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论述“孝道”最重要的专着是《孝经》。

　　这部不足2千字的经典，百年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批评、责难和攻击。一个主要的反对意见认为，《孝经》是“为统治阶级愚民政策服务的”。但如果认真读读《孝经》就会发现：这一部典籍之核心是讲述一个价值观：“立身”之要。“孝”要“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立身”，也即自我完善。有意味的是，这个“立身”不仅仅是讲述给普通读书人和老百姓听的，也是，甚至更重要的是，讲述给君王公侯听的。因此，说它是“为统治阶级愚民政策服务的”，是站不住脚的。毋宁说，它是“为被统治阶级惠民政策服务的”。真实说，(如同儒学其他学说一样)，它主要是为共同体全民提供价值观，并非为一部分人提供价值观，因此，它是为共同体全民服务的。

　　也有人看到了《孝经》在讲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庶人之“孝”等等，就来说这是在论“人的等级差别”。事实上等级差异，世界各地、人类历史，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世界上从未消除过“差异”。儒学承认世界是差异性存在的，并不主张将所有的差异消除，打造一个“同一”性质的世界。儒学从未有过如此狂妄的春秋大梦。在《孝经》中，正因为承认人间世界的差异，所以，规定了不同人物的“孝”的责任。这也符合现代社会的“角色化”原理：一个人，在家里可能是一个父亲，就要承担起父亲的责任，是丈夫，就要承担起丈夫的责任；但在白宫，他可能就是一个总统，这时，就应该承担起总统的责任，而不是父亲和丈夫的责任。这就是儒学“礼”的内涵之一：当位。每一个人，都要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好自己。

　　由“孝”推演为“忠”，于是这一价值观从家族走向了邦国。这样，《孝经》就成为规范君王公侯以至于庶民百姓之政治、伦理之理性交往规则。它的根底可以总之以“爱”。孝，是理性的爱，内含着对生命的感恩。最大的报恩是以一种符合规则的形式成就自我。

　　孝道，对士庶百姓而言，更多是教化；对君王公侯而言，更多是监督。后者，意义尤重。因为在帝制条件下，不孝，可能导致宫廷政变，那样，就有流血事件，就会导致政治乱象。因此，孝，是儒学对君王给予“价值制衡”的思想工具。

　　在儒学原典中，孝，比忠更重。孝是亲情所在；忠是道义所在。与道义比，亲情优先。所以“亲亲相隐”在孔子那里是正价值(以后来说这个遭遇误解但却有意味的话题)；所以大舜背着犯罪的父亲逃跑，在孟子那里是正价值。有一部出土的简书，世称《郭店楚简》，其中一章名《六德》，就是儒学经典。其中有一句话：“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这意思是说：当君主和父亲的丧事一同出现时，为了父亲的丧事，可以放弃君主的丧事，不能为了君主的丧事，放弃父亲的丧事。可见，尽管可以由孝推演为忠，但二者的权重还是不同的。在古儒、先儒那里，以“孝”为核心的“亲亲序列”，是优先于以“忠”为核心的“君臣序列”的。后儒将这个秩序颠倒过来，今儒有时要跟着后儒走，这是对元典的背离。

　　理解《孝经》或儒学的“孝道”，不得不提到《二十四孝》。

　　现在可以肯定地说：《二十四孝》不是儒学正见，不是儒学元典。这个文本提供的若干“孝道”经验其实是对儒学元典正见精神的一种背离。

　　传统中有一种对元典的过度赞誉，但这种过度赞誉恰恰戕害了元典精神。《二十四孝》所讲述的“郭巨埋子”、“卧冰求鲤”“老莱娱亲”等故实，跟儒学正见没有关系。这种将孝道推演至反人性的逻辑，是一种“誉之适足以祸之”的文化现象。《二十四孝》源出于元代。按元人初意，似欲“弘扬孝道”，结果却令“孝道”蒙羞。这不禁让人想起克雷洛夫的一个寓言：主人带着米舒卡(狗熊)在树林午睡，告知米舒卡不要让任何动物来侵害他。一只蚊子叮在主人脑门，米舒卡为了保护主人，搬起石头砸蚊子，结果可知。《廿四孝》就是扞卫“孝道”的米舒卡。

　　孝，是对生命来源的一种感恩，也是对种族繁衍的一种肯认。认同孝道，比较容易获得敬畏生命的感觉经验。而敬畏生命，是人类一切正价值的逻辑起点。但不能将孝道理解为《二十四孝》中种种反人性的故实。

　　理解孝道，要有正见。

　　作者简介：金纲，原名李作乾，男，西历1952年出生于天津市。着有《论语鼓吹》(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大宋帝国三百年》(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