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与其着作《明夷待访录》

　　黄宗羲是伟大的思想家，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的美称。他在清初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其举动可谓惊天动地。他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从而限制君权，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这在专制时代简直是不要命的奇葩，这怎么可能呢？

　　那么，他以及他的思想究竟是如何在那个世道中生存并发展的呢？细读历史，不得不为康熙点赞。如果说黄宗羲是伟大的人物，那么，必须要承认康熙的伟大。

　　首先，黄宗羲抗过清而居然能够活命，并且还拥有极大的生存空间和话语权。

　　崇祯十七年春，即公元1644年三月十九日，崇祯在煤山用一根绳子勒死了明王朝。这年五月，南京弘光政权建立，巨奸阮大铖为兵部侍郎，将黄宗羲作为东林党抓捕入狱。一年后，清军攻下南京，弘光政权崩离，黄宗羲乘乱脱身返回余姚。这一年的六月，余姚的孙嘉绩、熊汝霖起兵抗清。黄宗羲闻讯，当即变卖家产，召集黄竹浦600余青壮年，组织“世忠营”积极响应。顺治三年(1646年)五月，黄宗羲指挥“火攻营”渡海到达乍浦城下，因力量悬殊失利。一个月后，兵败，清军占绍兴，他与王翊残部入四明山，驻杖锡寺结寨固守，后因为他外出的时候，部下扰民，山寨被当地百姓毁掉，他只好潜居家中，后来，又因为清廷缉拿，避居化安山。顺治六年，黄宗羲朝拜明鲁王，升左副都御史。这年冬天，为了抗清，他与阮美、冯京第决定出使日本，到那里去乞兵，结果渡海至长崎岛、萨斯玛岛，未成而归。从此后，黄宗羲返家隐居，不再任职鲁王行朝。顺治七至十一年，他遭到清廷三次通缉，仍捎鲁王密信联络金华诸地义军，派人入海向鲁王报清军将攻舟山之警。顺治十年九月，他有点心灰意冷了，回到家中开始着书讲学，康熙二年至十八年(1663年-1679年)，在慈溪、绍兴、宁波、海宁等地设馆讲学，撰成《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等。

　　黄宗羲放下武器回家讲学写作，也就竟然没了事，朝廷居然既往不咎，任其讲下去写下去。

　　那么，这位黄先生在讲学和着述中主张了哪些思想呢，并且得以印刷出版并流传呢？

　　《明夷待访录》一书计十三篇，该书通过抨击“家天下”的专制君主制度，向世人传递了光芒四射的“民主”精神，这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原君》是《明夷待访录》的首篇。黄宗羲在开篇就阐述人类设立君主的本来目的，他说设立君主的本来目的是为了“使天下受其利”、“使天下释其害”，也就是说，产生君主，是要君主负担起抑私利、兴公利的责任。对于君主，他的义务是首要的，权力是从属于义务为履行其义务服务的。君主只是天下的公仆而已，“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然而，后来的君主却“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益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并且更“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揭露君主“家天下”的行为，从根本上否定了其合法性。

　　黄宗羲认为要限制君主的权力，首先得明辨君臣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从本质上来说：“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都是共同治理天下的人。因此，君主就不应该享高高在上、处处独尊的地位。就应该尽自己应尽的责任，即为天下兴利除害。否则就该逊位让贤，而不应“鳃鳃然唯恐后之有天下者不出于其子孙”。至于为臣者，应该明确自己是君之师友，而不是其仆妾，“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如果认为臣是为君而设的，只“以君一身一姓起见”，“视天下人民为人君囊中之私物”，自己的职责只在于给君主当好看家狗，而置“斯民之水火”于不顾，那么，这样的人即使“能辅君而兴，从君而亡，其于臣道固未尝不背也”，同样是不值得肯定的。因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这思想太先进了，太民主了，有人据此说黄宗羲的思想对后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一点也不为过。

　　他的这些思想，都是冲着皇帝来的，都是掉脑袋的东西。然而，他居然没有什么事，可以继续笔耕。替康熙在江南观察知识分子动态的曹寅、李熙等人，理应把黄宗羲的一切言行悉数报告了康熙，请看康熙对他的态度——

　　康熙十七年(1678年)，皇帝下诏征“博学鸿儒”，黄宗羲的学生代替他力辞。力辞，就是拒绝。一个抗过清的居然敢如此行为，但康熙没有生气，只是微笑着看着南方。

　　两年后，即康熙十九年，康熙帝命地方官“以礼敦请”，请他赴京修《明史》。“以礼敦请”，看起来是有相当规格和尊重的邀请。黄宗羲仍然不给面子，他以年老多病坚辞。又是拒绝，而且态度生硬。康熙无奈，只好命令地方官抄录他写的明史论着、史料送交史馆。过了一些时候，史馆的总裁又延请黄宗羲的儿子黄百家及弟子万斯同参与修史。万斯同入京后，也执意“以布衣参史局，不署衔、不受俸”。这个不要职位不要俸禄态度，其实也是拒绝。这一年，大师黄宗羲停止讲学，全力以赴着述。二十二年，似乎对新朝有了好感，参与了一次政府行为，修纂《浙江通志》。康熙以为他真的回心转意了，在耐心等七年后，到康熙二十九年，又召他进京做顾问，尚书徐乾学派人到黄宗羲那里试探一番，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只说“老病恐不能就道”，又是一次拒绝。康熙听了徐乾学的汇报，没有说什么，只是连连感叹人才难得。

　　牛人黄宗羲就是这样不给皇帝面子，令人钦佩，但我们细想，不能不更钦佩康熙的大度。

　　如果不是康熙，换了朱元璋或者其他别的什么君王，面对这样一个有严重历史和政治问题还死硬到底的黄宗羲，面对他如此口出大逆不道，结局如何是显而易见的。换句话说，换掉了康熙，就不会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黄宗羲。正如鄢烈山所说：“正是因为清初的皇帝有这种海纳百川的自信与度量，才使得天下归心。”

　　面对康熙的诚意，晚年的黄宗羲终于偷偷地说出了另一番心里话，他晚年为人撰写的碑铭传状和致友人书中，每每赞誉康熙皇帝为“圣天子”，称清廷为“国朝”、清军为“王师”，用康熙年号，希望“同学之士，共起讲堂，以赞右文之治”。他在《周节妇传》里感情甚至达到了沸点，他写道：“今圣天子无幽不烛，使农里之事，得以上达，纲常名教不因之而盖重乎？”一句“无幽不烛”完全写出了青年康熙帝孜孜求治，日理万机的情形。康熙二十六年，黄宗羲给左都御史徐乾学的信里有这样一段话——“去岁得侍函文，不异布衣胥肉之欢。公卿不下士久矣，何幸身当其盛也。今圣主特召，入参密勿，古今儒者遭遇之隆，盖未有两。五百年名世，于今见之。朝野相贺，拭目以观太平，非寻常之宣麻不关世运也……方今杀运既退，薄海内怀音草状；皇人仁风笃烈，救现在之兵灾，除当来之苦集，学士大夫皆以琴瑟起讲堂之上，此时之最难得者也。”　君臣二人的心，大约就是这样悄悄地贴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