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交往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我们真的不了解。只有通过对古代典籍的阅读，我们才能知道一些曾经发生在古代文人身上的故事。这些故事通古达今的唯一渠道就是历代正史、野史的记载。野史自不必说，先天不足就是缺少正统的写作出身，故事梗概都是民间的市井传说，由好事文人采撷后撰写付梓流传。野史对于正统的历史来说，只保留着一些参考佐证的价值，算不得正规的历史记载；而作为中国历史主流正史的史书比如规模浩大的《廿五史》，基本上都是后一朝代吃皇家俸禄、拿国家官饷的文人奉敕撰写的前朝事情，资料来源其实与野史差不太多，同样也跑不出“道听途说”四个字。所不同的是，野史的作者是野逸民间的文人，根据自己所要表达的主观思想决定采撷、撰写的内容；而正史的是朝廷的史官，既然吃着天子的，就要身不由己地哄着皇帝老佛爷高兴，他喜欢看什么就采撷点什么、写点什么。因此可以这样说，任何以书籍为媒体流传的史书，即便里面的朝代、人物、事件等大框架没有明显的失误，那些比较具体的故事情节、行为对话等纪实文字描写也基本上都不可信。比如《史记·殷本纪》中有下面这样一段故事，被后世浓缩为成语“网开三面”：

　　“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

　　我们知道，商代最着名的文化遗产就是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村的甲骨文，这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成熟文字。甲骨文对于中国文化的重要性在于，这些文字纯粹出自于商代王室的占卜官员之手，没有经过后代文人的任何干预，纯属于商代当朝留下的文字史料。可是纵观甲骨文记事刻辞的叙事体例，像上面“网开三面”这么详细的故事情境、人物对话，我们从未发现。即使偶有存在，生活在西汉时期的太史公司马迁看不到、也看不懂。那么，这段故事的真实性是不是就应该受到质疑？可以肯定，这段故事内容的来源决不会是商代跨越东西周时空的垂直传递，很有可能就是太史公的杜撰，或者把民间传说的主人公换做商汤贤君入史，用来讽谏当朝及其以后的皇帝万岁，希望皇帝能在高居九五之尊的同时，还要常怀悲悯之心，对黎庶百姓多宽容、少苛求，更不要戾气太重，瞪眼就宰活人。能够借助前朝历史的人物、事件来传达撰写者的治国方略和前车之鉴，用以为当朝皇帝提供以古讽今的镜子，这就是正史史书最重要的写作特征和作用。至于当事人是不是这么说的、故事的细节描写是否真实都不重要。再比如，对于春秋五霸魁首齐桓公的死后描述，《管子》与《史记》就有较大的不同：

　　“公(桓公)曰：‘吾饥而欲食、渴而欲饮，不可得。其故何也？’妇人对曰：‘易牙、竖刁、堂巫、公子开方四人分齐国，涂十日不通矣。公子开方以书社七百下卫矣，食将不得矣。’公曰：‘嗟兹乎，圣人之言长乎哉！死者无知则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见仲父于地下？’乃援素幭以裹首而绝。死十一日，虫出于户，乃知桓公之死也。”

　　《管子·小称》

　　“桓公病，五公子各树党争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宫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虫出于户。”

　　《史记·齐太公世家》

　　有关《管子》作者是哪个朝代的人，目前尚无确定，历史上的考证也比较乱，我们不去管它。就齐桓公死后直到被发现究竟是多少天，《管子》说是：“死十一日，虫出于户”；《史记》则说：“桓公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虫出于户”。按照常理分析，还是觉得《史记》的记载有些夸张，齐桓公的尸体在自然常温下停放了两个多月，恐怕早就光剩骷髅架子了。

　　还别说司马迁写三皇五帝、殷商乃至五霸七雄那些根本不着边际的事情，就是在有纸媒体、有录音录像(照片)的近现代，有谁能准确无误或基本上准确无误地还原几十年前的某一段历史比如前国家主席刘少奇是怎么死的？临终说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如果近在眼前的事情都不能得到相对真实的复原，那么我们凭什么相信正史上面的文字都是真的！

