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屈原列传》说楚怀王“怒而疏屈平”，屈平“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史记·太史公自序》则说“屈原放逐着《离骚》”，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亦曰“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说屈原“被疏”后作《离骚》，又说屈原“放逐”后作《离骚》，两种说法是否表达的是一个意思，后代学者有不同看法。

　　《荀子·修身》说：“谄谀者亲，谏争者疏。”这是说“疏”的对象就是“谏争者”。《汉书·贾谊传》云：“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疏”即“不用其语”，即不听其“谏争”。《左传·宣公元年》载“晋放其大夫胥甲父于卫”，孔安国注曰：“是放者，有罪当刑而不忍刑之，宽其罪而放弃之也；三谏不从待放而去者，彼虽无罪，君不用其言，但令自去，亦是放逐之义。”也就是说，古代大臣被“放”有两种情况：一是臣有罪而国君“宽其罪而放弃之也”；二是臣无罪而“君不用其言，但令自去，亦是放逐之义”。也就是说，“疏”与“放”实际是一回事。

　　屈原在楚怀王时被“疏”即被“放”之事，《九章·抽思》中有内证。《抽思》云：“数惟荪之多怒兮，伤余心之忧忧。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这几句诗再现了怀王十六年时屈原被疏之后的心境。对“横奔”一词，王逸以来诸多学者均未解释清楚。林云铭释为“不候命而擅行”，义近正确而言之不详。晋杜预《春秋释例》说：“奔者，迫窘而去，逃死四邻，不以礼出也。放者，受罪点免，宥之以远也。臣之事君，三谏不从，有待放之礼，故传曰：‘义则进，否则奉身而退，迫窘而出奔，及以礼见放，俱去国。’”这里两次讲到“以礼”，“奔”乃“不以礼出”，“放”才“以礼”而行。《礼记·曲礼》有“人臣三谏不从去国之礼”，“三谏不从”即“疏”。杜预说：“臣之事君，三谏不从，有待放之礼。”可见“王怒而疏”之后，屈原定有“待放之礼”，只是开始因为十分困窘情绪激动，“愿摇起而横奔”，即拟不按礼数“逃死四邻”，这就意味着要与怀王彻底决裂，但屈原见民多无过恶而被刑罚，非独己身，遂释然。其后“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这自然是“以礼见放”之后的事了。孔安国云：“放之与奔俱是去国而去，情小异。”将《抽思》文本与《礼记》和《春秋释例》以及《史记》《新序》等典籍结合起来看，就可知道“疏”与“放”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可是，后人对这两个概念的认知渐渐模糊，大多只看到“异”而忽略了“同”。朱熹《楚辞集注》不仅将王逸、洪兴祖注中关于屈原怀王朝时被“放”的文字删改殆尽，而且在《楚辞辩证》中讲到王逸释“离骚”之意为“言己放逐离别”时，他还明确说“此说非是”。朱熹显然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刘向《新序》说：“秦欲吞灭诸侯，并兼天下。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上及令子兰，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共谮屈原。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史记·楚世家》载楚怀王“十六年，秦欲伐齐，而楚与齐从亲，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张仪免相，使张仪南见楚王”。《史记·六国年表》载楚怀王十六年，“张仪来相”。这说明屈原第一次被疏放在楚怀王十六年。《礼记·曲礼》载“人臣三谏不从去国之礼”是十分庄重的：离开国都时，首先要在都城外筑一土台，“去国”之臣要身穿白衣、白裤、白袜，披头散发，跪在土台之上，向着国都的方向号啕大哭，三个月之后才能恢复常态。据此可知，楚怀王十六年屈原被疏放离开郢都时，亦当筑台行“去国之礼”，白衣白裤白袜，披头散发，痛哭流涕，情绪十分激动，当如《离骚》文本所载：“曾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面对此情此景，“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文心雕龙》)另外，《离骚》最后写屈原行将去国，“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这几句诗证明诗人此时即将离开郢都但尚未正式踏上放逐之途。此亦与“人臣三谏不从”行“去国之礼”时的情状相符。因此，洪兴祖《楚辞补注》指出“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当怀王十六年，张仪相楚”。即屈原于楚怀王十六年作《离骚》，应该是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