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建立，为儒家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刘邦称帝后，认识到可以“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到济宁曲阜阙里后，他“以太牢祭祀孔子”，此后采用儒法两家之长治国。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西汉末年，元帝把孔子封为“褒成宣尼公”。东汉建国后，尊孔崇儒之风更甚。在济宁的许多汉碑中，体现更加突出。如曲阜汉魏石刻馆藏《史晨碑》文中：“臣伏念孔子，乾坤所挺，西狩获麟，为汉制作……故作《春秋》，以明文命。缀纪撰书，修定礼义”。碑文中，还赞孔子“魏魏荡荡，与乾比崇”。《乙瑛碑》中，赞扬孔子“巍巍大圣，赫赫弥章”。《礼器碑》中有“孔子近圣，为汉定道”等。

　　在《乙瑛碑》文中提出了对孔子更加尊崇的主张。永兴二年(公元153年)鲁相乙瑛向皇帝提出“庙有礼器，无人掌领。请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庙。春秋飨礼，财出王家钱给犬酒直”。还要求赐“孔氏子孙大宰、大祝令(掌礼仪祭祀官职)各一人，皆备爵”。这一要求很快就被皇帝应允。元嘉三年(公元153年)鲁相平又奏请除“修《春秋严氏经》，高第，事亲至孝，能奉先圣之礼，为宗所归”的孔龢补百石卒史。县令鲍叠“造作百石吏舍”。《礼器碑》中，在永寿二年(公元156年)，鲁相韩敕向皇帝奏请“复颜氏亓氏邑中繇发”。意思是说免除工役和兵役，以示对孔子之敬。这些事实都说明东汉时期尊孔崇儒风气之盛。

　　武氏墓群石刻中的历代帝王、孔子及孔门弟子图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已为统治阶级奉作正统的儒家思想对当时意思形态的渗透。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地位的存在与否、最高统治者权力的得失，在统治者看来，从来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武梁祠画像石山墙第二层并列刻古代传说中的帝王形象，此组第一图即刻伏羲、女娲交尾图，接着刻祝融、神农、颛顼、黄帝、尧、舜、禹，最后刻夏桀形象。其目的之一是列出世系来，以确立正统。明确展示历代帝王以仁德治天下，儒家即仿效而来。以具体仁政、德治形象来宣传儒家的主张。对亡国之君夏桀，刻绘他手持兵器、坐于二夫人之上，一副暴君丑态，活灵活现。正是孔子所鄙夷的“不仁者”的形象。

　　画像石中“孔子见老子”的形象历来为人特别重视。 《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及《礼记·曾子问》等许多古籍中多记孔子见老子的故事。画面中，对远程而来，虔诚求教的孔子与年高德勋、礼貌谦恭的老子初见时的神态，表现生动感人。让人一眼便形象地看到孔子谦逊好学，学无常师的美德。据记载，老子此时已经年迈，比起三十多岁的孔子来，阅历、水平都较高，孔子在老子的盛情接待下，饱览了一些书籍简册，满载而归。临行前老子对孔子进行了谆谆嘱咐，孔子心领神会，把老子的主张比作自由自在地乘风上天，使人无法捉摸的龙，十分玄妙和高超，体现出孔子虚心学习的态度和儒家思想的包容精神。正如贾志刚在儒学十三讲中所说，“相比于同时期的世界其他地区文化，中国儒家的包容性是最强的，因此也才使得此后的将近两千年里中华文明能够走到世界的前列”。孔子与老子的这次相会成为古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孔子是我国古代着名的教育家，他一生弟子三千，贤者七十多人，最有名的十几人。《论语》中记下许多孔子对弟子教诲的内容。史学家司马迁依照当年对孔子弟子的记载，分别写出来孔子弟子的传记，武氏墓群石刻中，画像石的作者更把他们的形象，刻在画像石上。虽人数有十三、十四、十八人的不同，但神态各不相同，各手捧简册，有回首，有恭立，个个温文尔雅，有仁德之风。体现出孔门弟子的懿行令德，给后人树起了学习的榜样。

　　作者：胡广跃、孙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