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据是哲学思想的经典理据,典据的置换是思想变化的晴雨表。从儒学典据的变迁可以概见儒学哲学思想更新与变异的印迹。追索儒学在独尊(无论是形式还是实质)的思想背景下,由汉唐以《五经》为主的经学到宋明以《四书》为主的道学的典据变迁,透露出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思想逐步精细化、深入化的个中消息。这个变化大体来说在唐中后期即已悄然兴起,经宋初三先生、北宋五子的推动而不断深化,最后由朱子总其成。由朱子《四书集注》为代表所集成的这种转向与禅佛教的挑战与濡染有着深层的关联。本文拟据此疏理这一转变,阐释个中缘由,并厘定朱子地位。

　　一《五经》之学及《四书》的悄然升格

　　由《五经》之学的确立到《四书》之学的形成,其间经历了年逾千载、漫长曲折的演变发展过程。明晰从《五经》到《四书》变动的轨迹,是探其缘由、论其意义的必要前提,也是厘定朱子理论地位的重要前提。

　　首先,《五经》的繁盛与《四书》的沉寂。在孔子删述六经之后,直至西汉武帝时董仲舒时始重《五经》,设立五经博士,是为《五经》成为官学而政治化。儒学的政治化与独裁化,使它缺乏理论对立面的学术争鸣,日益堕落为政治附庸。在两汉社会动荡之际,又堕入与谶纬相结合的泥潭,呈现出经学谶纬化的趋势。汉末党锢之祸而后,经学之士乃埋首于故纸堆,儒学章句注疏之风愈演愈烈,成为繁琐哲学,从理论上窒息了自身发展的生命。五经之学沉闷烦琐的注疏之风使儒学在理论上一蹶不振,对士大夫知识分子缺乏足够的吸引力。至唐,孔颖达官修的经书注疏《五经正义》,仍是《易》、《书》、《诗》、《礼记》、《春秋左传》。直到北宋初年,虽然官定经注的范围有所扩大,但《五经正义》仍然是官定的经书注疏。《五经》之学仍然是当时儒学的主流。与禅佛教势焰薰天的发展恰成对照。一场以复兴儒学为己任的新儒学已是风雨欲来,蓄势待发。

　　相形这下《,四书》在这一段时期相对比较沉寂,除《论语》地位稍高之外,余皆不及《五经》。《四书》何以沉寂汉唐?原其所由,大约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时代学风尚章句之学,作为定于一尊思想的理论归宿,其方法必然是我注六经式的;二是国家长期处于分裂状态,战乱不息,宗教思想占实际的主导地位。

　　其次《,四书》地位的悄然升格与并行。任继愈指出: “《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称为《四书》,地位与《五经》并列,首先推动者是程伊川。”^[1]程朱特别标举《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为经,并进行了义理阐释,使之取得了与《五经》并列的地位。从此《,四书》与《五经》之名开始并列流行,甚至有取代《五经》地位的趋势,成为家弦户诵的经典。

　　在四书之中,《论语》早在西汉中期帝师张禹传习《论语》之后地位就显赫起来。而《孟子》、《大学》、《中庸》地位的变更就成为考察四书升格的重要指标。

　　《孟子》地位的尊崇自韩愈始。韩愈认为“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首先从道统论的角度尊孟,但《孟》仍是子书,与经的地位悬殊。宋儒将《孟子》超子入经,列入《九经》,这是《孟子》升经之始。而《孟子》地位的真正确立,据邱汉生先生的研究,是在朱熹写了《读余隐之尊孟辩》之后。在此之前的两宋之际思想领域里尊孟(二程、余隐之等)与贬孟(李觏、郑厚叔等)的论争持续了约一百年,直至朱子指出“《六经》如千斛之舟,而《孟子》是运舟之人”,这场论争方才尘埃落定^[2]。

　　《大学》《中庸》本是《小戴礼记》中的两篇文章。韩愈最先推崇、重视《大学》,并将之从《礼记》中独立出来,二程、朱熹祖述之,竭力尊崇其经书的地位。朱子引二程语说:“《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3] “先通《大学》,立定纲领,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通得《大学》了,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4]把《大学》作为修学之纲目间架。李翱是最先推崇、重视《中庸》,并将之从《礼记》中独立出来。二程更拟之以佛教师徒间传法之“孔门传授心法”。朱熹认为《中庸》一书是“提挈纲维,开示蕴奥”的着作,把《尚书》

