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礼学是以礼法、礼义之学为核心的学术文化，其理论形态则是《周礼》《仪礼》《礼记》三部经典，《三礼》对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产生过极为深远的影响。今天先介绍《礼记》。

　　一、性质与源流

　　孔子教授弟子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是中国古典文化中最高哲理的载体，但是文古义奥，不易通读，因而每每需要有辅助性的读物，为此，《易》有《十翼》，《春秋》有《三传》，而《礼》则有《礼记》。

　　六经中的“《礼》”，后来称《仪礼》，主要记载周代的冠、婚、丧、祭诸礼的“礼法”，受体例限制，几乎不涉及仪式背后的“礼义”。而不了解礼义，仪式就成了毫无价值的虚礼。所以，七十子后学在习礼的过程中，撰写了大量阐发经义的论文，总称之为“记”，属于《仪礼》的附庸。

　　秦火之后，西汉人能见到的用先秦古文撰写的“记”依然不少，《汉书·艺文志》所载就有“百三十一篇”。《隋书·经籍志》说，这批文献是河间献王从民间征集所得，并说刘向考校经籍时，又得到《明堂阴阳记》《孔子三朝记》《王史氏记》《乐记》等数十篇，总数增至二百十四篇。由于《记》的数量太多，加之精粗不一，到了东汉，社会上出现了两种选辑本，一是戴德的八十五篇本，习称《大戴礼记》；二是他的侄子戴圣的四十九篇本，习称《小戴礼记》。

　　《大戴礼记》流传不广，北周卢辩曾为之作注，但颓势依旧，到唐代已亡佚大半，仅存三十九篇，《隋书》《唐书》《宋书》等史乘的《经籍志》甚至不予着录。《小戴礼记》则由于郑玄为之作了出色的注，而风光无限，畅行于世，故后人径称之为“《礼记》”。

　　唐贞观年间，孔颖达奉诏撰作《五经正义》，其中的“礼”，用《礼记》替代《仪礼》。《礼记》由此跻身“经”的行列，“附庸蔚为大国”，与《仪礼》地位发生逆转，成为《三礼》中最显赫的经典。

　　二、分类与作者

　　《礼记》一书，紧紧围绕儒家的政治理想、治国方略、天人关系、典章文物等展开，多角度、多层次探究礼乐文明奥蕴，阐发其学理与规则，内容广博，题材丰富。其中称引的孔子语录数量很大，而且大多不见于《论语》，对于研究儒家思想，弥足珍贵。

　　《礼记》四十九篇，古人对它的分类比较琐碎，而且多有歧异。我们按照“经与记”的关系，约略分之为三大类：一是与《仪礼》有直接对应关系的；二是与《仪礼》有间接对应关系的；三是脱离《仪礼》经文的，如《礼运》《王制》等篇，或记载孔子言行，或论述经世之道，与《仪礼》无关。

　　《礼记》一书，《汉书·艺文志》笼统地说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各篇作者大多不知，仅少数几篇有人提及，如《隋书·音乐志》引梁沈约说，《缁衣》《中庸》《表记》《坊记》均出自《子思子》。遗憾的是，《子思子》一书，大约在隋唐之际就已亡佚，沈约之说无从验证。宋代以来，学界有不少人怀疑《礼记》是汉儒假托七十子之名而作。千万意料之外，1995年在湖北荆门郭店出土一批楚简，内容以儒家文献为主，其中居然有《缁衣》篇的完帙，文字与传世本《礼记·缁衣》几乎相同！此外，《性自命出》篇的文句、思想，与《中庸》极为接近。《六德》《尊德义》等篇与《礼记》相同或相似的语句时有所见，专家认为，它们当属《子思子》的佚文。此后，上海博物馆入藏一批楚简，其中的《性情论》与郭店简《性自命出》相同，《缁衣》与郭店简《缁衣》相同，《武王践祚》与《大戴礼记·武王践祚》相合。此外，《民之父母》《子羔》《鲁邦大旱》《颜渊问于孔子》等篇，行文与《礼记》非常相似。可见，沈约关于《缁衣》《中庸》出自《子思子》之说，绝非空穴来风。新出竹简证明，至迟在战国早期，《礼记》的某些单篇已经流传至江汉流域。由此可以推断，《礼记》四十九篇中的主体部分应该作于先秦，作者确实就是“七十子后学”。

　　三、郑注与孔疏

　　《礼记》是用先秦语汇撰写的，时过境迁，到了汉代，人们已经不太能读得懂，于是有人起来为它作注，其中做得最好的是东汉经学大师郑玄。郑玄早年博览群书，问学于通儒达雅，后又西入关中，师从着名学者马融。郑玄兼宗今古文，择善而从，《后汉书》称赞他“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郑玄以其湛深的学养，遍注群经，其中以《三礼注》的成就为最高。郑玄注经，一反当时繁琐之风，要言不烦，简洁明快，凡是文义明白处，均不作注，而在经义晦涩处着力，故不少篇的注文字数少于经文，如《乐记》经6459字，注5533字；《祭法》经7182字，注5409字。郑注孤行百代不废，绝非偶然。

