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保存我国的高等教育火种，华北及东南大都市的许多高等院校都被迫撤退，搬迁到了大后方的四川和云南等地。当时，这些高校中的师生，由于长途迁徙以及物资匮乏等因素的影响，生活十分困苦。尤其是一些教师们，他们大多数拖家带口，经济状况更是捉襟见肘。这其中，就包括了朱自清和闻一多两位大文豪。

闻一多（左）与朱自清（右）

　　朱自清和闻一多先生都在昆明的西南联大任教，朱先生有“耻食周粟”的气节，他因饥饿导致身体虚弱，但却拒绝去领美国发放的救济粮。闻一多先生则自力更生，干起了“副业”以养家糊口。闻先生有一手篆刻的功夫，于是就在公路旁摆起了“地摊”，为人刻图章。据我国着名语言学家吴宗济先生回忆，当时他亲眼看到闻先生在路旁的草地上铺了一块旧布，上面放着十几方图章石和刻章，闻先生本人则盘膝半蹲半坐在一个小板凳上，等待生意上门。彼时的闻先生面容清瘦，长发短须，虽然生活落魄至斯，却仍显露出一身傲骨，让人感慨不愧是一代文学大家的气派。

　　我国着名的国学大师吴宓，抗战时期也曾有过为生活所迫、经营“副业”的经历。1943年在重庆，有人在街边公路旁的岩壁上，看到一幅白被单在飘扬，上面写着几个大字。仔细一看，上面写的竟是“吴宓在此开讲《红楼梦》”。吴宓先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是清华大学国学院的创办人之一，竟然也落魄到在街边开讲《红楼梦》赚钱的境地，令人唏嘘的同时，也不得不说这是当时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奇特景象。

　　而上面提到的吴宗济先生，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曾与闻一多先生有过师生之谊。1938年，吴先生在昆明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当时，吴先生除他和妻子外，还有三个年幼的儿子，生活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于是，很自然地他也走上了搞“副业”的道路。相比闻一多和吴宓先生的“小打小闹”，吴宗济先生搞“副业”的排场就大得多了。他把废弃的猪圈清理干净，然后打了两张小方桌、几条板凳，便做起了一个小“沙龙”来。说是“沙龙”，其实有点类似如今早点摊和咖啡屋的合体。每天清晨，吴先生亲自做烧饼卖早点，平时还提供一些蛋糕、咖啡等稀罕物。因为颇具特色，梁思成、林徽因等名流时常光顾，大家在那里促膝倾谈，消磨时光。吴宗济先生也因此小有收入，一家五口的生活稍有改善。

　　当时，在抗日战争的大后方，许多文人学者就是这样各尽所能地干着各种“副业”，以应对极度困难的经济形势。这些大师们所经受的艰难困苦令人心酸，但他们自力更生的优秀品质和能屈能伸的豁达精神，值得后世学习和称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