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诗两首（草书） 高二适

　　20世纪书法史上，高二适先生(1903年—1977年)以其深厚之学养和昂扬之书风卓然而立，正像他的为人，耿介、爽直，超然于世俗。书卷气、才气、骨气是形成高二适书法人格气象的重要因素，也是其书法具有创造性的根本所在。民族文化的积淀，一代大师的成长，扎实的功夫、个人的天性与才情，以及创新的意识缺一不可。

　　文气

　　所谓民族文化的积淀，对艺术家而言表现为“书卷气”。书法家更应具备这种“气”。书法是一门抽象的艺术，它以文字为基础、为载体。因此，唯洞明文字生成中所蕴自然山川之地脉、宇宙变幻之天象，深谙文字之文化含量，执笔时才有底气，才能生发出意象、意念、意蕴、意境。否则无以到达深郁而豪放、凝重而飘逸之化境。

　　高二适对历代书法均有深入研究，于文字学方面亦有极高造诣。他耗时十年，广搜《急就章》注校考异本、矫前人之误，着就《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一书，存亡继绝，填补书史空白。他力倡“章为草祖”论，提出“章草为今草之祖，学之善，则笔法亦与之变化入古，斯不落于俗矣”，并对历代经典碑帖读之、临之，或赞或批，不随流俗，妙句连珠。高二适对书法结体、章法、笔法、墨法诸要素所作入木之评述，实为书法学精辟之论。他在读帖与临帖过程中常常情动于衷，兴之所至，以“神入妙出”“沉着痛快”“规模简古”“气象深远”等词句点评。这既是总结，也是发现，为后世提供了新的审美意象。高二适在书法艺术本体的建构和解读以及理论性阐述方面，不仅有灼见真知，且有方法论意义，同时也为他本人作品的文气、古气的生成积累了广博而深厚的精神资源。

　　高老是诗人，他眼中的自然是“诗化”的，如“树静欲眠风浩渺，舟回拍岸水涟漪”。他给章士钊的信中有：“山木苍苍烟雨歇，几时才见天地合。”诗中意境足可与石涛、黄宾虹之山水画媲美。高二适书法中的画意、审美意象直接感受于自然，缘自于诗性，也得益于哲学。在他读的《杜诗镜铨》上有一段批语：“吾尝谓中国文化史中有三大宝物，即史迁之文，右军之书，杜陵之诗是也。”他称：“读龙门文、杜陵诗，临习王右军，胸中都有一种性灵所云神交造化此是也。”其诗高古沉雄，留存有诗辙集300余首，尤得力于江西诗派。晚年所撰“读书多节慨，养气在吟哦”可作为其诗文气节一生写照。当然，诗的韵律也自然而然地成为高二适书法潜在的节律，它暗合书法之法，畅通主体之情，虚浑圆融，自成一体。其阴阳顿挫，以及飞动的线条和铿锵的运笔，在文化的时空唱和于杜子美、李谪仙、白乐天……

　　高二适自言“一日无书则不能生”，可知他无一日不与古贤、圣哲对话，在精神世界与天地往还。

　　才气

　　高二适的才气，体现于他书学的创造性。其书学的创造性在于他以文化之，深谙诸体与百家，且信手拈来，于自然挥写之瞬间得众美之妙，仿佛深藏之甘泉频频溢出。

　　书法，要有法，先有法，后破法，再建法。高二适尚法，破法，但不建法。他的法是“无法”，随性而发，随性而书，自得气象浑穆，洋溢着高昂的人格精神。

　　从高二适读帖的批注“出入千数百年，纵横于百数十家，取长补短，自得其圜，而又超乎象外”，可以更深了解他对“法”与“无法”之关系的辩证理解。

　　高二适书学以章草筑基，参王羲之、孙过庭、张旭、杨凝式、宋克诸家，笔意融大草、今草、狂草于近代碑学之风，以帖学为宗，出古入今，而自成一格。其书法构成，奇险宕荡，纵横流畅，时而飞流直下，时而清泉入谷。其用笔忽如斧劈刀削，忽如游丝绵绵，凭借吟哦所养之气，功深百炼之力，自信点划，一线横空，全仗性情所致，将书法的疏密节律对应于一瞬灵感，故幅幅皆殊，各美其美，予书法审美以多维空间。

　　由于高二适每日通过读书、临帖与古贤“对话”，故在他生活的虚拟世界里便与王羲之、张旭、怀素为师为友，在书法艺术上自然以他们为比肩对象，这正是他充满自信、矫矫不群、不随流俗的精神起点。在一幅自书的狂草手卷中，他自注“细草如卷，雨丝风片，未知张旭长史能此否耶”，可想而知，他当时书就此卷时的心情，飞动激荡，自得新境。这些“自言自语”穿越千年，真情与才情昭然若见。

　　高二适的才气，还体现于他“出口成章”与“脱手千篇”的高度统一。他书写的内容绝大多数为自作诗，故内容与形式的“同构”形成情感与表现的流韵，真气弥漫，具有文化的感召力。高二适的书法不易学，因为法度、程式皆隐蕴其间；更不易模仿，因为其形态、字相皆随性而生。高二适写的是气，是神，是魂！这需要天分、学问、才情、创造精神。“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取其意为：神之不存，形将焉附。

　　骨气

　　高二适最为世人熟知亦让其名声大噪的乃是他50年前与郭沫若先生的兰亭真伪论辩。

　　1964年至1965年间，南京相继出土了与王羲之同时代的东晋《谢鲲墓志》和《王兴之夫妇墓志》，墓志碑文均以隶书写就，引发了郭沫若对东晋书法面貌的思考。1965年6月，郭沫若撰写并发表长文《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认为《兰亭序》后半文字，兴感无端，与东晋时期崇尚老庄思想相左，书体亦和上述新出土的墓志不类，因而断言，其文其书，应为王羲之七世孙陈隋年间永兴寺僧智永所依托。此文一出，在全国书学界和史学界产生了强烈震撼，一时间附和之声不断。然高二适读后，独持己见，撰写《〈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认为《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是不可更易的铁案，旨在从根本上动摇乃至推翻“依托说”。“驳文”于当年7月全文发表，文史界、书法界随后掀起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学术争鸣，声震士林，影响深远。高二适坚持真理的学术精神和品格于此可见一斑。

　　后来，随着《毛泽东书信选集》的出版，世人方知，当年高二适文章的发表乃毛泽东同志一言助成。毛泽东复章士钊信中云：“……又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与此同时，毛泽东在致郭沫若的信中指出，“笔墨官司，有比无好”，以赞成高二适驳议文章发表。1972年，高二适因郭沫若重提兰亭真伪，又写下《〈兰亭序〉真伪之再驳议》，其中有一句极为精辟的话，“夫逸少(王羲之)书名之在吾土，大有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之势，固无须谁毁与谁誉之”。由此可见，高二适扞卫传统经典文化的拳拳之心。今天，王羲之及其兰亭序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经过那场“争辩”之后，似乎更加牢固，由是，我们更加佩服高二适的信念。要知道，当时高二适只是江苏省文史馆馆员，他的这种精神被学界誉为“高二适精神”，他被称为“硬骨头书家”。

　　冯其庸先生在纪念高二适的一文中曾用“永远的高二适”作题。是的，“质直文风于学术规范、学人品格确立之贵”是永远的，后人当承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