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无数转折时刻，即便是公认的大的转折时刻，也非常多，在我看来，有三个时刻，影响至为深远，称之为最大的转折时刻也不过分。这三个转折时刻是：立国时刻、立教时刻和立宪时刻。这三个时刻，相隔时间大约都是两年余年。公元前22世纪，[1]为立国时刻；公元前3世纪，为立教时刻；公元20世纪初，开始进入立宪时刻。

　　炎黄是立国时刻的起点，尧舜是立国时刻的完善。龙图腾的形成，可以说是立国时刻的重大标志。龙图腾就是不同图腾部落的综合和整合，就是中央部落的权威地位的确立。没有中央部落的权威地位，就难以形成延续至今的中华国族。远古中国，不同部落有不同图腾，例如姜姓部落的炎帝以羊为图腾。傅斯年指出，男为羌，女为姜，皆为羊图腾。事实上，直到今天，我国的羌族仍以羊为图腾。

　　远古中国，图腾层出。动物学家郭郛曾参加李约瑟之中国古动物史编写团队，接触《山海经》，看到里边写了各种各样的怪兽，不可解。后终于悟出，《山海经》是图腾之书，所述怪兽，皆为述其图腾也。在《山海经》里，大山就是部落，动物就是图腾。郭郛的重要发现是，《山海经》中写了许多“双头猪”之类的怪兽，实际上指的是两个以猪为图腾的部落的合并。如同今天两个公司合并，将名称合到一起。《史记·五帝本纪》讲：“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其中的“熊罴貔貅貙虎”，殊为难解。而理解为图腾，则可解，实为黄帝率领不同的图腾部落作战。那么，绵延到黄帝时期的部落联盟首领做到了什么呢？就是他们不仅战胜了对手，而且与对手部落联合起来，并将各部落图腾做了整合，这就是龙。黄帝曾以熊为图腾，后又以龙为图腾，表明这是一个逐步统一的过程。

　　闻一多曾说：“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们的答案是：它是一种图腾，并且是只存在于图腾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中的一种虚拟的生物，因为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大概图腾未合并以前，所谓龙者只是一种大蛇。这种蛇的名字便叫作‘龙’。后来有一个以这种大蛇为图腾的团族兼并了，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团族，大蛇这才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和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于是便成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龙了。”“这综合式的龙图腾团族所包括的单位，大概就是古代所谓‘诸夏’和至少与他们同姓的若干夷狄。”[2]这段阐述基本说清了龙图腾是一种化合的、拼合的图腾。但是龙图腾的基础，是不是就是闻一多所说的蛇，我对此有疑问。周易以龙为比喻，在周易里边，龙最舒展的形象就是：“飞龙在天”。孔子说老子像龙：“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也是说龙能乘风云而上天。可见，飞腾上天，是龙的基本形象或本质特征，恰好这一点，蛇并不具备。

　　龙的形成与获得普遍认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最初的龙和定型的龙，差异很大。即便龙最初的形象以蛇或者鳄鱼为主，到它定型时，早已不止于此了。但定型的龙，必定具备几重特征：1.是多种图腾的化合；2.神秘而有权威；3.能飞，能连接天、地、水和人。这就迥异于羊图腾、熊图腾、鸟图腾一类具体而实在的形象。我以为，龙图腾，代表了图腾的进化，代表图腾进入高级时代。盛洪在《龙的诞生：一个制度经济学的故事》一文中说：“天子将各山诸神请到了中央政权的所在地，即将各个部落联盟的图腾集中在一起，使各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首领，……尽管龙并不是在这时才出现，至少它被作为一个最佳的图腾整合方案得到各方的认可。因此龙的出现意味着各个部落联盟的生命的融合，从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有机体。……政治秩序和经济规则获得了更大的制度的规模经济后，社会变得更为繁荣。然而这样一个过程并不能被直观地理解，以致人们把超出自己想象力的、由政治经济整合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归因于天子这个政教合一的领导人具有超常的力量，甚至他就是神的化身。反过来，天子借用了图腾合并的最后结果，将龙这个图腾据为己有。”[3]事实上，这就是中国式的国家起源。

