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小说起自官方对民风民情有意识的史料征集工作，这也是小说有“稗史”别称的缘故，它原本就是历史书写系统的一部分。

　　历史题材作品的优势在于，能提供给观众和读者以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其故事和人物往往植根于民族精神传统，犹如枝繁叶茂的大树，每片叶子的纹理都向你诉说一种由来。

　　历史题材文艺创作虽不必以“良史”的标准苛求，但大原则、大方向也应不悖于此：不能连历史常识都不具备而随意染指，不能罔顾基本史实而任意胡编，不能拿浅薄、错误、有害的历史观引导观众和读者，也不能昧着良知颠倒黑白，以历史为妾婢呼来喝去。

　　察诸中外，历史从来都是文艺创作的一个伟大来源。几千年来，历史向文艺源源不断地输送养分，孕育了一部又一部典范之作，赋予一代又一代作家艺术家以不竭的灵感和激情。欧洲最古老的文学作品荷马史诗，便是由历史所酿的甘醴；及至中世纪，文化凋敝，仅留存下来的少数文学创作，庶皆仰赖历史的馈赠，例如讲述骑士罗德里格·迪亚兹事迹的《熙德之歌》、讲述查理大帝军队与摩尔人战争的《罗兰之歌》、讲述马克王后恋情的《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讲述亚瑟王圆桌骑士故事的《帕西法尔》等；近现代以降，藉重大历史事件或人物而生的文艺巨制，无论小说如《九三年》《战争与和平》、戏剧如莎翁历史剧、音乐如《英雄交响曲》、美术如《自由引导人民》，更不胜枚举。欧洲文艺创作与历史的关系虽已如此紧密，而若相比于中国，则又小巫见大巫。

　　发达史学孕育优秀小说

　　中国人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最早达成稳固的农业——定居文明，在思想和知识上获得了一种对自然知顺能驭的理性，从盲目臣服和悚栗中“脱魅”，将关于存在的探问抽离于神秘主义，更多切入人类自身，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古代诸文明中宗教不发达而史学特别发达的原因。今天，我们可以确知，最迟在周代，王朝已备专门的史官(传说中黄帝之史仓颉、沮诵等姑且不论)；我们的上下五千年有连续不断的历史记载，且自公元前841年起一直有确切的历史纪年。这两条，除中国外没有别的国家做到。

　　史学这样发达，对于文艺不能不产生深刻影响。在很多国家，宗教是文艺创作的主要诱因和题材，但在中国居此位置的是历史。例如，中国小说史有无可比拟的辉煌，不迟于8世纪(唐代)，短篇小说已臻精美成熟，而欧洲叙事文学则尚未挣脱诗体束缚、实现散文体的解放，两者的简繁桎放不可同日而语；长篇小说方面，14世纪中期(元末明初)，中国已诞生《水浒传》《三国演义》，其人物之众多、结构之完善、时空之开阔、技巧之精湛，置之古今任何小说杰作之前皆无愧色，而欧洲首部较为成熟的长篇小说《堂吉诃德》直到17世纪初才面世出版，无怪乎歌德读到清代一部并非优秀的长篇小说时却喟然叹道：“中国人有成千上万这类作品，而且在我们的远祖还生活在野森林的时代就有这类作品了。”

　　之所以如此，追根溯源即在史学的发达。《汉书·艺文志》对中国小说的起源这样记载：“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对此，魏人如淳解释说：“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可见小说在中国古代，起自官方对民风民情有意识的史料征集工作，除以正史录载庙堂之事，也注意访求庶黎野史以备览，这也是小说后来有“稗史”别称的缘故，因为它原本就是历史书写系统的一部分。

　　文艺涵养民众历史意识

　　说完小说，再看诗歌。世界上许多其他民族史诗发达，实际是史学欠发达的表征，他们以诗代史，其历史记载的客观性和准确性不能不大打折扣，中国则因为史学很早成为独立的领域，自然不再仰赖史诗作为历史记忆的方式。在中国，诗与史的关系重新修正为“以史益诗”，即凭借历史的滋养，提升和丰厚文艺创作的思想、情感、道德与意蕴，其杰出代表首推杜甫。杜甫人称“诗圣”，其作品又被视为“诗史”，这两点互为表里：因其创作浸透着历史的精神、体现了历史的高度，故而达到“圣”的境界。“圣”繁体作圣，杨树达说：“‘圣’与‘聪’义近，故从耳”，本义就是聪明睿智。中国人认为，知史使人心明眼亮，杜甫以“诗史”之作而为“诗圣”，其解在此。由于杜甫的垂范，中国诗歌形成了一种传统，特别注重历史意识的灌注。这种历史意识，不表现为以诗行作为历史叙述的替代工具，而是追求在诗行中渗透历史的感悟、时代的忧患。所以中国旧诗，虽无“史诗”之作，但“诗史”精神却是一根粗壮主线，以致后来诗选家，屡有断代式的《唐诗纪事》《宋诗纪事》《清诗纪事》之编，它们固然是诗的选集，又何尝不是一代史事的搜荟？