　　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奉为《中庸》所传心法。实际上,这十六字包含了“人心”、“道心”、“危”、“微”、“精”、“一”、“中”等理学宇宙论、工夫论、修养论等诸多内容。

　　其三,《四书》优于《五经》《四书》地位的抬升。《四书》原来是不并行的。二程首先使孟、学、庸与论语并行。《宋史·道学传·序论》说,二程“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庸) , 下至初学入德之门(学) , 融会贯通,无复余蕴。”《宋史·道学传·程颐传》说程颐“以大学语孟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可见,四书并行,初出于二程的“表章”。南宋光宗绍熙改元,朱熹在漳州刊刻四书,为之作注,四书之名由此确立。学者指出“,从唐末开始推崇《大学》等书,到朱熹作《四书集注》,经过几百年的努力《,四书》逐渐成为儒经中最重要的经典。”^[5]

　　《四书》并行,是继董仲舒表章六艺之后,学术思想史上的又一重大事件。董氏使《五经》立于学官,取得了思想统治地位;程朱表章四书,《四书》风行天下,取代了《五经》的垄断地位。从《五经》到《四书》的典据异动,是唐型文化向宋型文化过渡、转化的标志。四书地位的变动当然不能仅仅看作是经书地位的简单异动,其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思想原因,其深层原因则与禅佛教的挑战有关。

　　二禅佛教心性之学与儒学典据异动的必然性

　　从《五经》到《四书》的异动作为中国儒学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具有重大的历史影响。其发展变异的缘由所涉甚多。其中,禅佛教心性之学的挑战与启发以及朱子站在时代高度的历史性、集成性的回应,是重要原因。

　　我认为,从外部来看,禅佛教心性之学是由汉唐《五经》之学到宋明《四书》之学递嬗更迭的重要中介和杠杆。从内部来看,义理解经思潮的进一步发展是由汉唐《五经》之学到宋明《四书》之学递嬗更迭的直接原因与必然结果。这两方面无疑都与禅佛教心性之学的强势发展所带来的挑战与启导有关。具体而言可从以下三方面来看。

　　首先,禅佛教的心性之学如日中天的发展及其思维模式上对儒学的范导功能。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已经实现了哲学问题重心的重大转换,即由般若学本体论向涅学心性论的转化与深化,佛性论讨论热潮的出现即是其表现。魏晋时期,佛教在典籍翻译的同时,般若学依附玄学谈“空”说“无”得以获得良好的发展空间,晋宋之际,佛教超逸出玄学的苑囿,获得独立发展,涅佛性学说勃兴。这个转化标志着中国哲学由本体论向心性论的转化与深化。随着禅佛教在盛唐如日中天式的泛滥性发展,心性之学成为隋唐时期的主流话语系统。梁启超以“佛学”作为隋唐思想的主要代表,其道理恐在于此。因此,实际上,心性学在隋唐时期已成为时代的主潮,而这个主潮的代表则是佛教;相形之下,儒家在这方面就显得十分欠缺。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在本体论方面显得十分粗糙,传统儒学的心性论思想也由于董学事后与谶纬之学合流而淹没不彰。也就是说,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儒学的不振就具体表现为儒家心性学说的缺失,而这正是与佛教心性论的发达恰相对照才得到突显的。洞明此道者,如韩愈推崇《大学》、李翱阐发《中庸》等开始以心性论的眼光重新审视原始儒学,这就引发了一场声势浩荡的寻找儒学心性原典的努力的运动,这种运动表现为学术思潮的生长,则为理学。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韩、李方可称为理学开山引流者。当然,朱子是这场理学运动,即从本体论到心性论转换运动时代课题的儒学回应的集成者。

