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对孔子哲学的态度不很恭敬。他说：“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为了保住孔子的名声，假如他的书未曾翻译过反倒更好些。”本来，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知识界对于中国文化和社会是颇有好感的，中国哲学也因此对欧洲启蒙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但随着近代欧洲“我思故我在”的理性主体原则的确立，主客对立观念成为思想界主流。工业革命后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中国的形象在欧洲的视野中日渐衰落，也使得孔子沦为落后、不开化的象征。黑格尔对孔子的评价代表了十九世纪欧洲对于中国文化评价态度的转变。

　　中国近代之所以落后，单就哲学方面来说，没有确立主客对立的近代性原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冯友兰先生曾经把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和经学两个阶段，并指出中国没有“近代哲学”，这是很有见地的。“近代”是modern，现在译为“现代”，也大可玩味。中国哲学没有把人和自然抽象为主客体范畴，其原则是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用近代哲学范畴来说，是主客体的和谐共存。黑格尔研究中国哲学，还没有达到可以认识这一原则的深度。他读过《论语》，就没有注意到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表现的并不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和西方近代哲学根本不同。

　　“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表明，儒家哲学的视野是开阔的，包含对于自然的维度，这促使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哲学的广度和深度。作为一种人与自然关系的原则，“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表明了孔子对于自然仁爱的态度。纲是大网，大网所捞必多，对于鱼类，进而言之对于自然是多余的伤害。弋是带线的箭，宿是归宿之鸟。宿鸟归飞，幼鸟盼归。射杀宿鸟，幼鸟失怙，毁掉两代生命，断非仁慈之心所能忍受。直到现在，民间还有“劝君莫打三春鸟，儿在巢中盼母归”的谚语，可以说是“弋不射宿”思想在百姓生活中的表现。

　　“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其实只表达了孔子动物观的冰山一角。打开视野来看孔子的相关文献，包括近年来真实性逐步得到承认的《孔子家语》《孔丛子》以及新出土的《孔子诗论》等材料，会发现孔子的动物观是丰富的，其基调是把道德共同体的范围扩展到动物，要求道德地对待动物，确立人对于自然的伦理关系。仁、恕、孝、义等德目都包括对动植物的关怀。《孔子家语·五帝德》记载宰我请教黄帝的事迹，孔子提到黄帝“仁厚及于鸟兽昆虫”。此条又见于《大戴礼记·五帝德》。商汤有“网开三面”，给动物逃生机会的事迹。孔子评价说“成汤恭而以恕，是以日隋”。《孝经》《礼记》记载：“曾子曰：‘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这里，孔子强调按照时节规定伐木狩猎，把尊重动物的生命和价值、保护动物提高到对于天地之孝的高度。在这种观点之下，树木、动物成为和亲属一样值得道德关怀的对象。在《孔子家语·困誓》《孔丛子·记问》篇中，孔子把“刳胎杀夭”“竭泽而渔”“覆巢破卵”视为“不义”的行为。

　　对于死亡的动物，孔子抱有哀悯之情。《孔子家语·子贡问》记载，孔子豢养的狗死了，他对子贡说：“吾闻之也，敝帷不弃，为埋马也；敝盖不弃，为埋狗也。今吾贫无盖，于其封也，与之席，无使其首陷于土也。”这一条又见于《礼记·檀弓下》。孔子还有从自然中获得道德启示的移情观点，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称赞的是松柏固守常青的坚定德性；“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称赞的是良马的德性。他把自己比作麟、凤。他周游列国，道不行于世，晚年感慨“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麟至鲁国国都郊区而亡，他为之流泪说：“予之于人，犹麟之于兽也。麟今出而死，吾道穷矣。”《春秋》即绝笔于“西狩获麟”。以德性比拟动物，把动物的德性和人的德性一致看待，在这种思维方式之下对动物自然会采取关爱的态度。

　　孔子的动物观是他的自然观的一部分。他的自然观是“则天”，即效法天地。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里谈的便是自然之天。《论语·泰伯》记载：“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中庸》称赞孔子“上律天时，下袭水土”。朱熹解释说：“律天时者，法其自然之运。袭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则天是农业时代必须顺应天时、善待土地才能有所收获的生产方式在思维中的反映，其极致是与自然审美的和谐相处，成为一种人生的精神境界。“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吾与点也”“孔颜乐处”都是这种境界的表现。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突出强调“生态文明”“美丽中国”“绿色化”等概念，并把“绿色”置于“五大发展理念”之中。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从传统文化中挖掘绿色发展理念资源。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主张人与自然和谐，这是其普遍性所在和永恒的生命力所系；也是我们确立文化自信、文明自信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