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时守位”，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去年9月，习近平同志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联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将之与修齐治平、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等并列，强调其与“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的内在关系，肯定在其中所形成的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这一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特别是在当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势下，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

尊时守位：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

　　一

　　远在先秦时期，中国人民就已经发现，无论自然、社会还是人生，都有时有位。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任何事物都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因此，我们为人处事都必须尊时守位。

　　所谓尊时，就是“待时而动”、“与时偕行”，就是“因时制宜，审势而行”，意即要顺应，进而引领历史形势和时代潮流。《周易》上讲“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易传·艮卦》)。所谓守位，乃是根据自己的职位、地位、身份、权限来生活和工作。这里的位，不只是位置，更是指人的位望、位遇、位势、位行。在古人看来，“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易传·系辞上》)万事万物都有一定的地位，每个人都应该遵守自己的位来活动。“位其所位焉，正也。”(《公孙龙子·名实论》)在自己的位上，履行自己应尽的道德责任和义务。“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易传·系辞下》)即使一般的臣民，也应当“靖共尔位，正直是与”(《诗经·小雅·小明》)。

　　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守位典型是周公，他身为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积极辅助武王伐纣；武王病危，他藏《金滕》之书，避居东都；武王逝世后，因侄儿年幼，又不得不出而摄政，制礼作乐，帮助成王治理天下，消灭夺权的管叔、蔡叔；最后还政于周成王。周公的完美守位，让孔子佩服得五体投地，一生奉其为榜样。

　　在古代儒家看来，孔子也是尊时守位的典范。孟子尽管称颂“伯夷，圣之清者；伊尹，圣之任者；柳下惠，圣之和者”；然而孔子却是圣之集大成者，因为他是“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孔子没有幻想自己是齐桓公、晋文公，也不想成为姜尚、管仲，他“尊时守位”，在春秋末期“世衰道微”的情况下，处在没落贵族的身份地位上，根据自己的能力，做出杰出的贡献，创立和实践了自己的思想道德体系，培养了大批人才，把始与终、智与圣、巧与力，即智、善、美高度统一起来，“金声而玉振之”，成为“大成至圣先师”。

　　几千年来，中国人民一直重视尊时守位，相信“时者国之所以存亡，天下之所最重也”(宋·苏轼《应制举上两制书》)，“得时者昌，失时者亡”(《列子·说符》)。时位不仅关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而且对于每个行动主体也极为重要，“事之难易，不在小大，务在知时。”(《吕氏春秋·孝行览》)良好的时机会为事业成功提供有利的条件，关系着个人事业的成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尊时守位这一点上，中国人民从不盲目地“乐天知命”，更不只是消极地“安分守己”，而是在遵循历史现实的前提下，以保持天地万物的和谐秩序，即“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坚持“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管子·霸言》)的前提下，积极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审时度势”，“时诎则诎，时伸则伸”(《荀子·仲尼》)。在时机未到时，遵养待时，“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易传·系辞下》)，积蓄力量，做好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就紧紧抓住，“来而不可失者，时也”(宋·苏轼《代侯公说项羽辞》)，立即行动起来，“因时制宜，审势而行”(清·洪仁玕《资政新篇》)，“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荀子·王霸》)。中国人民认为，“圣人不能为时，时至而弗失。”(《战国策·秦策》)总之，能否自觉尊时守位，是判别圣凡、区分智愚的一条重要标准。

　　二

　　在传统的中华文化看来，尊时与守位是个统一的整体，尊时必须守位，守位一定要尊时；而贯穿其中的基本精神必须是崇尚道义、敬德保民，坚持以道义尊时守位。

　　实践表明，客观上相同的时和位，对于持不同立场，立足于不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的人来说，并不一样。因此，“尊时”应当尊什么“时”，“守位”应当守什么“位”，不同的人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如春秋战国时期，一方面是奴隶社会没落衰败之时，另一方面却是新兴地主阶级蓬勃生长之时。那么“尊时”，究竟是应当顽固地坚持旧的时代秩序，还是勇敢地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守位”是守没落的奴隶主之“位”，抑还是新兴地主之“位”，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选择。正如周公的时位观不同于纣王，也不同于管蔡；而孔子的时位观也不同于鲁国贵族的“三桓”，更不同于伯夷叔齐。墨家、法家正是由于自己选择的尊时守位，才不能见容于当时中原的齐、鲁、韩、魏诸国的当权者，不得不远走南楚和西秦。

　　由此可见，“尊时”决不应当只根据自己的一己之利去趋炎附势、投机取巧，而“守位”更不是贪恋个人的某些暂时权位，享安富尊荣。真正的尊时守位，应当是指行为的主体者清醒、自觉地把握时代的主流，坚持正确的方向，代表着社会先进势力和人民群众的需要，明智地选择好自己的岗位，努力奋斗，去创造历史。为此，他们必须抗击逆流，克服险阻，有时甚至会牺牲自身的暂时或局部利益，使其崇高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体现在自身的实践中。

　　既然人们的“时”“位”观中具有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内容，而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也总是在一定的时空中展现的；那么，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对于我们的尊时守位来说就是极为重要的。只有这样，处在一定时空中的主体，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和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选择，“尊”真正的“时”，“守”正确的“位”。

　　回顾中华民族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历代的志士仁人、英雄豪杰之所以高尚，事业之所以成功，都是由于他们能够在坚持尊时守位之中，践行先进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以先进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作指导来尊时守位，完成历史赋予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像雷锋、焦裕禄、杨善洲等英雄模范，个个都是尊时守位的光辉榜样！他们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正是通过“尊时守位”来彰显。同样地，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精神以及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也正是凭借他们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在尊时守位的劳动和贡献中保存下来并且不断发扬光大。今天，我们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尊时守位仍然是重要基石。无论什么人，做什么事，都应该发扬中华民族这一优良传统，以高度的精神自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尊时守位加以贯彻和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