　　钱穆指出,“我们若把宋学演进勉强拟之佛学,则初期宋学如小乘,濂溪横渠如大乘空有二宗,二程如台禅诸家,到南渡后的第三期宋学,便要到和会一切与扫荡一切的时代。朱子是和会一切者,象山是扫荡一切者,若谓朱子如宗密,则象山是马祖。^[6]圭峰宗密为中晚唐禅僧,其学以和会而着称,在禅教内部主要融合禅宗和华严宗,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华严禅的融合性形态;马祖则是唐中期禅僧,其学以扫荡一切经教而着称,形成为独具特色的马祖禅风。钱穆此说的更一深意在于:宋学的演进路线与禅学相仿佛。宋学所实与的由本体论向心性论向度的深化与细化,实际上是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禅佛教业已实现的转向在儒学内部的重演。要之,禅佛教话语中心的转换范导着儒学的发展。隋唐佛学的强势发展表明,宋明儒学复兴的新时代即将来临。

　　佛教心性学的挑战,引发了儒学话语体系及重心的改变,儒家式的心性之学原典《四书》地位在这种话语系统之下,其重要性日渐显现出来,得到学者们的重视;儒家式的心性之学的论题,如道心与人心,天理与人欲,天使之性与气质之性等心性论问题遂成为道学家们讨论的核心问题。

　　其次,禅佛教的心性说启发了寻找和阐释儒家心性说原典的努力。寻找原典的努力,直接导致了《四书》地位的上升和提高,而最后《四书》冠于《五经》之前的格局的确立与定型,则应归功于朱熹的《四书集注》。换句话说,《四书》代《五经》实际上是唐型文化向宋型文化转型、过渡之中,统治者寻找、定型意识形态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朱子之功不可没。值得指出的是,儒门以《四书》代《五经》与禅门以《圆觉》《楞严》代《金刚》《坛经》是同一个过程。两宋之际,《圆觉经》、《椤严经》的地位随着宋代士大夫居士佛教的高涨而得以提升^[7]。与此种运动相似并大致同时,两宋时期《学》《庸》的地位随着儒学的重构也得到提升。禅佛教《圆觉经》《楞严经》地位的上升从而取代《金刚经》《坛经》的地位,与儒学《大学》《中庸》地位上升形成的《四书》而取代《五经》的地位,具有某种惊人的相似性和同时性,这个过程在禅家恰可以宗杲、道谦,而在儒家恰可以程朱为典型代表,而在朱子那里得到强化。那么,究竟是朱子借鉴禅家,还是禅家启发了朱子?勿宁说,这个时代禅以突显具有融和色彩的《圆觉经》《椤严经》而靠近儒家士大夫,而儒家士大夫则在这种风习的影响之下突显《四书》的作用以拉近与禅家的思辨距离。要之,时代的风习造就了和会儒禅的朱子哲学。

　　其三,从儒学自身来看,在禅佛教如日中天发展的大背景下,是义理解经思潮的必然结果。与汉唐时代拘泥的注疏之风迥然不同,宋明时期自宋初三先生、北宋五子时起就有了六经注我的气概,使得宋代经学的面貌为之一变。值得指出的是,理学最初是通过新经学即对汉唐经学的批评性反省中建立起来的。由汉唐经学到唐宋之际经学,再到宋明理学,正是这一渐次曲折演变发展的思想轨迹。相比较而言,宋理学与宋经学对汉唐传统经学都是有明确的理性省思,因而都能够大胆地以理性作为标尺对《五经》之学进行怀疑和批评,“五经皆史”说的出现即是这种理性觉醒的表现。

