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6年5月6-7日，由弘道书院与阿里研究院共同发起的“儒家文化与互联网秩序”研讨会在曲阜国学院孔子讲堂成功举办。来自儒学、互联网界、历史学、社会学等相关领域有识之士，围绕互联网经济与传统儒家的关系等议题，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交锋。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白彤东教授发表题为了《儒家与言论自由》的主题演讲，本文即为当堂发言稿，已经白教授本人审定。（转自儒家网）

　　我是做政治哲学的，互联网创造天才与儒家有什么关系，超出了我的研究范围。我还是回到我比较关心，想得稍微多一点的领域的事，即互联网里边涌现出来的一些政治现象跟政治问题。我之前报的题目是《儒家与言论自由》，就是我想讲的。

　　我在想，网络的出现让我们有了更大的言论自由空间。以前，小民就是有点什么抱怨，也没有什么人听见。现在很多天涯海角，我们从来不知道的人的小事情，都可能因为网络的扩大而成为轰动性事件，最近就是海南的暴力执法。所以我们要感谢网络让我们知道了有这么残忍的行为的出现。当然，这次事件，整体上处理也还算比较好。之所以说这是暴力执法，就是因为有主管官员让那些没有经过训练，没有合理政治权威的人去执法。这不仅仅是执法本人的问题，更大的问题是，谁让这帮人去干这件事。最后好像那区长也被问责。

　　一般来说，互联网成了人民发泄以及对抗社会不公的工具，互联网上自由的讨论，从民主的角度，都是得到大家支持和公认的。但是我想说，儒家如何面对这一现象？儒家有两千年传统，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我这里所说的儒家主要是指先秦儒家，孔子、孟子、荀子，看看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这里的儒家的态度会比较有意思。一方面，儒家是最早提出了某种意义上的平等想法，孔子说“有教无类”，不分人的出身等级去教育，这在历史上是一个跨时代的事情。因为以前只有贵族才能接受教育，并且只有贵族才能去教育别人。孔子是一个出身卑贱的人，他自己都承认，那么他能去做教育，去教育那些三教九流的弟子，甚至他去写《春秋》，《春秋》是鲁国的官史——这本来是出身贵族的史官去做的，，这些本身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虽然我们经常说孔子是一个保守的述而不作的形象，但是我们看看上面提到的这些事情，会发现其实他做了非常革命性的事情。整个先秦儒家很重要一个特点，是对当时春秋战国出现的这种平等化社会的一种认可、支持甚至鼓动。孔子只讲有教无类，到了孟子、荀子就讲的更厉害了。孟子承认“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讲“涂之人皆可以为禹”，街上随便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大禹这样的圣王。所以儒家有这样平等的一方面。因此，我们似乎马上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儒家会支持人民通过自由言论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

　　但其实我们仔细看儒家经典的话，除了平等的一方面，儒家还有很强的一个精英的侧面。《论语》里面就有很多，比如孔子说“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就是说一般人以下，太玄妙的东西不要跟他讲。最着名的一句话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你可以让人民知道怎么去做正确的事情，让他跟着去做正确的事情，但不能让他理解，为什么要做这些正确的事情，为什么这些事情是正确的。刚才盛洪老师也提到，有些礼、有些规矩，你让他们这么做，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人民不能知道的。当然后代有些人，尤其到了宋明平等性更强之后(宋明这种平等性更强，我想一个因素是受佛教的影响)，他们就开始试图把那种精英式的、看不起人民的味道给削弱。但实际上，你看孔子他不只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很多其他类似的话，所以我讲这句话意思就是它表面意思，就是一般的民众是很难理解儒家这些礼后边的道理，能让他们守规矩就不错了。另外我觉得孔子还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意思是说，你这个人可以被教育，但你不教育他的话，你对不起这个人。这话题听上去还是很振奋人心的，就是有教无类嘛！就算他可能出身卑贱，但你不教育他的话，你就对不起他。但那后面又接了一句话，他说：“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这人你教育不了，还非要教育他，那就是“失言”，你对不起你说的话——也就是说你不要浪费你的时间教育那些不可教育的人。所以我想儒家有很强的一个精英的味道。

　　如果你明白这个精英味道时候，我们就会意识到儒家并不太会从言论本身去支持人民把意见都表达出来。他不是说不让人表达，而是他不会太在乎人们表达出来的这种意见。他觉得这种意见只是缺乏教育、缺乏知识、缺乏理智、缺乏道德的人民而表达出来的意见而已。所以这点上，我想儒家不会被互联网给所有的人民提供了一个言论途径而感到欢欣鼓舞，他不会觉得这是件多么让人激动的事情。他不会向政府说要去压制人民言论，但他也不会像很多这些中国自由派或者整个世界的自由派或者说支持民主的人，觉得这是件多么好的事情。互联网给了人民一个发言的空间不假，但我想儒家不会那么激动。儒家不这么激动，也可以从现实中的很多现象中得到佐证。