　　总之，我国文艺所受历史的滋养，以“浃髓沦肌”来形容是不为过的。旧说“文史不分家”，这在中国确为真实写照。戏曲曾是我国受众最多的艺术形式，而其所演内容，90%以上为历史题材。京剧号称“唐三千，宋八百”，其实何止唐宋，中国历朝历代故事和着名人物，几乎都有剧目。我幼年读过一套《京剧汇编》，有百十来本之多，剧目上起周秦下迄明清，我最初的中国史知识就从它而来。虽然史实是文艺化的，夹杂了不少主观的憎爱褒贬，与严格历史真实并非一物，但基本的历史线索、脉络、流变仍足观其大概。不妨说，过去大多数中国人的历史教育就得之于戏文讲史之类。明末有个人物叫左良玉，此人一介武夫，目不识丁，但他后来却颇有一点历史政治立场，从哪儿来的呢？历史题材文艺作品。当时有位说书巨匠柳敬亭，到左良玉幕府做宾客，成天给他说书，灌输儒家历史观，终于使他发兵去讨南京的“权奸”马士英、阮大铖。钱谦益诗赠柳敬亭，称“千载沉埋国史传，院本弹词万人羡”，“此时笑噱比传奇，他日应同汗竹垂”，谈的是柳氏以史说书可致万人空巷，称赞此事让柳敬亭自身仿佛也变成传奇，与历史共传世。

　　历史题材作品妇孺皆悦、老少咸宜，自古以来为民众喜闻乐见。在中国这样历史情怀深厚的国度，历史题材作品受欢迎程度有时在现实题材作品之上，其优势在于能提供给观众和读者以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其故事和人物往往深深植根于民族精神传统，犹如枝繁叶茂的大树，每片叶子的纹理都向你诉说一种由来。我曾见过一些史料，清太宗、世祖间组织翻译《三国演义》为满文，以供了解中原文化：“国初满洲武将不识汉文者，类多得力于此。”“本朝未入关之先，以翻译《三国演义》为兵略。”可见在中国，文艺创作既受历史滋养，反过来，与历史水乳交融的创作成果又转而对历史本身发生某种作用。

　　历史题材创作要敬惜历史

　　虽然历史作为文艺创作的宝库毋庸置疑，虽然我国的历史题材文艺创作拥有悠久传统，但想把这件事情做好，并不容易。刘知几曾为史家列出三个先决条件：史才、史学、史识，后来章学诚又加上一条——史德。“才”是文采，“学”是学问，“识”是见地，“德”是品性。前两条无遑多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干巴巴的东西不能吸引人，而学问不足、错讹百出，则将为人讪笑、自取其辱。它们难度不小，却还是治史者在个人范围内可以做到的事；真正难的是识与德。识，是秉持正确的历史观，德则体现为对历史事实的忠实、对史家道义的信守。这两条，一面得之于自身修为，一面得之于与流俗物议等外在压力的砥砺相抗，既要敢于坚持真理，又要勇于摈弃谬舛，很多时候这已不是个人可以了断的事，而涉及与现实、与权威、与各种流行思想趣味的关系，只有真正不苟且、不苟同、不苟免的人才能做到。同时就个人自身而言，识与德也要相辅相成，不失衡、不偏废，否则，有识无德会矫史就己，有德无识则会执迷溺误，可见“良史”之不易。历史题材文艺创作虽不必以如此高的标准苛求，但大原则、大方向也应不悖于此：不能连历史常识都不具备而染指历史题材创作，不能罔顾基本史实而任意胡编，不能拿浅薄、错误、有害的历史观引导观众和读者，也不能昧着良知颠倒黑白，以历史为妾婢呼来喝去。近年中国历史题材文艺作品，无论影视剧，还是文学中的非虚构写作，乃至网络文学，都呈方兴未艾之势，这固然重新验证了历史作为文艺创作宝库的价值，但时而流露出的对历史不知敬惜的心态也令人心痛。中国“良史”传统回归任重道远，要从根本上拗救此弊，唯有培育一种“历史应如镜，勿使惹尘埃”的意识。

　　(李洁非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当代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