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讲“国学”，对国学的内涵外延，没有阐述清楚，或者虽有所说明，但在学理上论证不足。其实，“国学”这个概念中国历史上就有，《周礼》里面就有，《汉书》、《后汉书》、《晋书》里面，都有“国学”的概念。

　　比如，庐山下面有个白鹿洞书院，是近三十年恢复重建起来的。这个书院最早是在南宋朱熹把它建成，成为当时的“四大书院”之一。但是在朱熹之前，这个地方不叫白鹿洞书院，而是叫“白鹿洞国学”。白鹿洞国学是个什么意思呢？是所学校。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国学”这个概念是有的，“国学”这个名词是有的，但历来讲的所谓“国学”，都是指“国立学校”的意思。

刘梦溪

　　梁启超较早使用“国学”概念

　　那么“国学”作为一个现代学术的概念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至少从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1902年梁启超和黄遵宪的通信里面，就开始使用“国学”的概念了。要知道这两位都是1898年戊戌政变的时候被处罚的人员，梁启超跟他的老师康有为跑到海外，而黄遵宪，当时在湖南参加陈宝箴领导的“湖南新政”，也受到了处分。他有在日本的经理，有外交经验，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其实他很稳健，在湖南的时候就提出主张渐进的变革，反对激进的变革，实际上他跟康、梁的激进是有区别的，但还是处分了他。

　　在慈禧太后政变后的晚些时候，被革职的黄遵宪回到广东老家，而这个时候梁启超有一段在日本。他们在1902年有一封通信，梁启超写给黄遵宪的信我们看不到了，我们看到的是黄遵宪写给梁启超的信。黄遵宪在信里说：“你提出要办《国学报》，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办《国学报》是不是时候，我们探讨国学概念可以暂且不管它，至少在1902年这一年，一个是梁启超，一个是黄遵宪——试想，他们在晚清，是何等样的地位，何等样的人物——他们提出了并且使用了“国学”的概念。

　　而在1902至1904年，梁启超写《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里面最后一节，又使用了“国学”的概念。他说，现在有人担心，“西学”这么兴亡，新学青年唾弃“国学”，很可能国学会走向灭亡。梁启超说不会的，“外学”越发达，“国学”反而增添活气，获得发展的生机。他在这里再次用了“国学”的概念，而且把“国学”和“外学”两个概念比较着使用。

　　我们知道，在1898年——维新改革最高涨的时期——当年五月，张之洞，晚清的大人物，写了一篇大文章叫《劝学篇》。他在《劝学篇》的“外篇”里面有一节专门讲“设学”——设立学校——他说在课程设置的时候，要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可是在1921年梁启超写《清代学术概论》，转述张之洞的主张，他说，自从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全国一时以为“至言”——以为这个话讲得太好了，谁都同意。可是，在转述的时候做了一个改变：张之洞本来是讲“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他在《清代学术概论》转述成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从此以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判断，一个晚清以来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判断，就被所有研究文化研究历史的人记在脑子里了，而忘记张之洞在《劝学篇》里面本来讲的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今天研究“国学”概念的渊源与流变，我可以说，张之洞在《劝学篇》里讲的“旧学”，梁启超转述的时候讲的“中学”，跟“国学”的概念——梁启超和黄遵宪1902年讲的“国学”的概念——几乎是同等概念，实际上就是中国的这套传统的学问。可是，当时虽然这么讲了，对于什么是“国学”，没有人作分疏。

　　胡适对“国学”概念有所厘清

　　时间一直到1923年。大家知道，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门”，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这个时间很重要。在1923年的时候，北京大学的“国学门”要出版一个刊物，叫《国学季刊》。北大这个《国学季刊》的发刊词请胡适之先生来写，胡适之先生就在这个发刊词里讲——他因为有西学的底子，又有中学的底子，他喜欢下定义——什么是国学呢？他说：“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省称”。“国故”是谁提出来的呢？他说自从章太炎先生写的一本书叫《国故论衡》，“国故”这个词，大家就觉得可以成立了。这是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胡适之先生第一次对国学的概念作了一次分疏。

