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

　　汉人经训之书，凡非章句注解，而系附经典以旁行者，无不自成条贯，法式昭然。如《说文解字》是“其建首也，立一为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条牵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引而申之，以究万原，毕终于亥”，《释名》是“撰天地、阴阳、四时、邦国、都鄙、车服、丧纪，下及民庶应用之器，论叙指归”，其他如《白虎通义》《方言》《广雅》等，体例虽各不同，却都是组织结构自成体系的，《文心雕龙》的结构设计，可说是其来有自。而且，我们若详细勘验《文心雕龙》释名以彰义的手法，我们就更能了解它与汉人释训之学的关系密切到什么地步了。

　　刘勰所处的社会，刚好也是儒风复炽之世。今人喜欢泛说六朝玄风如何之盛，不知儒学在当时仍有极大的作用，更没注意永明正是儒风较盛之期。《南齐书·刘巘陆澄传论》就认为此时儒学较前更盛：

　　永明纂袭，克隆均校，王俭为辅，长于经礼。朝廷仰其风，胄子观其则。由是家寻孔教，人诵儒书，执卷欣欣，此焉弥盛。

　　《文心雕龙》即作于这个环境中，所以《时序篇》说：“今圣历方兴，文思光被……经典礼章，跨周轹汉，唐虞之文，其鼎盛乎！”

　　换言之，刘勰生活的时代，以及他所自觉继承的学术传统，使得他的论文之书无论体制和思想均与儒学经典关系密切。

　　再者，我们看他的《知音篇》就知道：自钟子期俞伯牙知音的故事以来，知音都指两个主体间的理解；音乐乃是用以达成这种理解的中介。而这种理解，是两个主体间相互了解、相互感通的融洽状态，似乎不必诉诸言语，即可莫逆于心，双方都在内心世界沉静地进行着理解的活动。但《文心雕龙 知音篇》却不是这样，刘勰企图建立一套理解的法则与客观批评的标准。譬如他提出“博观”以增益读者的鉴赏能力，而达到“目了”“心敏”的境地，并提出“六观”以提供读者进行鉴识活动的步骤程序与分判优劣的标准。而他之所以会意识到有建立客观批评标准的必要，则是因为他认识到创作者与批评者之间，有一个客观的作品文理组织，故“六观”不再是观人、不再是相悦以解的沟通，而是具体地观作品之位体、置辞、通变、奇正、事义与宫商。把作品的文理组织看作一个独立的领域。

　　自汉人开始作文体分类以来，文体论一直是文学理论的主要重心，如《文赋》《文章流别论》《翰林论》《文章原始》，几乎全是对于文章体式、各体之风格规范、修辞写作方式、历史发展的讨论。各类文学作品，即是一个个客观的、可分析的对象；作者也必须“程才效技”，将自己没入文类规范之中，依其客观规律及风格要求去写作。虽然这里面也会有文气论的问题、有对创作者个人情性的考虑，但那都常附着于文体论之下，由人的才气问题，转入对文章气势风骨的讨论。因此这时的确有一种浓厚的客观精神弥漫着。《梁书》本传说他这本书“就论文体”就是这个意思。

　　在西方，整个启蒙运动带来的古典美学与美之客观性的批评理念，大约也有类似的情况。他们固然相信“真正的诗人是天生的，非后天造成”，但激发且支持创造的冲动是一回事，由这所产生的作品却又是另一回事。神思诚然灵妙，然统辖艺术之律则却非出于想象，而是纯粹客观的规律(如刘勰之“文术”、陆机之“文律”)。在布瓦洛(Boileau)《诗歌艺术》(Poetic-Art)之中，他也企图完成一套关于诗歌之类型(Genres)的一般理论。卡西勒(Ernst Cassirer)说：“他设法在实际已有的各种形式中发现‘可能的’形式，正如数学家希望就其‘可能性’[即就其所以产生的结构的律则(Constructive Law)]去认识圆形、椭圆形与抛物线。悲剧、喜剧、挽歌、史诗、讽刺诗、机智短诗，各有它们明确的律则，为任何个别的创作所不能忽略者。类型并不是有待艺术家去制造的东西，也不是让艺术家去采用的创作媒介和工具。它毋宁是既定的与自制的。艺术之类型与风格，相当于自然物之类与种，具有不变的、恒常的形式，也有其种属之外形与功能。

　　既然如此，则启蒙运动以后，深受莱布尼兹“成体系的精神”(Systematic Spirit)影响而建构的体系美学，似乎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文心雕龙》为什么会走上建构体系之路。启蒙运动的美学思考，是由其理性哲学与数学学说之发展来，刘勰等人的客观美学态度，也是顺着两汉经学中蕴涵的理性精神而导出。启蒙运动时期的古典美学将文类的“本性”视为普遍的规律，刘勰也将文类归本于经，要人“禀经以制式”。而在这文类思考的同时，美学家们也致力于将作品客观化，讨论其美的元素，正如卡西勒所说：“古典美学的注意力主要是摆在艺术品上，它老是要像处理自然客体那样来处理艺术作品，要用同样的方法去研究它。它总想为艺术品下一个如逻辑界说般的界说。这个界说，目的是要依据作品的类、种与特殊差异(Specific Difference)等，来确定作品的内涵。”刘勰他们也是如此，不但将文类客观化，更要依其文类规定，找出优劣判断的客观标准。(本文节选自龚鹏程《中国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