　　互联网在中国，尤其是在中国本身有言论不自由的情况下，有很大的正面作用。比如最近海南的暴力执法，如果没有互联网的话，可能这事就过去了，谁也不知道这样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在看到这些正面作用的时候，同时要记住互联网也带来了很多极其负面的现象。

　　互联网带来的最重要的一个负面现象，就我来看，是互联网让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意见找到了它的一个群体。以前有着那些可能非常非理性的、种族主义的、侵略性的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的人，他可能在一个社群里边是非常边缘化的，所以他没法去表达。而互联网帮助了这样的人找到了他的同志，而且在找到同志以后，还能够去形成一个小团体。我想这是互联网带来的一个很负面的现象。这样的人把他们的各种各样边缘的极端的言论固化，并且因为他们边缘、因为他们极端，他们的言论很容易成为标题党吸引眼球，所以实质上给了他们一个不成比例的言论的空间，让他们的言论得以放大。

　　这些可能还不是最坏的。我觉得最坏的一点是，互联网让我们觉得互联网给大家提供了更多的信息的来源，但其实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如果说中国有言论的压制放一边不谈，你去看美国，我们一般都会觉得互联网出现以后，不同意见都能表达出来，想法能更多元一些，能够想的更多一些——但其实不是。互联网出现以后造成的一个直接结果，是让人的意见越来越不开放。为什么不开放？因为以前的话如果在一个社区里边，就这么点人，我的意见要跟别人的意见进行交流，所以如果有不同意见，那不同意见之间必定要有一个冲撞。而在互联网时代，我的意见可能在一个社区里边是孤家寡人，但我在网上可以找到我自己的网上的社区，这些社区里的人说的都是让我听来很非常顺耳的话。

　　所以我想回到儒家对人民的一种蔑视。就是说，多数人民去互联网、去看报纸，不是要去获得信息，去受到教育；而是想找到与他志同道合的人。所以你去看《纽约时报》很有意思。《纽约时报》里边被大家传的最多文章，并不是那些记者花了很大功夫做出来的那些非常细致而深刻的报道，被传的文章都是那种发泄怒气的文章。他们有一些专栏作家，写的很公允很平和，但那些人的文章几乎进不了前十大，进前十大的都是说话阴损的、派系立场极其鲜明的人。《纽约时报》有个女的叫Maureen Dowd，说话就极其阴损，不知什么原因，特别反克林顿，她只要一写什么文章永远前十大，但是里面没有任何营养，大概你读她一份文章以后，她所有文章你都知道她是怎么写的，立场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她的文章这么受欢迎？很简单，因为多数人读报纸的时候，不是想去听不同的意见，而是想让他自己的意见得到支持。我在美国教书的时候，当时《纽约时报》有一个记者到我那个大学去做讲演，她就说，互联网出现，并且网上的评价机制出现了以后，其实对《纽约时报》有非常坏的冲击。因为以前这些主编，其实大概也知道，那些深入调查性的报道，又费钱又费时又费力，可能读的人也不多，但是他没有证据支持这一点，所以他还只好容忍这种花钱费力、实际上对社会有极大正面贡献的这样一种报道。而现在，他有明确数据表明哪篇文章的点击量最大，而点击量最大的文章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意见立场非常鲜明，没有太多真正思考的文章；而那些有思考的评论，那些深入调查性的报道，点击量都很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这样的互联网的社会里面，这种认真的报道越来越被边缘化。然后越来越多的是那种网上意见，并且这种意见通过一个个小社区的回响会变得越来越大。所以我想，这是互联网对整个政治造成的一个坏的影响，并且这跟儒家对人民的一种担忧，甚至一种蔑视，是有一定呼应的。

