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多年前的商代甲骨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的，“看上去同现实距离较远”，但该学科“事关文化传承的问题”。党和国家一直都“重视这些学科，确保有人做、有传承”，因此新中国60多年的甲骨文商史研究取得了辉煌成就。

　　甲骨文是我国商朝晚期使用的占卜记事文字。商纣王失国埋卜，被埋在废墟下的甲骨文也不复为人所知。直到1899年，爱国主义学者王懿荣第一个鉴定并重金购藏了“确在篆籀之间”的甲骨文。从此，甲骨文身价倍增，成为每字“价银二两五钱”的天价珍玩。随着1903年第一部甲骨文着作《铁云藏龟》的出版及其后甲骨的不断着录，甲骨文走出了学者的书斋，从“秘不示人”的个人摩挲雅玩变为大众可及的“公器”。自此，甲骨文成为全社会的文化财富吸引着更多学者投身研究之中。

　　20世纪20年代，疑古辨伪之风大炽。5000多年的中国历史，经过“古史辨派”学者“把伪史和依据伪书成立的伪史除去”的一番考据，剩下的就“只有千年了”，甚至连战国末期屈原的存在都属疑辨之列。

　　就是在“中国古代史上科学考古资料上的极端贫乏”的时候，殷墟甲骨文所传承的商代历史信息使史学家摆脱了疑古过头的困境，并走上了“释古”“考古”的史学研究康庄大道。

　　史学大师王国维在1917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中，不仅纠正了《殷本纪》所列个别世次的错误，还互证《史记》的科学性，指出其所列“有商一代先公先王之名，不见于卜辞者殆鲜”。不宁唯是，王国维还大力抉发甲骨文中传承的古代史踪与古籍中的“不雅驯之言”相勘校，进一步肯定了《山海经》《竹书纪年》等古籍的价值。

　　到了20世纪30年代，甲骨学一代宗师郭沫若把“新兴科学的观点”引入甲骨文研究领域，从而开辟了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史学研究的新天地。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依据“商代已有文字”，破天荒地把殷代作为“中国历史之开幕时期”。自此，有甲骨文记载的商王朝在历史上的真实存在不容置疑。

　　随着甲骨文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和着录，甲骨文的商史研究也不断深入拓展。2011年，几代学者声声唤的“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科学性强的《商代史》专着”终于出版。这是由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应用，为发掘和弘扬甲骨文中的历史文化信息提供了“显微镜”和“望远镜”，从而使研究既能见微知着又能高屋建瓴；这也是中国社科院老中青三代学者躬逢盛世，得到国家重视与支持的结果。《商代史》既是百年来甲骨学商史研究的继承和总结，也是今后研究不断创新的起点和基石。

　　甲骨片中历史信息的传承，是以识读构成篇章的文字为前提的。目前，甲骨文破译正面临着瓶颈。在已知的4300多个甲骨文字中，有1100多字的考释已被公认。还有500多字已进行过考释，但尚需进一步研究。剩下所不识的字，多为人名、地名或物名，其义可知，但不可得其音读。这是因为甲骨文的一些元素有的已在中国文字的发展过程中变异、失传，再想释读已非常困难。因此，不少文字学家不断拓展研究途径，如利用数码技术再现骨片和拓片上文字点划的痕踪，开展与金文、简帛等古文字研究领域的联合攻关等，这将会使破译工作有所发现和前进。

　　让文物“活”起来，使甲骨文中传承的文化基因为广大群众所感知，并成为精神生活的盛筵，这也是甲骨学者的使命和责任。国家典籍博物馆举办的“甲骨文记忆展”，把馆藏珍贵甲骨文与甲骨学百年发展成就相结合，使青年学子在“六十甲子柱”中盘桓忘返，在“甲骨姓属林”中寻觅流连。还有墨苑新葩——朴拙、隽永的甲骨文书法，不仅普及了文字考释成果，也丰富了群众精神生活。润物细无声。在潜移默化间，将会使更多人成为甲骨文化的传承者。

　　百多年来，甲骨文的重要文化价值在传承中弘扬，在弘扬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因此，甲骨学冷门不冷，代有传承，将会不断地前进和取得更新的成就！

　　(作者 王宇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北京师范大学“985”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