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看到社会问题出现了，就说，你看西方靠民主法治，把国家的制度构建得很合理，没有出现像中国这么多的食品安全事件、贪污腐败问题，所以，把西方的民主制度搬过来，我们的社会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实际上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不能仅仅看到西方重视制度建设的一面，而忽视了这些制度产生的文化背景。

　　西方的历史是宗教文化的历史。比如说我们到西方去旅游，西方人带我们去看得最多的地方是哪里呢？除了教堂还是教堂。我们也能感受到，西方人对自己的历史文化非常骄傲。比如说1999年我到剑桥大学去访问，当时剑桥大学的老师就告诉我，这个教会大学已经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了，历史非常地长。说完这句话后，他忽然意识到是在向中国人说，于是，他又加了一句：“当然，在中国人面前说‘历史很长’这一句话，要非常地小心谨慎。”这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他知道中国的历史有几千年。

　　在中国，有上千年历史的寺院数不胜数。我们在去这些寺院的时候，有没有像西方人一样，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有那种崇敬之心呢？我们要向西方人学习他们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心，对自己文化的骄傲。西方的历史是宗教文化的历史，它的政治制度维护的是公平正义，它的宗教教育培养了人们仁慈博爱、诚实守信的道德情感。他们的社会治理是靠两手抓：一手抓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一手抓仁慈博爱的道德教育。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仅仅看到了西方重视民主法治的一面，误以为只要把西方的民主制度搬到中国来，我们这些社会问题就都可以解决了，而事实上，却出现了“异体移植”的弊端。

　　什么叫“异体移植”呢？就是把西方的某些看似很合理、很完善的制度照搬到中国来，这个制度在西方可以运行得很好，但是一搬到中国就会出现问题。

　　我们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安利公司是一个全球经营的跨国企业，他们有一个“无偿退款制度”，这个“无偿退款制度”是全球通行的。这个制度就是你买安利公司的产品，产品用光了、剩了一个空瓶子，如果你对它不满意，你还可以拿着空瓶子到公司去要求退款，而公司会把你所有的货款退还给你。为什么呢？因为它觉得自己的产品很好，没有人会对它不满意。这个制度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推行的时候，都没有出现问题。因为长期的宗教文化教育使人们把诚实守信作为自己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基本原则。这样一个看似很完美的制度搬到中国的时候，却遇到了挑战。

　　安利公司到中国来了，大家一看有一个“无偿退款制度”，很多人就以为看到了机会，就把这个产品用光了，然后拿着空瓶子到公司去要求退款。而且还不是一两个人，每天都有排着长龙的顾客拿着空瓶子要求退货。最后迫使安利公司不得不在中国改变了这一个全球通行的“无偿退款制度”。

　　这是人的问题还是制度的问题呢？很显然这是人的问题。安利公司的分配制度被哈佛大学的工商管理学院誉为“几乎是无懈可击的、无可挑剔的分配制度”，觉得很完美。这样一个看似完美的分配制度到中国来，依然遇到了种种挑战。所以我们说人的道德素质没有提升，仅仅把制度搬过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同样的道理，我们把西方的民主制度引入到乡村村委会的选举，进行民主投票，结果因为村民的道德素质、理性能力不够，谁给他送好处、送礼物他就去选谁，最后怎么样呢？出现了大量的贿拉选票、营私舞弊的现象。

　　这些现象表明，孔老夫子说的话没有错，那就是：“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如果这个制度不是很完善，但是这个人是有德行的人，他不以权谋私，他奉公守法，一心为人民服务，他就不会对国家、对单位造成很大的损失。相反，如果这个人没有了良心，丧失了道德的底线，这个制度虽然很完善，他还是会想方设法地来谋取私利。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出现了很多的“能人现象”。就是这个企业眼看着要倒闭了，马上要垮了，只是换了一个一把手，结果他就可以扭亏为盈。很多人都赞叹他，说这个人很有能力，他在短短的时间内可以使企业扭亏为盈。实际上，当我们反思这个现象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人不仅仅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他首先是一个有德行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想方设法地用自己的权力把国有资产划归私有、中饱私囊。

