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仙、至圣先师、教主到哲人、教育家，不同的时代的人心目中的孔子很不一样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心目中的孔子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汉代，孔子被说成是一个神仙。《春秋纬·演孔图》里说，孔子母亲在外面的时候，梦到黑地，黑地也就是黑龙之精的意思，在梦里发生了关系，而后生了孔子。还说：“孔子之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运”，意思是他受天命所生，受命为万世立法。汉代一个是宗教性特别强的时期，那些思想巨人或者是政治巨头都会被说成是天上的神所降临到人间的一个产物。孔子首定的六经，就是《诗》、《书》、《礼》、《易》、《乐》、《春秋》，汉代人把这六部经书看成是他们生活最重要的价值，可以作为一种宪法存在的。出于这样的原因，汉代的人拼命把孔子神秘化、神圣化。

孔子

　　在汉代之后的2000多年里面，孔子最重要一个形象就是至圣先师。历代帝王纷纷发表言论肯定孔子师表的意义。汉武帝独尊儒术，隋文帝、唐高祖、唐高宗都封孔子为“先师”，明世宗嘉靖九年封孔子为“至圣先师”，清世祖顺治二年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顺治十四年又改封孔子为“至圣先师”。在曲阜孔庙的大成殿内悬有康熙御笔的“万世师表”。至圣先师这个称号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古代封建专制制度结合的一个产物，儒学成为中国封建时代的意识形态。

　　到了近代之后，随着基督教的传入，孔子又被赋予了另外一种形象，就是教主。康有为在发动戊戌变法之后做了一项工作，就是把儒家宗教化，呼吁建立孔教会。但是只是实行了一段时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而失败了。

　　到了近代和现代，大多数人认为，孔子是一位哲人、教育家。冯友兰先生说：“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如苏格拉底之在西洋历史。”科学和理性把孔子形象当中所固有的政治化的因素、神学化的因素、宗教化的因素给排除了。

　　一个人感受天命之后，会对自己一生的事业有一种强大的自信

　　通过读《论语》，我们可以感受到，孔子是一个好学深思的哲人。哲人不是哲学家的意思，这个哲人就是绝顶聪明的意思。孔子的好学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意思就是说，他十五岁就已经知道他要做什么，立志去学。

　　孔子是一个感受到天命的圣贤。有一次，孔子在匡地被拘，他并不畏惧。他说：文王既死。道不就在此吗？若天意欲丧斯道，不会使后死者亦得知此道。若天意不欲丧斯道，匡人能把我怎样呢？就是说一个人感受天命之后，他会对自己一生的事业有一种强大的自信。

　　在孔子这种精神的激励下，儒家往往会认为自己是道的传承者，是感知天命的人。比如宋代的张载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着名的“横渠四句”，是说一个儒家的使命感。天地不是机械的、僵死的，而是鲜活的，有意志的，为天地立心，就是感知天道，顺从天道。为生民立命，就是把人民的悲喜看成自己的悲喜，并为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就是为以前的圣贤传承学问，这是时间上的，同时还要为万世开太平，通过继承圣贤的学问，运用在现实中，使现实的万世得以太平。这是宋代以后儒家的最高理想。

　　孔子那种感知天命的自信，在后来很多儒家身上都有。例如梁漱溟先生，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人们普遍有朝不保夕之际，梁漱溟几乎是以天命为唯一担当者。在《处险境中我的心理》一文中：“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

　　孔子是积极入世的知识分子，他在周游列国的时候好几次遇到隐者，虽然他和隐者一样，认为这个世界已经非常混乱，但是和隐者不同的是，他总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比如《论语》里有一个故事，说楚国的农夫在耕田，孔子叫子路去问路。一个农夫说：上面车上那个人是谁？子路说“是孔子”，这个农夫就说：“他已经知道道路了”。另外一个农夫对子路说，像你这样整天跟着他跑，还不如像我这样避世的人好呢？子路跑去跟孔子说了这个事情，孔子感慨地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意思就是说，我与其跟着鸟兽做隐士，还不如引道天下。天下如果有道的话，那我就不用倡导改革了。这说明儒家有一种强烈的入世情怀。事实上，每当面临乱世的时候，总会有一大批人躲进山水田园，寻找自己的内心安宁。但是对孔子来说，天下苍生都肩负在自己的肩上，他是一个感知天命的人，所以必须为民请命，为推行治国平天下的理论而奔走。这就是一种伟大的圣人人格。

　　古代交通不便，加上孔子关于“孝”、关于“父母在不远游”的教导，引出了很多感人的故事

　　在《论语》里面，既有治国平天下的学问，也有修身齐家的格言，它长久地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仁者爱人”这种观念以人为最高的价值，尊重人的自由独立精神，尊重和珍爱人的生命，把人的尊严和价值放在第一位。

