刻阐述了简政这一善政的积极意义。四是在“功”与“劳”的态度上，主张功遂身退。“名与身孰亲，

　　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在人生追求方面，倡导淡泊名利，认为身重于物，居功自傲内存不善的因素。提倡做什么事，都要抱着“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善行的心态。“功遂身退，天之道”的论点也是从另一个层面阐述了老子的“善行”观。老子认为，人只有遵循这样的客观规律，只有效法天道，才会无祸患；只有“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才真正算是达到了至善的境界。

　　老子心中的理想社会是“无为而治”，他曾对当时严苛的政治给予了猛烈抨击,认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为了改变这种不合理、不平等的不善的社会问题，围绕善行的实践，他效法自然，以“无为”的思想，开出了自己的独特药方。老子提出“让”与“争”的问题，主张名利不争。“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的“不争”的善行见解，“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这样“让”的“善行”基本思考就是主要表现。由此可见，老子极力推崇圣人顺应客观规律而不与之争那种礼让的行为。老子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推崇？“少则得，多则惑”，“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就是对“争”与“让”所产生的结果最好诠释。老子还提出“有为”与“无为”的问题，主张无为而治。老子对妄为者提出了“和大怨，必有馀怨，安可以为善”的质疑，认为“和”是“有为”的表现，它会出现不少后患，因此他提出了“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指出了“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如何使百姓民风淳朴这样的善治的基本方法。在“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中，把“无为”、“好静”、“无事”、“无欲”并列起来，指出了不妄为干涉百姓自然平静的生活优势，其中我们可以体会处老子那种始终坚信“无为”是善行的内在想法。这一切都说明，“无为而治”是老子倡导的最高的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