　　另外一点，这个互联网还造成的一个影响是说，互联网造成了一个二十四小时不断的监督机制。不断的监督机制一方面很好，比如海南这个事件里面，是一个很正面的表现；但另一方面，比如美国现在在竞选，这些竞选的候选人，每时每刻都要小心，不能有任何情绪的变动。作为一个正常人，肯定都有生气的时候，生气的时候可能会骂一句脏话。但是当他竞选的时候，有无数人在跟着他，他骂了一句脏话就被人录了下来，放到网上去，然后这个人就被毁掉了。以前美国就出过这么个事，有一个议员可能是被人招到了，有人成心问问题招他，他骂了一句脏话出来，又是带点种族意味的脏话，然后就被放到网上，后来这个人就彻底没希望了。后来美国就有人评论说，为什么说以前议员竞选之间还有一种君子情怀，还有一些基本的尊重，大家不会去挖人各种各样的这些脏的隐私。因为他有一个让他发泄的地方，有一个关起屋来发泄自己情绪话的地方，这些东西不会被报道出来。而现在的二十四小时监督，让任何一种正常的情绪发泄都变得不可能。所以最后造就的是两种极端，也就是现在美国竞选最可能的两位候选人。一个是希拉里这样的，让人感觉特别假，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她是被逼出来的，因为她任何真情流露被放到网上去的话，她就完掉了；或者是另外一种极端，像川普这样的人，他迎合了一小撮极端群体的想法。

　　所以这种意义上来讲，其实互联网给政治带来的并不是一味的一个正面的影响，也有很强烈的负面的影响。在中国还有更要命一点，因为中国没有一个权威，在没有权威的情况下，人们会去开始相信互联网，包括最近出了个百度的事件。再举个例子，我回国以后家里的煤气灶坏了，我在美国养成一个习惯，就去找了一下修煤气灶的厂家，打了个四零零还是八零零一个电话过去，花了一千多块钱修了以后，第二天又坏了，再打那电话就再也不回了——那是个假电话。但是你在美国的话，你去网上看，都是权威信息。包括后来买车找4S店，在美国就很简单，点到某个厂家比如本田里边去，他就把这个地区的所有4S店都给列出来。但我找了半天，找不到厂家列的4S店的网址，在中国根本没有这些权威信息。因为找不到权威，所有的东西都是一种自组织行为，这可能跟盛洪老师讲的不一样，它是完全没有任何权威的规管的一个自组织，所以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谣言横行的世界。这就是我自己对互联网的一些感受。

　　当然说了这些东西以后，倒并不是要说，因此儒家就会觉得网络要怎么控制，会跟政府站一边。我刚才也讲到，儒家有非常平等的一面，还有重要一点就是孔子讲过，叫“民无信不立”。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建立起对一些基本价值的一种信任，政府最重要的就是要提供这样一些最基本的信任、最基本的一种规管和最基本的一个权威。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虽然从儒家的角度来看，人民的道德能力、理智能力都是有限的。但是，除非你能彻底地控制给人民的信息；否则对信息的压制反而会造成对国家信任的一种丧失。说简单点，如果中国政府想控制信息的话，那就只有一条道路可以走，那就是北朝鲜的道路。除非你控制成北朝鲜那样，让人民的信息获取只有一个来源；只要人民有其他信息渠道来源，那政府控制信息、操纵言论，最后注定都会被戳穿。戳穿了后那就是“狼来了”，政府撒一次谎，撒两次谎，到第三个谎之后，人们就再也不相信了。而当人民不相信政府的时候，会相信什么？会相信网络。而网络给他们的东西，并不都是可靠的东西，而且经常不是可靠的东西。

　　所以虽然我刚才讲，从儒家的角度来看，可能并没有对人民有太高期望，就像最近开玩笑说，“这届人民不行”。其实从儒家的角度来看，哪届人民都不行，人民的能力都是有限的。但即便人民的能力是有限的，但你也不能去控制信息——虽然这听来好像很吊诡。你不能去控制信息，因为你控制信息造成的结果，就是人民连政府的权威都不相信了，政府权威都不相信以后，人民就开始乱去信。所以很有意思，虽然说每一个社会的谣言其实都是人民获得信息的很重要的方式，但是中国人相信谣言的非理智的程度，要远超过那些自由国家、不控制信息的国家的人。我自己就曾写过一篇小文说这个事情，当时福岛核事故以后，全世界人民都在传各种各样恐怖的信息，美国人有去买那个碘片吃，但只有中国人去买碘盐。就是说人民都干荒诞的事情，但中国人干的荒诞事情要比美国人干的事情要更荒诞。为什么？美国还有些权威的信息渠道，比如美国的卫生组织要说了什么话的话，人民还是会相信的。他可能不相信国会，但他会相信这个国家的卫生组织、防疫组织发布的一些信息；而中国的人民是谁都不相信，谁都不相信以后就造成他会相信一些最极端、最不靠谱的谣言。