　　仁者爱人，首先是爱自己的亲人。这就是儒家的“亲亲”。在儒家思想中，人和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人有道德情感。动物的父子之间，只有生物性的爱。而在中国文化中，则用“慈”这样一种道德去安顿父对子的情感，用“孝”这样一种道德去安顿子对父的情感。

　　怎样才能做到“孝”呢？《论语》中说，孝的第一步：养。但是赡养父母，是一个人最基本的责任，只能说是“孝”的基础。大多数老年人容易感觉到孤独，容易生病，这些都不是仅靠钱能解决的问题。

　　孝的第二步：敬。孝注重的是情感与精神的慰藉，而非物质的满足。

　　孝的第三步，是把自己与父母的关系，看成是生命的来源与生命的发展的关系。冯友兰先生把儒家视野中的父子关系描述为“故吾”与“新吾”的关系，他说：“儒者以为结婚之功用，在于造‘新吾’以代‘故吾’。‘故吾’对于‘新吾’之希望，在其能继续‘故吾’之生命及其事业，为其乃‘万世之嗣’。‘新吾’若能副此希望，即为孝子。”

　　在孝敬父母的问题上，孔子提出来的很多语录，到现在仍然可以成为我们修身的宝典。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因为古代交通落后，一旦远游，一年半载是回不了家的，儿女出外期间，如果父母出了什么意外，就可能一辈子再也见不到父母，造成终身遗憾了。这种客观情况，加上孔子的教导，引出了很多感人的故事。

　　最典型的是唐朝着名诗人柳宗元和刘禹锡的故事。柳宗元被调职任柳州刺史，刘禹锡则被贬谪到播州，也就是贵州、四川交界的地方。柳宗元知道播州是个荒蛮偏远之地，条件极为艰苦，于是他上书给皇帝说：“播州条件恶劣，不是人所能住的地方，而刘禹锡尚有老母亲在世，需要他供养，我实在不再忍心让他忍受这样的困顿，如果我不代替他去播州，那么刘禹锡母子就再也见不到面了。因而，我恳请陛下批准让我和他交换，我去播州，他去柳州。”这种患难真情感动了朝中许多大臣，于是有人站出来为刘禹锡求情。后来皇上虽然没有批准柳宗元的奏请，但最终还是让刘禹锡改去联州上任。

　　今天交通发达，“父母在不远游”的教训当然可以弱化了。但是，“父母在不远游”，并不是教人绝对不能离开父母，而是教人即便离开了，也要保持一种稳定的联系。“游必有方”的“方”字，意思就是要有固定的地方，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有固定的联系方式。

　　“仁者爱人”告诉我们怎样发现自己的良知，怎样保住自己的良知

　　儒家思想的仁者爱人，不但是要爱家人，而且是要爱朋友，爱世界，爱周围的一切。一个人活着，不是机械地活着，而是靠良心活着。《论语》中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最根本的是要让自己能够“心安”。

　　在儒家看来，人都是有良心的，即便是在十恶不赦的强盗身上也有。明朝理学大师王阳明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王阳明在路上遇到了一伙强盗，强盗头子说：听说你宣传人人都有良知，但我们杀人放火，什么都做过，我们自己都觉得自己并没有良知，你如何能够认为我们有良知？王阳明道：我认为你们还是有良知的。强盗头子就要求他做一个证明。王阳明说：证明可以，但有一个条件，我叫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强盗们都答应了。于是王阳明叫他们脱衣服。强盗们也就真的脱了。等脱到只剩最后一条内裤时，王阳明还要他们脱，这时强盗们就不干了。脱光了，岂不太羞耻了吗？王阳明就说：这就是良知(因为还有羞耻之心)！强盗们心灵受到巨大震撼，竟就此放下屠刀，改邪归正了！

　　孔子的“仁者爱人”就是告诉我们怎样发现自己的良知，怎样保住自己的良知。俄国着名作家屠格涅夫曾在街上遇到一名老乞丐，他想施舍点钱，但翻遍了所有口袋，发现自己连一个铜板也没带，而老乞丐的手却一直在寒风中伸着，瑟瑟发抖。这使屠格涅夫十分窘迫，无奈地抽出双手紧紧握住了老乞丐冻僵的手，尴尬地说：“兄弟，对不起您，我忘了带钱。”老乞丐抬起头，毫无怨言地说道：“你叫我兄弟？老哥，你叫我兄弟？这已经是最高贵的礼物了，我已经感到很幸福。”爱人，就是把人看成人，把人看成跟我们自己一样的生命，对人的尊严有最大最充分的尊重。

　　要构建一个有人情味的社会，儒学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