　　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概念的内涵太宽，所以胡先生这个定义事实上没有被学术界采纳，后来很长时间，30年代、40年代——50年代不讲这些了——后来到“国学”的概念继续讲的时候，都不见再有人说“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省称。为什么呢？“国故”这个概念太庞杂，古代的社会制度、人物、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礼仪、风俗、习惯、服饰都包括在里面了。如果“国学”就是研究这些漫无边际的所有中国历史上的事物，你很难把握住哪些是这一“学”的主要内容。

　　所以，事实上，学术界没有采纳胡先生的定义，学术界不约而同地在三四十年代都认可“国学”的另一个定义，就是国学是“中国固有的学术”。什么是中国的“固有学术”呢？就是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两汉的经学，魏晋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当然唐代的文化内容多了，经学在唐朝也很发达，有《五经正义》——但唐朝的佛学的地位格外突出。而到宋代的时候，一个新的哲学流派出现了，就是理学，以朱子为集大成的理学。而到明代，则出现了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清代中叶的时候——主要是乾隆和嘉庆时期，清代的学术比较发达——这时候的学问，以考据为主要特征，叫“朴学”，甚至也叫“清代汉学”。

　　马一浮重新定义“国学”

　　就是这样一个学术史的流变，大家觉得这就是“国学”。钱穆先生在北大讲国学的时候——后来整理成书叫《国学概论》——他首先讲，“国学”这个概念将来“恐不立”，然后说明，他书中讲的是“本国学术思想的流变和变迁”。而马一浮给“国学”重新下定义的时候，也说：“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只不过他并不认可这个定义。因为人家会问：你是指哪个时代的学术呢？先秦的、两汉的、魏晋南北朝的、唐代的、宋代的、明代的，还是清代的？还有，你是指哪一家的学术？讲中国的学术，不仅有儒学，还有道家，还有道教，还有佛学，你是指哪一家的学术呢？所以，马先生觉得把国学定义为“中国固有学术”，还是太笼统、太宽泛。

　　1938年5月，浙江大学迁移到江西的泰和，竺可桢校长请马一浮先生去开了一个国学讲座，讲座的第一讲就是从“楷定国学名义”开始，他提出，时下关于“国学”是固有学术的提法，还是太觉“广泛笼统，使人闻之，不知所指为何种学术”。所以他提出：“今先楷定国学名义，举此一名，该摄诸学，唯‘六艺’足以当之。”“六艺”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即孔子之教。马一浮先生认为，国学就应该是“六艺之学”，这是他给出的新的不同于以往的国学定义。“六艺”就是“六经”，是中国学问的最初源头，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形态。

　　他提出的国学的这个新定义，长期没有人闻问，直到2006年，我写《论国学》，才把马一浮先生的国学定义重新提示出来，强调“国学者，六艺之学也”。这是马先生的原话。从那以后，七八年的时间，我不断写文章，演讲，倡导，鼓吹，不遗余力。虽然不见有谁写文章跟我讨论，但是我知道，大多数人不很赞成我的看法，觉得刘梦溪竟然认为国学就是“六经”，这不是把“国学”等同于“儒学”吗？其实“六艺”不光是儒学的源头，道家的源头可以直接追溯到《易经》，“六经”是和文史哲各科都不想重复的我国学术的一门最高的学问。

　　马一浮提出这样一个国学定义，它的了不起之处在哪里呢？它可以跟教育结合起来。你讲“国学是中国的固有学术”，那是关于学术史流变的学问，专业人员研究起来尚且不无困难，你怎么可能叫社会学科、自然学科、其他学科都来关注这样一个“国学”呢？一般民众更不用说了。可是既然叫“国学”，就不能跟一般民众不发生关联。如果定义“国学”是“六艺之学”，就是“六经”，跟全体民众都会有关系。熊十力先生就讲过，“六经”是中国人立国和做人的基本依据。你要了解“基本依据”四个字，实际上是说中国人的精神源头和根底在“六经”。所以如果把“国学”定义为“六经”的话，它就可以进入现代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