　　但是,他们自身之间的区别则在于是否有过泛滥释老的异质思想的磨砺。宋经学家大都没有泛滥释老的经历,尽管他们也对释老进行过激烈的批判,但释老在精神上是外之于其学的,宋初三先生即是如此;到了北宋五子时,气象便大不相同,不仅疑经变古,还“五经皆史”的本然的历史地位,而且以禅佛教思想作为中介,实现了理论观念、思维模式上的对汉唐经学的超越。应该说,从韩、李,包括禅宗僧徒在内都注意到并标举儒学心性论,但似乎都并没有意识到儒佛心性论在理论上的区别,以至于要么固守经学传统拒斥佛学,要么超越儒学疆界沉溺佛学;宋儒,尤其是朱子,在佛学与儒学之间保持着适度的张力,既坚守儒学的立场,又援佛以变儒,辟佛与援佛相即不离,通过重新寻找、诠释儒学心性原典改造传统儒学,从而完成理学的形上升华。无疑,作为这个超越起始者的是程颐,作为这个超越集大成的是朱熹。朱子的《四书集注》主要以佛教心性论思辩模式来解释儒家经典,旨在教人修身、养性、正心、诚意。以心性论解经,正如以天人感应、谶纬神学解经一样,是中国经学史上的一大革命性变革。从不太严格的意义上说,相对儒学主潮的发展递嬗而言,两汉儒学是儒学的经学化,魏晋玄学是儒学的老庄化,宋明儒学则是儒学的佛禅化。佛教的理论挑战,是掀起儒学经典依据重心转移的理论契机和重要动因。在经学的领域内,理学当然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有别于汉唐经学的新经学;但事实上,由于通过佛教的启导,理学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经学的藩蓠,成为一种具有形上品格的新的哲学形态。宋明理学家尤其是朱子哲学在哲学本体论、心性论、修养方法论诸方面与禅教的全面会通,大量吸收禅宗的心性学说、修养方法及坚定的宗教担当精神,使得朱子式的理学家也染上了类似禅宗的宗教家情怀。

　　三朱熹《四书集注》及《四书》学的确立

　　“独尊儒术”是原始儒学走向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步骤之一。对尔后儒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自汉代始宗五经,设立五经博士,到隋唐发展为十三经,这是所谓的经学时代;虽然唐后的时代在形式上仍以宗经为主,但在内涵和重心上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向。这一转向从思想上来说,是从官僚士大夫的排佛运动开始的,典型代表是韩愈和他的学生李翱,至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继续展开,北宋五子时已渐成规模,而真正集成、定型之功则在朱子。以朱子《四书集注》为标志,在经学领域,《四书》不仅冠于《五经》之前,而且似乎有取代《五经》的趋势。

　　朱子面对禅佛教的理论挑战,在承继北宋五子立场和方向的基础上,作出了集成性的回应。这一方面表现在观念上的和会,包括范畴、命题上由用到体的借鉴,其结果是实现了哲学形式上的更新;另方面表现在方法上的启导,禅教的法统说启导了朱子道学的道统式着作的出现,禅教的心性论启导了儒学心性论原典的复兴,从而实现了哲学境界上的突破。可以说,朱熹《四书集注》集成了隋唐至南宋初期理学运动的成果,确立了《四书》不可动摇的理论地位,是对禅佛教心性之学理论挑战的集大成的儒学回应,这一回应使儒学发生了一场革命性的变革,其理论意义、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均不可低估。

　　朱熹《四书集注》的主要贡献朱子的《四书集注》,从禅佛教的影响来看,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儒家心性学的集成,一是以义理解经的集成。寻找原典的努力,在朱子之前的初期理学运动中业已初见雏型;朱子的主要贡献则在于标举儒学心性学原典即《四书》,并倾心撰作《四书集注》阐释原典,这直接导致了新儒学理学框架的确立。朱子倾其毕生心力所作的《四书集注》,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系统抉发学庸论孟义理之微,标志着足以与禅家相抗衡的儒学形上体系的建立。《大学》之格物致知、《中庸》之已发未发、《论语》知行之说、《孟子》心性之学,经过朱子的重新阐发,成为一个下学上达通遍,本体工夫齐全,内圣外王完备,具有全新风貌的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

　　只讲用(修、齐、治、平)不讲体(格、致、诚、正) ,是有用无体;只讲体不讲用,是有体无用。在理论上都是不完全的。只有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方可明体用,这正是朱子《四书》学的贡献所在:借禅之体,启儒之体;重铸儒学下学上达、内圣外王、尊德性而道问学、格物穷理与尽心知性为一体的新儒学。《大学》功夫向内是体,向外是用。而汉唐经学恰好由于诸多原因,内向之学、修养工夫鲜有阐发。因此,朱子推崇并系统阐发《四书》义理,事实上是在为儒学作寻体、固体的工作;本立则道生,纲举则目张。体既立,用于是乎也就顺理成章地发皇张大了。