　　六朝解释儒家经义的着作称为“义疏”，当时为《礼记》做义疏者不少，如南方的贺循、贺瑒、庾蔚、崔灵恩、沈重、皇侃等；北方有徐遵明、熊安生等。到唐贞观中，孔颖达奉诏修《五经正义》时，仅皇侃、熊安生两家的义疏犹在。大较而言，皇氏稍胜。孔颖达疏《礼记》，乃以皇氏为本，以熊氏补其不备，“必取文证详悉，义理精审，翦其繁芜，撮其机要”(《礼记正义序》)，故能集南学与北学之长。之后，孔氏又与朱子奢、李善信、贾公彦等相与探讨，斟酌论定，再与周玄达、赵君赞等覆更详审，而成《礼记正义》七十卷。孔疏悉心推勘经注，雅达广揽，词富理博，尤以引证文献详尽、史料丰富见长，读之令人有依山铸铜，煮海为盐之感，取之不竭，用之不尽。郑注与孔疏一简一繁，一精一密，被誉为经学史上的“双璧”。

　　郑、孔之后疏解《礼记》较有成就者，有宋人卫湜的《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采摭群言，最为赅博，去取亦最为精审”；元人陈澔的《云庄礼记集说》，简明可靠。元仁宗延佑年间恢复科举，规定《礼记》采用陈澔《集说》。明代胡广修《五经大全》，《礼记》以陈澔之书为主干。清人朱轼的《礼记纂言》、朱彬的《礼记训纂》、孙希旦的《礼记集解》，成就远不及孔疏。晚近的《仪礼》研究之作，以黄以周《礼书通故》、曹元弼《礼经学》、沈文倬《菿闇文存》等最为学者称道。

　　四、价值与特色

　　《礼记》是儒家思想的源头之一，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主要价值如下：

　　首先，《礼记》中的许多篇章，是中国文化史上彪炳千古的典范。如《大学》，程子说是“初学入德之门”，朱子说是“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中庸》，程子说是乃孔门传授心法之作，朱子评价说：“历选前圣之书，所以提挈纲维，开示蕴奥，未有若是其明且尽者也。”它们自宋代被选入《四书》之后，成为家弦户诵，流传最广的文献。再如《礼运》，记载了孔子对实现其政治理想——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的最权威的论述。《学记》，提出了教学相长、因时施教、启发式教学、循序渐进等一系列教学原则，是我国最早的教育理论着作。《乐记》则是我国最早的音乐理论着作，所表述的声、音、乐三分、音乐与政治相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等音乐思想，堪与古希腊媲美。《月令》，逐月记载天象、物候、农事、当行之令，堪称历史上最早的生活指南。《儒行》，记儒者的十五种德行。章太炎说“大抵艰苦卓绝，奋厉慷慨之士”，“是故欲求国势之强，民气之尊，非提倡《儒行》不可”，至今犹有积极意义。

　　其次，《礼记》的许多章节，高扬仁爱、正义、爱国、反对不义之政等进步思想，影响深远。如《孔子过泰山侧》，孔子亲闻民众宁愿死于虎口，也不愿亡于苛政的悲惨故事后，发出“苛政猛于虎“的感叹，成为此后中国人反抗暴政的思想武器。《战于郎》讲述了鲁国一位未成年的孩子，在祖国遭遇危难之际，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事迹。《陈子亢止殉葬》，说的是陈子亢坚决阻止其兄欲以活人殉葬的企图：“以人殉，非礼也！”如此等等，不胜枚举。书中甚至有涉及官德的内容，如《曲礼下》说：“公庭不言妇女。”“公事不私议。”“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库言库，在朝言朝。”“朝言不及犬马。”要求官员恪守公职，不谈声色犬马之类，无不有益于弘扬正气。

　　第三，书中大量记载了包括称谓、辞令、服饰、家教、尊老、丧祭、教化、礼俗等在内的古代文化史知识，几乎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对于我们读懂古书，传承中华文明，是难得的文化宝库。

　　《礼记》的主要特色，是文风清丽，朗朗上口，可读性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许多格言、警句、炼语，都源出于此书，如《曲礼上》：“敖(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临财无苟得。临难无苟免。”“修身践言，谓之善行。行修言道，礼之质也。”“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殆，谓之君子。”《学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大学》：“富润屋，德润身。”《中庸》：“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缁衣》：“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杂记下》：“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祭统》：“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不胜枚举，读之尤有益于修身进德。

　　五、版本与读本

　　如今学界通用的《礼记正义》，是清人阮元主持刊刻的《十三经注疏》本。阮刻本以扬州文选楼旧藏的南宋十行本为底本，参校其他刻本而成，毋庸讳言，事后连阮元本人也承认，十行本并非善本。南宋黄唐编印、绍熙初刻于越州(今绍兴)的八行本《礼记正义》，堪称善本，惠栋曾以此本校明代毛晋汲古阁本，居然校出各类错误几千条，故有“稀世之宝”的美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出版吕友仁先生点校的《礼记正义》，即以八行本为底本，吸收阮本以及阮校之后的成果而成，繁体、竖排，经、注、疏分列，尤其适合于研究者使用。

　　普通读者学习《礼记》的读本，可选用王梦鸥先生的《礼记今注今译》(台北商务印书馆，1990)，杨天宇先生的《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王文锦先生的《礼记译解》(中华书局，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