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节选自陈乔见在首届上海儒学大会上所做主题报告《从仁政走向义政：儒家政治理念的现代转型》。

　　“儒学与当代中国”经常出现在近十年来各种儒学会议的主题中，它实际上也是一个世纪以来的大课题，曾经引起无数的论辩和讨论，相信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会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就此课题而言，我主张两个“多元”：第一是儒学复兴和儒学发展的多元化。儒学的复兴需要(或容许)具有不同气质和才性的同仁从不同的视域、不同的方式来理解和解释、阐发和弘扬儒学。第二是作为个人安身立命和精神家园(李泽厚先生所谓“宗教性私德”)的“精神食粮”，我主张儒、释、道、耶、伊乃至坊间各种心灵鸡汤并存，各取所需。换言之，这是个人选择的自由。我认为想把儒学做成一个“整全性”的宗教，这在价值上不可欲，在现实上不可行。当然，我个人希望更多人的人接触儒学，读些儒家经典，对于那些努力推广儒学的志士仁人我也十分敬佩。

　　陈乔见先生在首届上海儒学大会上做主题报告

　　关于“儒学与当代中国”这一课题，我个人比较关注儒学的公共性。熊十力先生说：“人当该有感触。感触大者为大人，感触小者为小人。”牟宗山先生接着乃师说： “了解时代的问题是要有感受的”，感受到大问题，就是大学问之所在，“哲学的最根源的意义是在感触的那个地方。”“我”或“我们”对现时代的感触是什么？当然有很多，从积极方面看，是社会的繁荣和快速发展；从消极的方面看，则是这个社会仍存在着大量的恶、不公和不义，后者常常令我们痛心疾首，乃至义愤填膺，它们挑战着我们的底线，刺激着我们的良知。我本人近期对此问题的思考就是“从仁政走向义政”。

　　儒家的仁政理念根基于性善论，在孟子那里，君主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是实现仁政的主要途径。不难发现，仁政理念存在着固有的局限：

　　首先，仁政的心性基础即恻隐之心本身具有局限性，我们对眼前的、当下的和与自己关系亲近的人更容易产生恻隐同情。

　　其次，伦理法则与政治原则必须有所区分。我承认儒家一再强调的亲疏厚薄、爱有差等、男女有别作为一种伦理法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不能作为一项政治原则，政治原则要求公正平等。

　　再次，仁政的实现途径即“得君行道”太具偶然性，韩非子早就指出了这一点，今天发展儒学必须过了一关。

　　为此，重新思考儒家的社会政治哲学，在坚持仁政理念的目标(保民、养民、富民、教民)的同时，必须走出对仁政的迷恋。基于孟子“仁-义”并重的义理架构，以及两千年来年儒学传统“仁”观念一家独大而“义”观念暗而不彰的偏颇，我提出儒家“义政”的概念(区别于“仁政”)，并提出“从仁政走向义政”的设想。据庞朴先生的看法，义的本义为杀戮，之所以由杀戮引申为适宜、应当和一般的美善，可能是由“活该”、“罪有应得”而来。实际上，历代注疏对“义”的一个常见训诂就是“裁断”“裁制”，而宋儒如朱子也经常用“利刃”来比喻“义”，说义就是要如利刃一样斩断许多牵绊，善善恶恶。所谓“仁者爱人”，“仁”和“仁政”聚焦的是个人或统治者(或政府)推己及人，表现出一种积极的利他主义。与此适成对照，“义”和“义政”聚焦的是个人或统治者(或政府)“不能做什么” (限制)，以及“如何对待恶”(制裁)。社会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作恶者没有得到相应且及时的制裁和惩罚，那么社会上就会有愈来愈多的人参与作恶的行列，整个社会就会陷入竞相为恶、互损互害的恶性循环。更为可恶的是，许多作恶者，不仅没有得到及时的应有的惩罚，反而大富大贵，跻身统治行列，这对国民心性的败坏速于置邮。《尚书·周书·泰誓下》云：“树德务滋，除恶务本”，《左传·哀公元年》云：“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对待社会之恶，政府必须施行“义政”，手握利刃，斩断一切利益关系和私人恩情，严惩不贷，惟其如此，方能令民心大悦，收拾住正在涣散和失去的人心。

　　总之，对于国民心性的塑造，使作恶者得到相应的、及时的、必然的制裁和惩罚远比道德说教或思想品德教育更为根本，也更为有效。这对于恶一再滋生却很少受到及时的应有的制裁和惩罚的当今中国社会来说，“义”的观念和“义政”尤为意义重大。

　　作者：陈乔见，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师、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