　　龙图腾不仅是多种图腾的“统战”，代表不同部落的联合，到它定型时，作为一种徽号，更是中央政权的象征。或者说，龙的图腾、徽号天然就是中央政权的象征。龙能飞而神秘，这就使得龙不仅代表了中央与四方的关系，还代表了天与世俗政权的关系。神秘的龙可以飞到天上，这表示出统治者对于沟通上天与人间的渴望，也显现出一种威慑力量。也就是说，龙可以是天使，是天意的传递者，是天意的扞卫者。龙的这一点功能，其他图腾当然也可以有，但神秘性或者神圣性较龙要差多了。可以说，炎黄之前、之后的那些大大小小的战争，举如规模宏大的黄帝蚩尤之战，就是黄帝艰辛创立龙图腾的过程。龙图腾的中心，在河南、陕西一带。当山海经里所写的座座大山逐步服膺黄帝一类的联盟首领所奉的龙图腾时，炎黄革命阶段就生产出交付给尧这一代人的政治遗产，而使之进入中国史上的第一个和平执政时代。

　　二

　　尧继承了龙图腾的遗产。主政之后，尧做了三大开拓，一是理顺了神权和国家权力的关系，建立了准政教分离模式，二是初步理顺了中央的地方的纵向分权，三是完善了权力交接的禅让模式。

　　讲尧在准政教分离上的开拓，有两段话值得重视。第一段话是《论语·泰伯》中孔子讲的：“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第二段话是《尚书》讲的：“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孔子曾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什么也不说，但是四季在运转，万物在生长，这就是说，这个天不是主宰。四时和万物的变化，就是天的表现。同时，天并不会以人一般的面孔呈现出来。在孔子看来，作为政治家的尧，恰好也持这样的认识。我们知道，到孔子的时候，科技水平和自然知识已有较大发展，郁郁乎文哉的周朝，也发展了数百年。但是，在孔子看来，周之前的上千年，尧也持类似的主张，那就很不容易了。所以孔子称尧“大哉”。

　　杨向奎曾对“神”做出独到解释， [4]在他看来，“神”曾是上帝和人民之间的媒介，是人间的统治者，也是上帝的代言人，神即“申”，“申”的“一线联结二物之形”所联结的，就是人和天。柳诒徵曾经指出，“宰”为什么成为高级官吏呢——周礼中有“大宰”，而后世也有“宰相”。“所谓太宰者，实亦主治庖膳，为部落酋长之下之总务长，祭祀必有牲牢，故宰亦属天官。”[5]这是在于上古时期，“宰”就是给上帝做饭的厨师，这个厨师沟通上天和人间，在侍奉上天的同时，也掌握了人间权力，这时的宰，实际上就是祭司集团、巫师集团、宗教集团的高级成员。章太炎和黎翔凤提出“儒”最早为求雨的巫师，亦为此意。[6]而上古社会的“绝地天通”，也就是断开地和天的通道，可以说就是一种世俗政权试图摆脱祭司集团的努力。这就是韦伯所说的去除神只魅力的“除魅”之举，是了不起的人类的人文化和理性化的过程。正因为这个过程，上古的“宰”才变成了拥有世俗权力的“宰”，从“上帝的厨师”变成了政府高官。我们上面讲到，尧继承的是龙图腾的政治遗产，其实面临着较为复杂的神权局势。一方面，尽管龙图腾已经形成，也即不同部落的图腾信仰正在整合，但是不同的神都不可能消退。另一方面，鉴于人类掌握工具的社会生存能力还不够发达，人们必然对人格化的上帝、各种各样的神充满敬畏。黄帝时期的所谓“雨师”“风伯”等等，尽皆神灵，是拥有较高权力的祭司。在这种情况之下，尧塑造了自然之天的概念，把不同的神权权力整合到一个天这里来，又将天自然化，将日月星辰的变化和一年的历法做了极其精准的梳理。尧时代的天文学家确定一年有366天，这种历法的胜利是人类理性的胜利。