　　事实上,朱子由早年泛滥释老而衷心内向之学,痛知禅病而明李侗之非,由之上窥《学》《庸》《论》《孟》“四书”而察二程之失,以禅教思辩方式从坚定的儒学立场阐释“四书”义理,从而构建起博大精深的理学思想体系。这一体系从总体上说,与禅佛教有着极大的相似性。禅佛教在于通过禅定等一系列修持的工夫,变人心为佛心,变人性为佛性(尽管其在理论上拒斥这一划分,但在逻辑上还是有这种区分的) ,目的是成佛作祖;朱子理学则在于通过格物穷理等一系列修学工夫,变人心为道心,变气质之性为天命之性,目的是成圣作贤。这一体系是临对佛教哲学挑战而对儒学所作的返本开新。

　　四书学的确立《四书》学的确立涉及到《四书》次序的排列及《四书》的纲领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表明《四书》学在朱子那里得到基本确立。

　　四书学的确立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四书》次第的排定,一是《四书》纲目的论定。首先,次第问题。从道统次第(谱系次序)的维度看,朱子认为《中庸》为子思作,应在《孟子》前。因而道统的次序应是:《论》《学》《庸》《孟》。但四书学的确立,在于朱子特别重视《大学》的纲要性、首要性地位。朱子认为,从道学次第、研习为学次第维度来看,次序应为:《学》《论》《孟》《庸》。

　　“某于《大学》用功甚多,……《论》、《孟》、《中庸》却不费力。”^[8]

　　他所说的“用功最多”,确为实言。在四书之中,他不仅对《大学》一书分经、传,变次序,而且对格物致知章补阙传,用力最勤、贡献最大。这说明,一方面,《论》、《孟》、《庸》前辈学者所作工作甚多,已无须朱子自己再劳力费神;另方面,也足以说明《大学》一书在其道学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有人认为,《大学章句序》是朱熹提出的儒教新纲领。⑨儒教之说我并不认同,但认其为朱熹提出的新纲领,则大致是不错的。不过,要加上一点,就是,《大学章句序》是朱子基于禅佛教心性论的挑战而提出的儒学新纲领。朱子明确地说:“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其他权谋术数,一切以就功名之说,与无百家从技之流,所以惑世诬民、充塞仁义者,又纷然杂出乎其间;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闻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泽,晦盲否塞,反复沉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坏乱极矣!”^[10]

　　朱子不仅以注《大学》的方式对以佛教为代表的“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对儒学的冲击与挑战进行明确的回应,而且认为学者研习次第也宜首重《大学》。他指出:

　　“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微妙处。”^[11]

　　“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 ”“先读《大学》可见古人为学首末次第。”即以《大学》为总纲目统帅《四书》。朱熹晚年,发现《大学》一书学者不易领会,于是提出先从《论语》、《孟子》入手,然后再读《大学》。朱子认为《大学》有“简编散脱”处,对其章次进行重新编定,并“窃附己意,补其阙略”^[12],特别补写了《格物致知》章。这段补传共134字,是朱子“格物致知论”的精髓,名义上托程子之意,实际上是将自己的见解嵌入《大学》之中。这种六经注我的方法,实际上并非始于朱子。早在二程即有《改正大学》之作,且二兄弟各各不同。朱子《大学章句》又与二程有异,后至王阳明尊古本《大学》,于程朱外另辟新径。可见,《大学》几乎成为了宋明时期哲学创造的一个酵母。这种情形,在古代经书中是极为罕见的。

　　由此可见,不仅在《四书》与《五经》之间,朱子是有所拣择的,即以《四书》统帅《五经》;实际上,在《四书》内部,朱子也是有轻重次第之别,即以《大学》为中心统帅《四书》。正是后一点,标志着四书学的确立。从理论上整合了由唐始发的四书升格运动的成果,表明四书地位的基本确立,对后世儒学的发展具有至关重大的意义。