　　美国安然公司破产的案例，说明了同样的道理。我们都知道，安然公司曾经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排名第7位，它的年营业额高达上千亿美元。可以说是一个实力非常雄厚的企业。为什么这样一个实力雄厚的企业说垮台就垮台了呢？现在西方企业的CEO(首席执行官)都是聘用来的，为了使有能力的CEO帮助自己的企业提升经济效益，CEO的工资都是和企业的效益密切挂钩的。也就是说，这个企业的效益好，CEO的薪水就会很高；如果这个企业效益不好，他的收入也会受到影响。这在我们很多人看来，是一个很合理的制度，因为它促使CEO竭尽全力地为企业服务，能够把自己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合二为一。但是我们知道，企业的经营就像一个人的成长一样，是有起有伏的。当这个企业效益不好的时候，股价没有增长，这个CEO的薪水也就会受到影响。在这个时候，这个CEO的薪水和这个企业的效益之间就产生了矛盾。怎么办呢？这个企业没有效益，他就要制造效益。

　　所以这个CEO就开始做假账，他是让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给他做假账。那很多人就说了，会计师的收入都很高，而美国的法律也相对健全，为什么他会心甘情愿地为安然公司做假账呢？因为安然公司用100万美元1周的报酬请安达信公司给它做假账。在巨额的利益诱惑面前，安达信公司就把持不住自己了，他就愿意为安然公司做假账了。结果在三年的时间里，安然公司制造了6亿美元盈余的假账，掩盖了29亿美元的负债。他们董事会有29个人，他们都持有安然公司的股票，但是他们知道这个企业的效益都是制造假账制造出来的，所以这个股票升值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董事会的29个成员就同时把自己所持有的173万股的股票全都抛售了。这使这29个成员获得了多少收益呢？他们赚取了11亿美元，11亿美元29个人分确实是很多。但是他们制造假账的行径很快就暴露了。结果还没有等他们去享受这11亿美元，他们就锒铛入狱了。这个首席执行官被判处有期徒刑165年，当然我们知道，他不可能服完这么长的有期徒刑，在入狱几年之后，他就病死了。而另一位董事会的高层成员用赚得的钱买了一辆高档的豪华轿车，但是他知道事情败露，自己一定会锒铛入狱。入狱之后，那些亲朋好友来探望他，他会觉得很难堪。最后就开枪自杀在这辆高档轿车里。这辆轿车还没有享用，就成了他最后的归宿。

　　安然公司的破产，被称为美国经济界的“9·11”事件，并不是因为安然公司制造假账的数额最为巨大，而是因为在安然公司的事情败露之后，美国政府开始着手调查各大跨国企业制造假账的情况。结果不调查不知道，一调查吓了一跳。为什么呢？因为各大跨国企业几乎都有制造巨额假账的历史。比如说，有一个着名的通讯公司，它在1年零1个季度里伪造了38亿美元的盈余；而另一家着名的国际公司，在5年里伪造了60亿美元的盈余。可以说是一家比一家更严重，一家比一家更不知道遮掩。2002年美国政府发布了一个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指出，2001年这些假账为美国社会造成了2000亿美元的损失。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那都是一些人不讲道德、没有诚信、良心泯灭所导致的。所以温家宝同志说，金融危机在本质上是一场道德的危机。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

　　在安然公司破产之后，美国的商学院课程就起了一个变化，以前他们的这个管理叫TQM，即全面品质管理，“TotalQualityManagement”。企业认为，只要产品做好、质量过关，就可以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安然公司的破产让他们认识到，只要他们的企业高管之中有一个人不讲道德、不讲诚信，就会使一个500强的企业毁于一旦。所以，他们把全面品质管理改为了全面伦理道德管理，叫TEM，“TotalEthicsManagement”。但是遗憾的是，虽然有了这一认识，这些学生在选商业伦理课、企业伦理课的时候，他的目的却不是为了提起对社会的责任感、找回自己的良心。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想要知道我们哪些行为可以做、哪些行为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所以还是没有能够解决问题。