　　政教分离是确立理性政治的基本点。让祭司根据非理性的判断，来指导国家的政治实践，如同跟着梦境找寻出路。尧在神权不可能不强大的上古社会，勇敢地认识天，认识自然，这种准政教分离模式，不仅提升了国家政权的理性化程度，也大大增进了务农和治水的能力。而务农和治水，乃是黄河岸边的山西以至于全国的生存之本。

　　三

　　尧理顺中央的地方的纵向分权，同样具有中国史上的开创意义。在《尚书》里，尧时期出现了“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局面，我以为，九族就是以族群为标准的大部落，“百姓”就是血缘为标准的中部落，万邦就是以地域为标准的小部落。“九族”“百姓”“万邦”实际上是从中央到地方的管理层级。

　　强调纵向分权，首先是强调国家认同和中央权威。在这一点上，我们要肯定黄帝和尧在不同时期的统一之功。如果没有以革命和战争为诉求的黄帝，则部落不可能走向统一，不会形成以地方向中央靠拢为形式的龙图腾。但如果没有尧时期的理性化统治，则以革命和军事化手段为治理模式的中央和地方关系不可能持久，也就难以成为长期存续的国家。历史不容假设。假设史上没有黄帝与尧，则中国会不会必然成为拥有统一传统的国家？还是像欧洲和中亚那样长期只有“洲”的虚拟意义，实为一个个小国。

　　按照《史记》的记载和张守节等人的释读，尧命令四位不同的官员前往山东、岭南、甘肃和北京这四个东南西北的地方，根据当地的情况引导民众生活。中央从首都山西，将官员派到山东等地，且行之有效，这表明地方对中央有高度认同和服从。这就是说，中央对地方享有的不是象征性的权力，而是实质的管理权。中央尽管必定有强力的武力为后盾，但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能做到委派官员前往千里之外管理，实为不易，这是中央享有高度权威的表现。

　　尧又向“四岳”随时征询意见。这表明，“四岳”这四位具有大山部族首领意义的地方领导人，集于首都，与最高领导人探讨问题。中央将官员派到地方，地方官员却在首都议事。这是尧做到的。我们说，集权和分权是有时代性的话题。当通讯工具和武器威慑力达到集权条件时，分权可贵；当达不到时，适度集权可贵，这是集权和分权的辩证法。联邦制之所以比邦联制更能保证政局的稳定，原因就在于此。联邦制和单一制也同样各具优点。做到集权和分权的平衡，适度集权而不分裂，这是尧保证了中国历史能够绵延数千年的开创性贡献。尧高度重视治水，他对治水的重视，衍生出禹的重要性。治水是民生大事，又是中央协调地方、统领地方的一种特殊手段。

　　四

　　尧与舜的禅让，耀于丹青。在尧之前，也有封禅的实践。泰山之所以被称为“岱”，就是因为这里是易姓告代之地，也就是部落首领之间的政权交接或王位交接举行仪式的地方。管子说泰山曾见证72次交接，他本人知道的就12次，[7]但是，真正成为史书的重点记载的，只有尧舜的交接。

　　从四岳向尧建议以尧的儿子丹朱作为继承人来看，禅让不是唯一的权力交接形式，领导人的位置也可以继承。但尧仍然经过了漫长的考察和培养，而选择了舜。尧选拔舜为接班人，特别强调道德性。强调道德，就不是强调神秘的宗教性。道德乃是公民对待自己和对待社群的基本态度，看道德，就比看他对上天的态度更重要和更有可操行性。舜作为盲人的孩子，在“父顽，母嚚，弟傲”的环境里边，能够竭尽孝道，维持家庭和睦，这的确表明他是个负责任的人，是个能够自制的人。强调道德并不排斥能力和法政知识，尧在培养舜的过程中，予以多重考核锻炼，“慎和五典，五典能从。乃遍入百官，百官时序。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皆敬。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这既表明了前面所讲的尧理顺中央和地方关系之后的把控能力，也在努力探索执政之道。