　　所以我刚才说，虽然网络的出现，并不一定就使得人民会得到更好教育，得到更多的信息渠道，因为人民处理信息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但也并不能推出一个结论，说政府就要控制。而是反过来要强调，政府不能控制，而要保持一个对人民诚实的态度，不要去撒谎，不要有意去控制言论。政府想操纵言论也可以，那就像北朝鲜干到底——你不可能有一个半开放的互联网，要不就彻底不开放，要不就全开放。你不能有一个把Google、Facebook什么屏蔽在外头、，但能够健康发展的互联网。

　　另外一点，从儒家政治的角度来看，就是说儒家虽然有精英的一面，但他还有很民本、很平等的一面。儒家有一点很重要，叫做“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也就是说，政权合法性的基础来自于人民的一种评价。所以从这点来看，虽然儒家对人民的期望并不那么高，但是政府干得好不好，不由政府说了算，而是人民说了算。你得问人民他自己，比起上一届政府，比起前一年的政策，他过得是更好还是更坏。这种意见要由人民来表达。所以虽然儒家不觉得人民有多大的认知能力，但是儒家认为，人民的这种评价是根本的。从这个角度讲，儒家会认为通过网络等各种渠道表达出来的人民的意见，一定要让它自由地表达出来。所以我想这是儒家会支持网络上的言论自由的一个思想基础。

　　另一方面来讲，虽然人民能表达出意见；但人民没有能力判定，什么样的政策对国家是个好的政策。人民能说我过得好不好，这是人民能去判断的事情；但人民没法去判断，什么样的政策能让我过得好，或什么样的政策会让我过得不好。这些事谁来决定？由士大夫来决定。但士大夫之间意见又有不同，所以如果我们想象士大夫意见不同，且要经过讨论才能找到最好的政策的话，这也意味着要有一种言论自由。包括网上的，比如像任志强这样的人，是广义的一个士大夫，他对这个政策有意见的时候，你要让他表达出来。你如果不让他表达出来，实际上就没法得到士大夫们对一个好政策的非常充分的探求。从这样讲，现在中国这样搞智库铁定是搞不成的，因为你搞智库，又不让这些智库提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意见。听说前一阵，有人说对北朝鲜要态度强硬一点，然后马上就被开除掉了。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搞？搞智库就是要想那些跟当今政府政策不一样的意见，但你又拿政府的意见去控制这种智库的意见，或控制互联网上的这种士大夫的意见，怎么可能真正地实现对政策的一个探求？！所以儒家虽然好像对人民不是太能看得起，儒家虽然不觉得言论自由本身是一个神圣的，儒家虽然对互联网可能没那么多正面的想法，但是我想，儒家会支持互联网在基本的规管下的言论自由。

　　我们现在到网上去看，会发现现在言论都非常极端。政策言论，无论左的右的，都非常极端。几年前我要从美国辞职回国了，就想看看中国人都在说什么话，发现现在网上最流行的就两类东西：一类就是风花雪月，旅游，准色情；另外一类就是政论。但政论都是一种檄文的形式，声讨的形式，左边声讨，右边声讨。我认为我这个人是比较温和的，然后发现网上很少有温和的意见出来。为什么？我刚才也讲到，这跟互联网这种性质有关系。但我想还跟另外一个中国的特殊性有关，就是中国政府的压制，有了这种压制以后，你说点什么话都可能惹上麻烦。如果这样的话，像我这样比较温和的人或者比较胆小的人就不说话了。所以在网上能去对政治发表意见的人，往往都是胆大包天的人，并且都是意见极为强烈的人。这样，政府的强力控制，本来是想控制那种极端言论，结果反而造成了极端言论的横行。

　　这也是先秦经典早就说过的话。孔子就讲，“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孟子讲反过来的话，“天下无道则处士横议”。所以当你政府进行这样一种言论控制的时候，反而造成政治讨论的失序，又没有这种政治上的平和意见的产生。那当然，我们自己发言人也要有一个对自己言论的一个责任，但我想更多是一个自发的责任，政府只应该在最低的层面有一个规管。比如你说“要杀死所有的蒙古人”，这种话你说了我要去管你；但你不要给这种模棱两可的话，比如“寻衅滋事”。有时候我们经常说中国专制，然后追到儒家，发现其实不是儒家；后来追到法家，发现法家也不对。人家法家讲的很清楚，政府的法令一定要非常明确，因为非常明确以后就没有随意解释的空间。你用“寻衅滋事”，任何一个城管，任何一个公安局长，都可以随意地解释“寻衅滋事”。要去运用法律就是要明确法律，比如说“杀掉所有蒙古人”这种话是不许说的，就是要有那种非常明确的规管，并且是那种最低限度的规管，我想这些是需要的。除此之外，我想应该允许网络的自由发展和自由表达，但同时我们不要对它带有太高的希望。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作者：白彤东，复旦大学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