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着名作家、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的作者熊召政先生作客图书馆“名家论坛”，举行了一场名为《张居正与万历新政》的讲座，笔者有幸现场聆听了整场讲座，并引发一些对当今武广文学创作现状的感慨。讲座围绕着《张居正》的艰苦创作历程而展开，作者关于万历新政对当代改革的启示意义的揭示颇有见地，对张居正这位历史上的改革家的个人命运和民族命运的思考不乏真知灼见，然而，最感人也让人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其极其严谨认真的创作态度以及不吝十年光阴打造经典作品的艰苦卓绝的创作精神。

　　《张居正》洋洋一百五十余万言，详尽记叙了明万历一朝内阁首辅张居正锐意推行新政的始末，刻画了一位古代改革家的风骨和精神，小说深隧独到、气势恢宏，堪称历史文学的上乘之作，曾在第6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中以全票夺冠。这部小说整整耗费了作者十年的漫长时光，尊重史实、从文学的高度打造精品，成为其自觉的意识。熊先生坦言，动笔之初时值三峡工程开工，他在稿纸的顶端写道：“个人文学事业上的三峡工程正式启动”；后来，鉴于某些防洪堤段沦为“豆腐渣工程”，他又加了一句话以自警：“希望小说不要搞成豆腐渣工程”。正是基于这种严肃的创作态度，他展开了审慎的资料搜集等案头工作，不仅对新政过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而且对明武宗、嘉靖、隆庆三位皇帝执政的69年间有明一朝由盛转衰的大拐点也作了全面的梳理，因为这是新政的历史背景，可以更深刻地揭示新政的历史功绩和意义。写完小说，他对于明史的熟悉了解程度，也几乎臻于专家级水平，举一个例子，小说有关隆庆皇帝的死因的认定，曾引来数位明史专家的商榷，但当他拿出翔实明确的史料作证，使得后者哑口无言。可见，谨慎的研史治学态度，为作品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牢固的基础。

　　创作时，他并不满足于枯坐书斋中凭空想像、闭门造车，而是强调作家的“现场感”，借助现场调查、见证、探访等方式激发灵感，形成个人的写作“气场”。为此，他曾专程来到张居正的故乡——江宁(今湖北荆州)寻访张居正墓，墓地的冷清萧条愈发激励了他打造佳作的决心。此外，为了万历年间的一张地契，他可以专门飞到西安去看，花费数千元；他到过山东孔府、北京白云观等处实地考察，到五台山看张居正时期李太后修筑的庙，到峨眉山看大藏经，进行了一系列的深度采访……他还特意安排了满屋的明代家具、瓷器和线装书，以营造仿佛回到当年的创作氛围。这了写一部历史小说，如此劳神费力、不惜成本，在当代作家中实属罕见，也可见其大获成功绝非偶然侥幸。

　　熊召政创作《张居正》的动因，最早要上溯到在文坛暂露头角时，姚雪垠对他的激励，后者曾说过只有真正创作有分量的大部头、砖头厚的作品才不枉了作家的称谓；古人写书，也视为经天纬地的大事业，无不祈望能“藏诸名山、流传后世”。当年曹雪芹创作《红楼梦》，在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也曾发出过来之不易的创作感叹：“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看来，除了极个别的“天才”，任何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作者经过长时间的呕心沥血的投入和付出才能锻造出来的，或者可以说，作品的不朽程度与创作时间的长短、勤奋刻苦的过程成正比。譬如堪称天才的张爱玲，在四十年代的沪上一举成名，那时她不过二十多岁。然而“井喷”般地爆发之后，后期的作品明显不如以前，一颗流星划过天际终于黯淡，不复刹那间眩目的光芒。

　　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强烈对比的是，当代文坛不少作家普遍浮躁的创作心态令人忧虑。一些所谓的“高产作家”，尤其是某些80后的新锐作家，即使是创作涉及历史文化题材的作品，也仅仅凭着一知半解仓促上阵，或者干脆“戏说”、“乱弹”甚至胡编乱造，不要说“十年磨一剑”，就是在一两个月内完成一部新作或者一年写十几部小说的也不鲜见。他们信奉“出名要趁早”，紧赶慢赶地不断推新作，趁热打铁地挥霍着自己的“才情”，以令人咋舌的高速创造着“速成”的奇迹，忘记了“伏案功深”的基本创作规律，丝毫不担心“速成”其实不过“速朽”，也完全不顾及过度追求速度将导致才思枯竭、江郎才尽的风险。可是，数量的堆砌并不意味着品质的优秀，缺乏长期积累和艰辛的笔耕，即使着作等身也无足观。纵然可以短时间内攫取最大化的版税，但在文学事业上却不可能获得丰硕的成果。当然，“速成”、“高产”的出书乱像也是追求功利的出版社、书商推波助澜的结果。只要某一类书好卖，他们往往一窝蜂地跟风而上、重复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