　　尧曾经考虑过选拔许由，而被许由拒绝，这一点同样很重要。这既说明，尧选拔接班人的过程不是《尚书》里提到的少数两三个人，而是在较大范围内的选拔。又说明，尧可以尊重许由的选择，而不是强迫一位公民就范。许由竟然可以洗耳不听尧的话，可见这是不带强制性的平等博弈，在这场博弈中，尧有一定雅量，而许由也大致预判尧有这种雅量。还说明，尧不拘一格，不设定选拔的框框尧听说了许由之贤与能，也一定听说了许由是一位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虽如此，仍然亲往商量，可见其在探索制度建设和探索接班人上的开放性。

　　政权交接是宪法上的重要问题，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能够世袭而不世袭，或许尧的意图不仅在于不满自己的儿子，还在于想开创一种制度化的模式。尽管尧的努力到禹之后就中止了，他的禅让却留下了千古话题。一方面，尧毕竟是古老的贤者，最高领导人的鼻祖，尧的禅让就给错谬的世袭者头上悬了一把宝剑；另一方面，尧留下了禅让的模式成为一个类型。就像多数派和少数派一样，两种意见，就不是一种意见。事实上，清代的南洋华人曾经开创了“兰芳共和国”，不比美国建国晚多长时间。但兰芳共和国的开创意义，就不受人们重视。在这个意义上，更要强调尧的贡献，因其是少数的、比世袭更具合理性的政权交接制度模式的拥有历史影响力的实践者。我们还可以说，禅让不仅是政权交接模式，还是政体，在这个意义上，尧是人类史上的一种政体的最知名的知识产权人。

　　五

　　按照晋代记载，山西的华山和陕西的首阳山本来是一座山，这座山挡住黄河奔流，故巨灵手荡脚踏，将其劈开：“华山对河东首阳山，黄河流于二山之间，云本一山，巨灵所开，今睹手迹于华岳，而脚迹在首阳山下。”詹鄞鑫的研究表明，我们今天所讲的“华夏”的来历，华就是陕西华山，夏就是山西夏地。这样来看，传说中的巨灵劈开华山，也就是让黄河流过，而将陕西的华山——炎帝和黄帝的政治遗产和山西的尧连接了起来。

　　从血缘和革命性创建来讲，华夏始于炎黄；从执政的制度文明来讲，华夏始于尧。《尚书》和《史记》用了许多夸奖词汇来描述尧，《尚书》讲他“钦、明、文、思、安、允、恭、克、让”，《史记》讲他“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我以为，这些描述有两个问题，一是过于赞美，既然人总不可能完美，人也总会有人性中可以理解而并不适于学习的缺点，那么过于赞美的话，我们只会产生一种逆反；二是证据不足，我们在这里讨论尧的宪政性贡献，但是主要依据的《尚书》和《史记》，对于尧的记载都非常不够，事迹不多而评价太高，这就出现了论据和论点的证明力不协调的问题。但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尧在事实上实行了自己担任领导人的终身制，这就没有形成一个“让贤”的好事例，也没有将职位任期化。

　　但是，反过来说，或许从尧到尚书记录者、整理者到司马迁，他们对尧的事迹掌握更多而未诉诸纸端，并基于此而产生了一种崇拜。平心而论，就本文讲到的尧的贡献而言，对尧的评价不必像《尚书》和《史记》讲得那么“虚”，而要从国家形成的角度，讲得够公道。所谓公道，就是说，本文讲到的尧的三方面贡献，足以使他成为数千年中国史代代传承而未断绝的早期奠基者、掌灯者。他接过先人的灯，又予以拨亮，从而有助于后世之继续掌灯和继续照亮。

　　作者：董彦斌，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法学博士

　　注释：

　　[1]参见武家璧：《尧典的真实性及其星象的年代》，《晋阳学刊》2010年第3期。

　　[2]闻一多：《伏羲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3]盛洪：《龙的诞生：一个制度经济学的故事》，《读书》2000年第12期。

　　[4]《杨向奎学术文选》，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页。

　　[5]柳诒徵：《国史要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6]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页。

　　[7]《史记·封禅书》：“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