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深圳大学、贵阳贵阳孔学堂主办的“第五届全国国学院院长高层论坛暨第四届国学本科论坛”于5月14日至15日在深圳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湖南大学、郑州大学、南昌大学等近30所高校的国学院及国学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参加了此次会议。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学者们就国学在都市的生存与发展等问题展开了主题发言和讨论。活动现场，凤凰网独家对话现场嘉宾、深圳大学哲学系教授景海峰。以下是对话实录：

　　景海峰教授

　　凤凰国学：作为此次论坛的主办方，能否介绍下为何选择“国学的都市生存与发展”这个议题？

　　景海峰：当时这个题目也没有考虑的特别成熟，只是有这个感觉。因为这两年有些学者在山东做乡村儒学，像中国社科院宗教所的赵法生先生、山东本地的颜炳罡教授。他们在乡村儒学方面特别着力，做了很多扎实的工作，提出一些理念。他们对目前中国农村的现状有很深的忧虑，过去乡村的人伦道德和基本规范是儒家在起作用，现在的乡村有点完全失范的状态。于是他们想向下做一些儒学的普及和复兴工作，很多媒体对此都做过报道。当时认为在深圳谈论乡村儒学的距离比较大，因为深圳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而且是一个移民的城市，从传统上来讲是一个无根的状态，和内地有些农业大省的农村地区差异很大，当时只是有这么一个感觉。

　　另外如果从目前中国的状况来讲，跟过去乡土中国的情形很不一样。比如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费孝通写的《乡土中国》，以及一些学者做过的乡村调查报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最近一二十年都市化的急速发展，农村出现空心化的状态，大部分的青壮人口高度向城市聚集。有一个调查显示，20%的农村青壮人口已经移民到城市，他们的户口虽然是在农村，但实际上常年居住在城市。还有60%是属于候鸟式的情形，可能农忙的时候回去，平时的时候在外面打工，或者说家庭里边至少有这种人口，常年游走于城乡之间。真正处在乡村、乡土状态，跟城市没有发生关系的只剩下约20%。这个比例和以前相比相差太大。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传统的从乡村来理解儒学之外，更急迫的问题实际上是在社会结构转型之后，在新都市化的状态下来理解儒学以及儒学与社会的关联性。都市儒学也不是原来简单的城、乡二元对立意义上的乡村、城市格局，实际上是在高度现代化以后，或者是社会结构有深刻变化之后的中国现状。我们可以用都市或新都市的概念来概括，它的内涵可能和过去所理解的城乡之别中的城市有了差别。从儒学的土壤、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植等方面考虑，这都是一个新的问题，这就是当初的大致想法。

　　凤凰国学：通过这次论坛，学者们对儒学的发展是否形成了共识？

　　景海峰：这个问题现在在讨论的过程中有一些不同的理解，但基本上是以高校国学专业面临的困境和未来发展可能的途径，从这些角度来提一些问题。但总体上，比如说国学在今天都市中应该怎样生存发展、怎样跟当下中国的社会现状有所结合等方面提出了很多看法。但目前还比较难形成共识，有两极的情况。比如极端的认为，学者应该固守本分，对现状都市的国学现状应该有高度的警惕性和批判性，尤其是带有商业色彩的活动，应该要保持距离，最好不要参与，有很多人这么理解。也有一些学者提出，目前的状况，国学在都市的活力和普及等功能，实际上是靠这些活动在推动。包括带有商业背景的团队、机构从事的工作，对国学在社会上的普及起了很大的作用。很多人对国学的兴趣，包括一些中小学、机关、企业对国学的兴趣是受这种风气的影响和感染。如果完全不顾及他们活动的潜在价值，可能会变成自说自话的象牙塔状态，对社会的影响和贡献是有限的。

　　大家对目前现状要有一个慢慢的认识和理解过程，观点还有比较大的分歧。高校的老师可能从传统思路进行判断理解的色彩要重一些。基本上是从学术、学理的视角来判断这些东西，和高科技背景下兴起的很多因素的结合方面可能显得比较缺乏，基本上还是从传统的学术来思考这些问题。而社会上很多的企业，可能不是从传统的视角来看待问题，和兴起的文化元素的结合、互动，并容纳在里面的色彩要浓一些。所以二者的差别是比较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