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笔记】

　　作为一名长期坚持在语文教育中引入《论语》《古文观止》《诗经》《楚辞》等大量古代诗文的中学语文教师，一直面临着学生、家长、同行等的质疑：为什么一定要学习这些？坦率地说，我很少对此做出完全的回答，只是根据不同的问者做出不同的回答，比如——

　　有问：“考试有用吗？”我答：“非常有用。当你从高一就认真学习这些后，不仅高考能得高分，而且还为你高三复习其他学科让出一些时间来。”

　　有问：“背诵那么多古人的东西干什么？”我答：“这些‘东西’是最诗意、最优雅的表达。背多了，你自己的表达也可能会贮满诗意，也可能有一种优雅流溢其间。你不是很喜欢‘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这样的诗句吗？假如换掉‘栖居于’和‘之’四字，将这句诗译成‘诗意地居住在大地的上面’，你觉得还有诗意吗？”

　　有问：“我们可不可以少学一点？少背一点？”我答：“可以，但你将同少学、少背的人一样少了文化。”

　　…………

　　什么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存在方式？

　　在《中华古诗文阅读》的“代后记”中，我想对人们的质疑做一次较为完全的回答。

　　众所周知，在被包括我们中国人自己在内的人们轻视、鄙视以至糟蹋长达一个多世纪之后，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与优长在今天又被越来越多的当然也包括我们中国人自己在内的人们所认识、赏识以至推介、推崇。但是，如何更好地学习、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似乎又成了人们今天必须面对、必须回答的一个追问。我们编写的这套《中华古诗文阅读》，就是我们面对并回答这个追问的方式。这种方式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以中华传统文化存在方式学习中华传统文化”。

　　什么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存在方式？概而言之，就是以“经”(儒家经典)为中心，以“史”“子”“集”为拱卫，形成天人合一(或曰天人同构)的宇宙生命体的文化体系(或曰宇宙秩序)。在这个文化体系中，“经”居为中心，宣示“仁义礼智信”，具有天经地义(或曰天地良心)的地位；“史”以人类故事诠释“仁义礼智信”，“子”以思辨姿态诠释“仁义礼智信”；“集”以文学方式诠释“仁义礼智信”。所以，《易·系辞》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代矣。”《汉书·艺文志》说：“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着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述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隋书·经籍志》讲得更明白：“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所以，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是符合几千年中华文明的存在实际的。

　　中华文明几千年就是生存在这一文化体系中。理所当然，我们几千年文明的全部知识也就产生在这一体系中；或者说，我们几千年文明的全部知识都围绕天人同构的宇宙秩序展开；或者说，我们几千年的全部知识都围绕“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之道”展开。明乎此，我们才能明乎中华几千年古代文明的基本形态，明乎“六经”为何在中华几千年古代文明中居于核心地位，明乎“道德理性”为何深深根植于中华几千年古代文明的一切文化形态之中，明乎古代教育为何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三纲、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八目、以“学以成人”“约以成人”为理路、以召唤人们成为“君子”为目标，明乎古代科举取士时为何必考“经义”，明乎古代士人为何以坚守天地良心为己任，明乎韩愈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的要义，明乎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真谛。

　　也许会有人说，以“经”为中心，是汉武帝之后的事，汉之前中华文化是百家争鸣，百家共治，百家共生，这大概是不错的。但是，我们不能以此否定另一个事实，即“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一脉相承的“道统”始终处于中华文化中心，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也是围绕这一中心展开的：道家是站在儒家的对立面成长起来的——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所以一般都认为墨家是从儒家突破而来的；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主张则是由孔子“为政以德”到荀子“礼法并重、邢德并举”的进一步突破。因此可以说，《易》《书》《诗》《礼》《乐》《春秋》等儒家经籍所承载的“仁义礼智信”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中心，其他知识均缘此而生发，是一个基本事实。

　　“小”“大”并举以“大”为重

　　但是，中华文明几千年存在的这一文化知识体系在近一百多年间，遭到了西方知识体系的彻底拆解而被彻底否定。

　　西方知识体系是在古希腊文明传统的基础上构建的知识体系，即主要以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而构建的知识体系。因此，形式逻辑变成了世界秩序。在这一知识体系中，世界成了可计算、可预测、可推演的秩序。因此，是否科学成了衡量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唯一标准，以“线性”推演为本质特征的认知方式成了人生学习的基本模式。因此，“分类”在知识中具有“天经地义”的地位，哲学、文学、艺术、美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社会学……构成了世界。

　　当西方知识体系全面征服了中国知识分子，举凡学术的方方面面都唯西方学术的马首是瞻，以致今天如果我们离开了这套知识体系，我们将无法表达自己；与此同时，中国古代文化知识体系被无情地抛弃，至今已极少有人识得。

　　但是，人类文明能传之久远并不断被发扬光大，是永远有一批先知先觉者，他们构成了人类文明的另一种景观。在19世纪整个西方将中国历史视为“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马克思语)的落后的“一种非历史的历史”(黑格尔语)时，雨果在1865年写作《莎士比亚论》时却将西方与东方联系起来思考：“由此产生了两首巨大的诗篇。此地是‘太阳神’，那儿是‘龙’……这两个世界属于最高的趣味，标志出这最高趣味的两极。这最高趣味的一端有希腊，另一端有中国。”英国大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的巨着《历史研究》中也说：“西方观察者不应低估这样一种可能性：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火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熔为一炉。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文明的人类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

　　然而，如果我们不能真正认识到“这最高趣味的两极”“另一端有中国”，我们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到中华文明对西方文明“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合”“可能为文明的人类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更遑论做到这些。因此，我们确实需要对近代以来对中华古代文化知识体系的否定进行彻底的反省，重新认识中华古代文化知识体系的价值与优长，并以其独特的生存方式学习它，传承它，弘扬它，以在全球化时代真正重构中华文明的现代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正是鉴于上述思考，我们在语文教育中落实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时，坚持以中华古代文化知识体系的存在方式展开，基本维护以“经”为中心、以“史” “子”“集”为拱卫的浑圆的几千年中华传统文化知识体系，即以《论语》《古文观止》为核心，将儒家其他经典如《诗经》“三礼”《左传》《孟子》《荀子》等作为重点，参以先秦诸子和先秦历史着作的其他几家，旁涉秦以后的历代诗歌及《文心雕龙》《诗品》等着作。

　　同时，在具体学法指导上，我们坚持“小”“大”并举、以“大”为重的原则。这里所谓“小”即古诗文之“言”，所谓“大”即古诗文所宣示、所拱卫之“道”——由“仁义礼智信”支撑的天人同构的宇宙秩序。韩愈在《师说》中抨击当世之人“小学而大遗”。在今天，“小学而大遗”之弊尤其突出。我们认为，坚持“以‘大’为重”的原则，是破解当今学习之弊的重要策略。

　　我知道，这一回答肯定不能得到人们的全部认可，期待大家的批评。

　　作者：黄荣华，复旦大学附属中学语文特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