　　至于学庸论孟次序的出现,概因印书商人以为《大学》、《中庸》篇幅小,放在一起便于装订,其序列为《大学》、《中庸》在先,《论语》、《孟子》在后^[13]。

　　朱子《四书集注》及其四书学的确立,与他所编撰的《伊洛渊源录》等作为道统的谱系化相一致,标志着在理论上儒学经典谱系化工作的最终完成,使儒学具有了宗教性的品格;标志着在理论上完全超越了汉唐经学,将儒学提升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标志着在理论上基本消化了隋唐佛学的成果,新儒学在实质上取代了佛教的地位,成为主流话语系统的重心。

　　结语:从《五经》到《四书》异动的意义

　　从《五经》到《四书》异动,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与历史意义。

　　首先,从《五经》到《四书》,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到后期统治思想的战略性调整。朱子确立《四书》的地位及四书学的形成,从宋末直到清末的七百年间《,四书》作为名符其实的儒家哲学经受了历史的考验,而朱子的《四书集注》则成为士子们登科及第不可或缺的标准教材。正如汉初统治者在调整中找到董仲舒的儒学作为正宗的统治思想,从而确立其思想意识形态一样,后期封建社会也通过朱子终于找到了强化儒学的正宗的统治思想,确立了意识形态的新形式。

　　其次,从《五经》到《四书》,完成了儒学经典的定型化,使宋明新儒学具有更为强烈的宗教性意味。朱子理学借禅宗思想、语汇及思维方式,丰富了义理,构建了体系,在思想深处打上了禅宗思想的烙印,获得了新的发展。我并不认为儒学通过董仲舒或朱子的改造而成为宗教,尽管如此,通过朱子改造过的儒学在理论上具有哲学化的品格,而在功能上却具有宗教性的品格。

　　其三,从《五经》到《四书》,使儒学获得了新的发展,而禅佛教却日益成为儒学发展的附庸。从《五经》到《四书》,表明儒学通过禅佛教的心性之学的启发而确立了自己足可与禅佛教匹敌的哲学形上学,而成为上下一以贯之的新的理论形态,将禅佛教最引人入胜的地方引入儒学,儒学在新的时代获得了新的生机,恢复了活力;与此相对照的是,禅佛教从此而后,其发展却江河日下,不得不倡导“三教合一”。释氏门户虽在,却风光不在,实际已退堕为道学的附庸。

　　最后,从《五经》到《四书》的典据异动,是由朱子集其大成的,而这种转向,朱子于佛教有师其辞即工夫论上的静坐的一面,但更多的恐在师其意而不师其辞,即在思维方式上的启导和模仿。学术界有朱子理学的这种转向的估价,有所谓儒学的宗教化和儒学的哲理化之争,即所谓儒教与儒学之争,我认为,朱子理学的基本性质是经由佛教启导而自立门户的儒学哲理化,这是朱子理学之体,而经由佛教范导而具有的外在形式则可以视作儒学的宗教化,这是朱子理学之用。要之,朱子儒学经过这样的改造之后,成为了一种非宗教形态的宗教,即不具有典型的宗教形态,但具有宗教功能。

　　从《五经》到《四书》的儒学典据的异动,是由朱熹完成并确立下来的,儒学的宗教性品格也是由朱熹的《四书》学开始而得到彰显的。因而,作为一个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学宗师,朱熹是不朽的。

　　作者：刘泽亮，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文学院副院长

　　【注释】

　　[1]任继愈:《从程门立雪看儒教》,载任继愈主编《“儒教问题”争论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301页注。

　　[2]邱汉生:《四书集注简论·读余隐之尊孟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 —6页。

　　[3]朱熹:《四书集注·大学章句序》,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5页。

　　[4]朱熹撰、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第十四,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52页。

　　[5][9]李申:《朱熹的儒教新纲领》,任继愈主编《“儒教问题”争论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437、432页。

　　[6]钱穆《:朱子学术述评》《,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五》,东大图书公司印行,第159页。

　　[7]参见潘桂明《居士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78 —582页。

　　[8][11]朱熹撰、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第十四,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58、249页。

　　[10][12]朱熹:《四书集注·大学章句》,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 —3、3页。

　　[13]任继愈:《论朱熹的〈四书集注〉———儒家经学的一大变革》,载《“儒教问题”争论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