　　当然，我们对史书的质疑决不是宣扬历史虚无主义，只是未必一定认为史书的记载必须等同于史实而加以考核，只要能够透过这些未必真实的历史，来达到陶冶我们的修养，甚至为我们的思考和行为提供某些必要的参考这一目的，也就足够了。

　　如果希望了解真实的历史，了解那些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时间片段，一定要阅读未经后世文人干预的第一手史料。比如我们想了解殷商时期的社会历史，就要有阅读殷商甲骨文的能力，如果在甲骨文的阅读中没有发现类似于“网开三面”这种记事体例，那么可以据此推测，即使距离商汤最近的西周时期的文人，也没有接收到和传递出商汤明君那一席充满睿智哲理语言的信息传输通道，因此这个故事不可能口口相传到了西汉。典故就是典故，不是真正的历史。

　　引起上面关于对史书文字可信度探讨的原因，就是前两天我欣赏一幅被南京博物院收藏的元代画家倪云林《丛篁古木图》，这幅名画经过了国家书画鉴定小组的鉴定，确认是倪云林的传世真迹无疑。因此这幅作品上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可以作为可以徵信的历史文献来看待。画的右上角有一段倪云林写的题跋：

　　“玄晖五字为君休，

　　今日元晖却姓刘；

　　醉道眼前无味句，

　　丛篁古木思悠悠。

　　己酉五月十二日，元晖君在良常高士家雅集，午过矣，坐客饥甚，元晖为沽酒一□、面筋二个；良常为具水饭、酱蒜、苦荬(荬：读mǎi。苦荬：菊科植物，多年生草本，春夏间开黄花，嫩叶做猪饲料--作者注)，徜徉遂以永日，如享天厨醍醐也。复以余旧画竹树索诗因赋。王元举明仲、张德机威在焉。瓒”

　　“云林生为元晖都司写”

元倪云林《丛篁古木图》及题跋（南京博物院藏）

　　经查，元代的“都司”就是一个地方上的军事长官，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军分区司令。

　　这段画跋从两个方面客观地记录了元代文人之间相互交往的真实情景，所传递的那种信息朴实、恬淡而温馨，这大概就是绝大多数古代文人相互间交往的实情。可惜，我们在史书中很难见到这样真实的描写。

　　倪云林是元代四大画家(黄、王、吴、倪)之一，也是元代以来山水画开宗立派式的人物，对后世的影响极大。他的这段画跋真实记录了与朋友相聚的两段剪影：

　　其一，诠释了古代文人之间的交往标准：“君子相交，恬淡如水”。倪云林是元代着名的画家，画跋中的那个叫元晖的，是个地方上的军事长官，他俩连同另外两个朋友在他们的共同朋友良常家中雅集，聊到中午都感觉饥肠辘辘，还是当官的元晖出钱买了一点酒，还顺路买了两个面筋做肴；而主人良常则负责提供主食，另有两道小菜：一碟是酱腌大蒜，还有一碟名叫苦荬的野菜，怎么吃法不清楚。就这么简单的一顿朋友聚餐，主人没有因饭菜的清淡寡荤而不好意思，朋友也没有因食无鱼肉而心怀不满。相反，这位大画家仍有“如享天厨醍醐”的感觉，因为他能跟真正的知己朋友促膝盘桓以永日，饭菜果腹即满足，何必杯盘狼藉。

　　其二，古代的画家对于以画作酬知己从来都不吝啬。倪云林饭后把一幅自存的精品画再题诗送给了买酒的元晖。当然，在场的朋友各送一幅也不是没有可能。好像我还见过一幅明代书法大家祝允明的草书长卷，题跋上记载了书写环境，与倪云林差不多，也是被朋友留下午饭后，微醉带狂草书长卷相赠。看来，一个真正的古代文人，就是把自己的作品看成“秀才人情半张纸”，值不值钱两说，有情有义却是真的。

　　古代文人之间的真实交往，我们只能通过这种传世真迹了解。相对于那些近乎文学创作的正史而言，还是这些一手史实更可采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