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

　　1985年9月，我开始给冯友兰先生当助手，主要是协助他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一直到1990年冬他去世。冯先生有三级助手，有记录、念报的，有找资料的，我是帮助看稿子的。这个时期，我一月之中，会去冯先生府上两次。如果他有新写好的章节，我便拿回家看，待下次再去时跟他讨论。如果没有新写好的稿子，冯先生就会跟我聊聊他的想法，谈谈正在写什么或准备怎么写下一章。我们的谈话都是以《新编》的内容为中心，从来没有闲谈。

　　冯先生住在北京大学燕南园57号，客人进院子后，由北门进屋。那时除了冬天，北门一般不从里边关着。冯先生书房在里面，外面敲门里面有时听不见，所以我那时去冯先生家，一般也不按铃敲门，拉开纱门，直接推开北门就进去，直奔冯先生的书房，落座谈话。因为冯先生九十岁以后眼睛看不见，所以一般我进书房后，冯先生的助手就会大声告诉冯先生说：“陈来先生来了。”冯先生就会答应：“啊，陈来来了。”冯先生是河南人，陈来两个字他都是念去声。

　　1988年夏，有一天我跟冯先生说，请您有时间给我命个字吧。古人有名有字，名是出生后父亲所起的，男子的字一般是二十岁加冠时所取，读书人则由老师来命字。古人在成年以后，长辈用我们的“名”称呼我们，自己也是用我们的“名”称呼自己，而“字”是用来供社会上的其他人来称呼我们的。命字是一种文化，命字不仅要与其本名有关联，传统的儒者还要把对被命字者的德行与未来人生的期许包含其中。所以古代大儒如朱子、王阳明的文集中都有很多字序、字说，都是他们给学生命字时所写，以说明如此命字的道理。近代以来，这一类文字已经很少有人注意了。

　　冯先生是文史大家，对此传统非常熟悉，所以他听了我的要求，只说了好，再没有说什么。一个多月以后，8月的一天，我去冯先生家，冯先生助手说，冯先生给你写好了，就把他记录抄写的两页纸交给我。全文如下：

　　为陈来博士命字为“又新”说(点击此处查看！)陈来博士嘱予为命字，余谓可字“又新”，并为之说，以明其义。昔之人，有名有字，皆所以勉励其人进德修业，晋于光明也。其取义也，以名为主，以字为辅。辅之之道，盖有二途：一则引申其名之义之余蕴，陶潜字渊明，杜甫字子美是也；一则补救其名之义之或偏，韩愈字退之，朱熹字元晦是也。“来”之一词，在日用为恒言，在哲学为术语。《周易》之诸“对待”中，“来”与“往”为一对待，配以其他“对待”，则“来”为“伸”，“往”为“屈”；“来”为“阳”，“往”为“阴”；“来”为“息”，往为“消”；来为“神”，“往”为“鬼”。余亦尝谓：往者不可变，来者不可测，不可测即神也。往者已成定局，故不可变；来者方在创造之中，故不可测。“来”之诸美义，可一言以蔽之曰“日新”。《周易·系辞》曰：“日新之谓盛德。”《大学》亦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义若曰：既日新矣，则必新新不已，新而又新，永无止境，此“又新”之义也。“来”方在创造之中，前途无量，此大业也。《系辞》曰：“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二语相连，有旨哉！“来”之义极为深广，以“来”为名者，以“又新”为字，方足辅之。余谓陈来可字“又新”，其义如此。一九八八年八月十三日上午，冯友兰于三松堂。时年九十有三。

　　我认为，这篇“字说”是冯先生晚年所写的一篇上佳的文字。冯先生中年时颇注意文章的做法，追求寓六朝之俪句于唐宋之古文，他的祭母文、西南联大纪念碑文是当之无愧的典范之作。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通行的文体弃旧图新，冯先生也就基本不做古体的文章了。而在其老年，却能信笔写出，足见其文章的修养非同一般；同时可以看出，冯先生对儒学传统文体非常熟悉。我请他命字，他即以古典文言写下“字说”，此种近世大儒的文章修养，在当时在世的学者中已很难找到了。更重要的，这篇文字尽显出冯先生作为大哲学家的思维风范，他把“来”字联系到《周易》哲学的往来、屈伸、阴阳，又引至《大学》的苟日新、又日新之说，足见其神思妙运，然后自如地加以分析和提炼，并以此寄予了对我个人的深厚期望。什么叫大家手笔，于此明白可见。所以对于这篇文字，我是极为感佩的。

　　不过，《三松堂全集》的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初版，在收入这篇文字时，竟掉了其中重要的一段，真是匪夷所思！我发现后，告诉了宗璞先生，后来新版的《三松堂全集》才改了过来。由于冯先生晚年目盲，已经不能自己写字，所有文章都是由他口授，由助手写录下来。这篇文字的原稿就是由助手用原子笔在400字的小稿纸上写就的。冯先生去世后，我曾和宗璞先生说起，想把冯先生这篇文字用楷书写出来，挂在墙上，以为纪念。宗璞先生说你找个书家写出来，然后可以盖冯先生的章。由于我的周围并没有认识的书法家，所以就一直拖了下来。直到最近两年，才找到能写小楷的书家朋友，把这篇文字书写了出来。然后，我到宗璞先生家盖了章，就是在西南联大时闻一多先生给冯先生刻的两枚印章，终于完成了我的心愿。

　　大陆的朋友辈多已不明传统习惯，海外学者也渐渐都不用这些老派的礼俗，所以这些年来，只有日本的吾妻重二教授、台湾的杨祖汉教授等少数几位友人会用表字称我。至于我自己，二十多年来，我以“又新”作为自己的学术鞭策，写了不少书和文章，所得成就不能说很大，但总算是没有辜负先生的期许吧。今后我仍会继续以“又新”自励，在学术上不断求新，新新不已，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