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龙文馆记　集贤注记》，[唐]武平一撰，陶敏辑校；〔唐〕韦述撰，陶敏辑校，中华书局2015年6月第一版，38.00元

唐代统治者，素有重视文化建设的传统。立国伊始，太宗于端门注目新晋进士缀行而出，感叹“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已然可见唐主对于延揽人才、崇尚文治的重视。在此背景下，唐代文馆兴盛，设立了多种馆院，如文学馆、修文馆、崇贤馆、崇玄馆、广文馆、集贤院、翰林院等等，承担了纂修国史、典藏编纂历代图籍、为皇帝讲论文义咨询政务、教育贤俊后进、草定仪注、修订历法，甚而至于翻译佛经、教习乐工、提供文艺服务等多种文化职责。在多种馆院中，尤以修文馆、集贤院、翰林院三者最着，集中了大量人才。翰林院活动兴盛的时代略晚，而在中宗以至玄宗朝前期，主要是修文馆、集贤院。集贤院职掌以修撰文史为主，也不乏宴游活动，修文馆在中宗倡导下，以侍从皇帝游宴唱和为这一时期的主要活动。

    武平一《景龙文馆记》、韦述《集贤注记》二者，正是以亲历者身份回忆当时情事的笔录，对于探讨唐代文馆制度、考察当时人事有重要文献价值。《景龙文馆记》原书十卷，纪录中宗景龙二年四月至四年六月之间，修文馆的活动情况和诗文作品，主要有三方面内容，一是详尽记载有关文学活动，二是集中保存了文馆学士的唱和作品、有关记序、表章奏疏等重要文献，也兼记相关政治活动、趣闻轶事等背景材料，三是载录了初盛唐之交，上官婉儿、张说、杜审言等许多重要作家的传记资料。因此堪称景龙朝实录性质的编年体文学史，也反映了初盛唐之交，诗歌之律绝体在宫廷文人群体中发展成熟普及的过程。

    然而这样一部有价值的着作，在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着录中，已是残存八卷，至今完全亡佚，只有零篇断简残存。陶敏先生在此基础上进行辑复工作，根据《玉海》《直斋书录解题》“赋诗赓唱，是书咸记录为七卷，又学士二十九人传为三卷”的记载，指出本书整体结构，前七卷为赋诗赓唱等活动的载录，后三卷为学士传记。并详细考察了残存条目，将曾慥《类说》、陶宗仪《说郛》等明确引用本书的条目，与《唐诗纪事》等书中未明言材料来源的条目比对，从而确定了《唐诗纪事》等也可作为本书辑佚的重要来源。又梳理各条目内容，指出本书“前七卷记事的体制是采取按年月顺序编排的编年形式，每一条下首记活动事件，然后录入有关的唱和诗及杂文”（页171），这样就进一步确定了辑佚本的面貌——佚文分四卷，前三卷按年月先后，编录馆中活动及有关唱和诗文，卷四编录学士传记；各条目中，可证引自《文馆记》的文字直接辑入本书，未注明引自《文馆记》的其他有关史料，用另一字体附入，以示区别；同条内容，所据各书差别较大的分别录入，大同小异的以一为主，异文出校；录文皆具出处，全书加全式标点，为便读者，为各条目重加小标题以醒眉目；书前有《前记》说明编纂凡例，书末附录《新唐书·武平一传》及自撰《景龙文馆记考》一文，至于无法确定归属的零星佚文，则另立《馆中杂事》，编入末卷。这样，一部已经亡佚的《景龙文馆记》终得以钩稽成形，重新呈现在读者面前。

    而《集贤注记》为唐代着名史学家韦述就亲身闻见撰成，记载了开元五年至天宝十四年的集贤院情事。集贤院掌管禁中秘籍，为唐代重要的图书文献典藏机构，当时荟萃一时人物，先后以张说、萧嵩、张九龄、李林甫等任集贤学士知院事，集中了徐坚、韦述等学者，王湾、綦毋潜等诗人，张怀瓌、史惟则等书法家，吴道玄等画家。集贤院担负的工作，不仅是典藏图书、撰修国史、草定仪注等等，实际上还有后来翰林院的部分工作，同时也是骚人墨客的唱和之所，充分反映了玄宗一朝文物之盛。韦述撰作《集贤注记》三卷，记载集贤院机构设置、有关故实及人事，以史学家之眼光，秉保存故实的目的，而回忆在集贤院中四十年的所历所闻，故内容极其丰富详实，提供了开元天宝时期，关于集贤院的大量第一手史料。

    《集贤注记》原书三卷，南宋时有三卷本和二卷本两种流传，二卷本至明代尚有着录，其后亡佚。在陶敏先生辑录本之前，曾出现两种辑录佚文的成果，一为民国年间，朱倓所着《集贤注记辑校》《集贤注记集释》，二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日人池田温所着《盛唐之集贤院》。朱倓所着分集贤院址、置院始末、学士名氏、写藏书籍、编纂目录、修撰书史、院中故事七项辑录佚文，但主要依据《玉海》，未收《职官分纪》大量佚文。池田温所着，虽搜辑较为全面，但是所引史料不限《集贤注记》，亦不限玄宗一朝，已非辑佚之作。因此，《集贤注记》始终未有忠于原貌的本子流传。陶敏先生此着，钩沉索隐，查考原书体例，力求恢复原貌。依据《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历代名画记》的有关表述，确定原书编次，为卷上记置院始末，卷中记院中故事，卷下记学士名氏官爵，按原书之旧分为三卷。有关集贤院情事，但非出自《注记》的文字，则用其他字体低格排列，以与《注记》原文区别。所录佚文，前两卷以时间先后为序，第三卷仿岑仲勉《补唐代翰林两记》例，据唐宋典籍考知“学士名氏”，按不同身份分类收录，在各类中大致按入院时间先后排列，并略附有关集贤院之事迹。全书之末，附录两《唐书·韦述传》，并新撰《韦述年谱》。三种辑录之作，各具特点。朱倓草创之功，不可轻废，却有大量材料未加利用；池田温之作虽然完备，却已非辑佚；只有陶先生之作，能做到既尽量利用材料，又充分尊重原着体例。

    陶敏先生毕生投入唐代文史领域，为学界提供了不少经典之作，如《全唐诗人名汇考》《唐代文学与文献论集》等等，此番孜孜努力，终于使有关唐代文馆的两部重要典籍，以较为完整的面貌，重见世人。先生曾言，八十年代想看《舆地纪胜》《全唐文》，须到湖南省图书馆，要看徐松《登科记考》、劳格《郎官石柱题名考》，要到上海、南京，本着撰作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至本世纪初，可以想见其成书，曾经历怎样的努力。在古籍电子检索越来越便利的今天以至未来，本书或许尚有遗漏之处可辑，但以先生当日之条件，能做到如此，实是难能可贵。斯人已逝，斯作长存，谨以此纪念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