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论语·学而》一开头这几句看似不相关的话，就把人给整懵了。为什么呢？可能一般人对第二句比较赞同，比如说来了一个志同道合的知心朋友，与你交流切磋学问和人生到深夜，还意犹未尽，的确很是兴奋。但学习怎么能使人心灵喜悦，“人不知”又怎能使人“不愠”呢？尤其这后一句似乎与前一句矛盾：道德、学问，朋友相知，惺惺相惜，很是快慰，但紧接着又说，你可能很优秀，却没有一个人了解你、启用你，声闻皆无，只能是自我欣赏：这就是修养很高的君子了？圣人的话，岂不是反着人情说的？

　　其实，这段话的关键词，就在每句后面的“说(悦)”“乐”“不愠”上。这是一个人心灵情感世界的内在体验。成功与否，不在乎你住的房子又多大，你每个月挣得票子有多少，甚至你外在的功业有多光鲜，而在于你是否感受到涌自内心深处的快乐和幸福。简言之，作为身心统一的生命存在，我们的生活无疑要依赖于外在的客观条件和环境，但是能否将这些因素转化为自己生命的受用，则是另外一回事。兴许有的人恰恰相反：一无所有时，生活尽管很拮据艰苦，却能苦中作乐；而外在条件都具备时，它们却变成了生命的累赘，怎么也让人高兴不起来了。

　　孔老夫子这几句话，如果从人生的横断面经验来看，好像没有多大关联；若将其放在人的一生去思考，它们实际上串联在一起，映衬出一个完整的人生时空。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在25岁左右达到了生理和心理的成熟期，30岁左右可以看作是“而立之年”。此前，是一个在家庭、在学校习得各种社会经验的漫长阶段。不过，与我们今人头脑中读书才叫学习的观念(勉强和孔子所说的在“行有余力”之外的“学文”相对应)不同，古人的“学习”是一个知行合一、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过程。《论语》一开始立足于中等材质的大多数普通人，认为每个人都能通过学习改变和塑造自己的命运。“鹰乃学习”(《礼记·月令》)，早期把“学”“习”联在一起，表达的是“小鸟学飞”的景象——比喻人生的起步也非常贴切——借助于学习，改变了自己的行为，提升了精神境界，为适应社会、飞向更广阔的天空打下了基础。从《论语·学而》篇下文的论述看，孔子这里把“学”和“习”分开，且似乎更强调“习”。这其中不只有技能出神入化、由技入道的进步，更有道德修养细密方法的用工，方可在时时常常中达到极高的境界，人生观、价值观当由此奠定。人格的树立、志向的确定、情感的成熟，基本成之于“而立”之前。

　　人生中间的三十年(从孔子所说的“而立”三十到“耳顺”六十)，是将学到的知识乃至于个人的修养学识，用之于社会、服务于社会的时期。这个时期，一个人要在社会上打拼干番事业，光凭“孤胆英雄”不行，总要聚合一批人，共同持续完成社会赋予的角色或使命。这些人来自于五湖四海，组成共同体，既有友情的粘结，又有利益的关系，还有分工职能的不同，名之曰“朋”(古义有群、有类的内涵)亦未尝不可。《说文解字》中指出，“朋”，假借也，表示群鸟聚在一起的情形。在求学阶段，称同门为“朋”——那样一个关系，剔出了家庭背景和地位、社会等因素，还是十分单纯的；而一个共同体的“朋”则实际上把人带入了更广阔的人际关系中。这样群“朋”汇集，有共同的利益诉求，亦有相互利益的冲突。在这样一个团体当中，能否得“乐”呢？是协作之乐，还是斗中之乐？

　　当曲终人散，进入六十岁以后，凄凉和孤寂不免时时袭上心头。此时再求人之所知，“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想再抓到些什么名呀、利呀，无疑于痴心妄想，或则招致怨恨恼怒丛生，祸及晚节。在赤裸裸的死亡面前，一切都显得那么苍白——每个人都要最终孤独地面对这种境遇。只有安于“人不知”，或放下名闻利养，挥洒夕阳余热，人生修为也许再上层楼。

　　由上可见，早在佛学传入中国之前，儒家创始人孔子就已经宗旨性地为芸芸众生指明“离苦得乐”的途径：它不在来世，也不在他世，超脱和解脱就在脚下、就在当下。能否得悦、得乐，由外入内，就像后世儒家所说的，享受“孔颜乐处”，是为关键。我们体察人之七情细微，无乐之余，由怨生愠，在人际中最是易乖违处。而佛家所说人之三毒“贪嗔痴”中，贪者易识，痴者不觉，惟嗔最难对付克制。愠、嗔，皆属不平，自认贡高，他人不知。不平，即不快乐、不愉悦；具平等心，既已成佛。“不愠”即悦、乐；悦、乐即“不愠”。原来，孔子所说的这四个字，平实中见高明，其实是一种很难企及的境界。

　　如果人生最后只是修养到“君子”即比常人略高一个量级，恐怕很多人心中也不服。但若确能于大风大浪之后“不愠”，已实属不易。把这种主观心境的收获、切近生命的感受拿出来，作为衡量人生成效的标准，岂不怪哉？！不怪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