　　安然公司的案例告诉我们，“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不仅仅在古代适用，在今天也适用；不仅仅在中国适用，在西方也同样地适用。

　　在当代西方，有一个着名的美德伦理学家麦因泰尔。他成名，是因为他写了两本着作，第一本《追寻美德》，第二本《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他之所以有名，也是因为他批判了罗尔斯的“正义论”。他认为，伦理学的任务不应该是设计正义的规则和正义的制度，而应该回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应该把培养人的美德作为伦理学的核心任务。在《追寻美德》这本书中，他说了一句类似的话。他说：“无论道德原则有多么具体和完美，如果人们不具备道德品格或美德，这些原则就不会起作用。”这句话几乎是用另一种语言表达了“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意思。

　　他还说：“对于法律的应用而言，它仅仅对那些拥有正义美德的人才可能发挥作用。”这句话说得多好！简直和我们古人说的一模一样。《群书治要·孙卿子》(即《荀子》)说：“故法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他说，礼法制度不能够单独地起作用，在夏商周的时候，礼法制度都非常完备，也成就了一代又一代的盛世。但是他们的末代子孙并没有依照先人所制定的礼法制度来治国，最后走上了骄奢淫逸的道路，仍然导致亡国。

　　所以他说礼法制度不能单独地起作用，有了圣贤君子，这些礼法制度才能够得到应用。如果没有圣贤君子，这些礼法制度在社会中也就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群书治要·孙卿子》中还说：“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礼法制度是治理的开端、治理的凭依。如果没有这些礼法制度，治国就无所适从，不知道依靠什么。但是这些礼法制度是从哪里来的呢？就像我们现在社会经常在争论一个问题：在反腐败的过程中，究竟制度是最根本的，还是人是最根本的呢？那么这一句话就给我们作了回答：“君子者，法之源也。”礼法制度都是由圣贤君子制定出来的，如果制定制度的人没有正义的美德，没有为人民服务的心，他不可能制定出公平合理的制度和规则。比如说现在很多人都在抱怨房价攀升过快，那我们想一想，房价攀升过快，背后最大的推手又是谁呢？还不是一些利欲熏心的人吗？如一个在上位的领导者，他没有为人民服务的心，没有正义的美德，他所设计的制度都是考虑到自己的利益，考虑小部门、小集团的利益，就不可能真正公平合理；即使一个公平正义的制度、规则设计出来了，在它推行的过程中，也需要有正义美德的人才能够把它实施到位。所以君子是礼法制度有效执行的根源。

　　《群书治要·傅子》中说：“明君必顺善制而后致治，非善制之能独治也，必须良佐有以行之也。”这句话告诉我们，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忽视制度的建设，其实中国历史上的制度是非常完善的。但是古圣先贤同时认识到，虽然有了好的礼法制度，还需要有明智的、有德行的君主，才能够把它实施得好，仅仅靠好的制度，并不能达到社会和谐、天下太平的大治状态。必须有好的领导者，才能够把它实施好。

　　美国的联邦上诉法院有一位法官勒纳德·汉德，用另一种语言几乎表达了和傅子同样的意思。他说：“我总是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求助于宪法、法律、法院、法官来实现公平和正义，我反复地告诫你们，这么做是错的，因为真正的公平正义，只存在于男女老少的心中；如果公平正义在人们的心中死去，宪法、法律、法院、法官谁也救不了他。”

　　我们想一想，如果法官可以为了一点点的贿赂就不公正执法，偏向于送给他贿赂的这一方。我们这个社会还有公平正义可言吗？所以真正的公平正义在哪儿呢？就在老百姓的心中，在法官的心中，在领导者的心中。因此培养人的正义美德比什么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