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变法”与“战争”是当时的两个主题。商鞅应运而生，在秦国成功地推行了变法，推行了以“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为主要内容的变法。为秦国统一六国、开创中华帝国文明奠定了坚实基础。商鞅理智得近乎冷酷，他“徙木立信”拉开了变法的序幕，传达了变法的坚强信念和信心，制定的法令既把秦国推向了强大统一，也“作法自毙”送掉了自己的性命，但他的事业直到秦始皇还延续，甚至“百代都行秦政法”。

　　商鞅是一个知晓经术而深通世务的政治家和立法者，从商鞅变法的客观进程，可以看出传统法家思想的核心在用法即律令的形式贯彻统治者的主张和政治意图。

　　6月13日，贵阳国学大讲坛举行第59次讲座，着名作家李宽定为学员们重新解读“商鞅变法”。

　　商鞅其人

　　《史记·商君列传》：“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商鞅本是卫国国君的后裔，姬姓公孙氏，故又称卫鞅、公孙鞅。后因在河西之战中立功获封商于十五邑，号为商君，故称之为商鞅。

　　李宽定谈到，秦穆公曾位列春秋五霸，但穆公以后，秦国开始走下坡路，甚至被“中国”诸侯，包括在前曾自居南蛮的楚王，排斥在“中国”以外，被当作夷狄，耻与为伍。钱穆在《国史大纲》称：“秦自孝公以前，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中国诸侯以夷翟遇之。”公元前362年，21岁的秦孝公即位，即位既发誓重整秦国威风，恢复穆公霸业，称“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秦孝公的求贤令，引来了一位商鞅自魏入秦，当时他年方三十。他为秦孝公制定了称帝称王称霸三种计划，秦孝公特别钟情于他的“强国之术”，“卒用鞅法”。商鞅在秦国变法，始于秦孝公3年，至秦孝公24年(公元前338年)，共二十年。

　　商鞅变法能够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李宽定分析原因有二：1、商鞅的主张，符合秦国的国情。2、商鞅的主张，符合秦孝公奋发图强的政治需要。由于秦孝公的鼎力支持，所以商鞅变法才能成功。“秦旧势力较小。因之商鞅变法得到成功。”(《中国通史》)

　　商鞅变法

　　商鞅入秦后，通过变法使秦国成为强大的国家，史称“商鞅变法”。政治上，商鞅改革了秦国户籍、军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区划、税收、度量衡以及民风民俗，并制定了严酷的法律；经济上商鞅主张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军事上商鞅作为统帅率领秦军收复了河西。李宽定总结商鞅变法的内容，重点提出了以下三点。

　　变法一：相司连坐

　　《史记·商君列传》：“令民为什伍，而相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把普通老百姓都按五口或十口一组重新编制，同一什伍的人口必须互相监视和防范，依照军纪赏功罚罪。李宽定认为：因为利害攸关，民众为求自保，彼此以邻为敌，相互提防监视。国家可收一时之利，但习以为常，民皆以邻为壑，社会还有什么和谐可言？

　　变法二：消解家庭凝聚力

　　变法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为了保证国家的财源和兵源，强制民间家族拆分为单丁家庭，谁不分家就按男丁数目倍征军赋。李宽定提到，在《中国传统与变迁》序言里的一个观点：“中国社会远未因为法律观念淡薄而导致无政府状态，恰恰相反，它靠儒家思想紧密地结成了一体。可以说，这种伟大的伦理制度比法律和宗教在西方所起的作用还要巨大。”李宽定认为：“相司连坐”，让民相互监视防范，是“弱民”；“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也是“弱民”。民众懦弱，则必守法。

　　变法三：以军功受爵

　　变法规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意即凡从军杀敌有功的，按照立功大小给予相应的最高爵级，但禁止民间私自械斗，否则依照违反军纪的程度判刑。

　　商鞅此举意在“以军功代贵族之新法”。“商鞅相秦，所定二十级爵，即以代古者贵族五等封爵之制。此皆欲以战士为新贵族也。”(钱穆《国史大纲》)秦国原有的贵族也要从军，即使是公族，没有军功，开除其作为国君亲属身份，降为平民。商鞅并不是要改革实现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平等，他取消的贵族特权，只是取消秦国传统的血亲关系就生而富贵的寄生性世袭特权，而代之以军功“明尊卑爵秩等级”的特权体制。

　　新法令特别重视农工对国家的贡献，谁纳粮交帛超过国家标准，便可免除个人徭役，但谁靠投机取利或懒惰致贫，一旦被检举，就要“收孥”，即将其妻子没收充当官奴婢。

　　《商君书·弱民》中说到“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民，则轻死。……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富则轻赏。治民羞辱以刑，战则战。”李宽定认为，这体现了商鞅的治国思想，民辱，贵爵尊官；民贫，重奖军功。把爵位和军功与个人切身利益联系起来，的确能鼓动人作战勇敢。民众把切身利益寄托在爵位和军功上，就会产生希望年年有战争的心理。但战争永远是百姓之痛！

　　随着法令的深入严格执行，秦国逐渐强大，“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然而，“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史记·商君列传》)公元前337年，孝公死，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鞅欲反，发吏捕商鞅。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鞅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那以后，商君在魏秦间逃亡，找不到归宿，于是跑回商邑，发兵准备北赴郑国，却被秦兵越境杀死。“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君反者！’遂灭商君之家。”(《史记·商君列传》)

　　李宽定认为，商鞅不是法治理论的首倡者，却是法治实践的表率，从商鞅变法的客观进程，可以看出传统法家思想的核心在用法即律令的形式贯彻统治者的主张和政治意图。李宽定强调，讲商鞅变法并非只是讲一个着名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而是想通过不同时期的历史着作对这个历史事件的描述和评价，分析每个时期不同的历史观，哪些是基于历史事实，而哪些又是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读史开智也要“观今宜鉴古”即从历史的角度思考现实，才能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和认识水平。李宽定认为，正确的历史观应该是无论事件对错，忠于事实，实事求是，才是历史。而“历史是胜利者写的”，这是对歪曲或隐瞒事实真相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