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鲁迅纪念的大年，诞辰135周年，逝世80周年。媒体早早就发表关于鲁迅的文章，美术与鲁迅，自然也绕不开。我觉得，有一个具体问题是老话了尚需要厘清，即围绕《北平笺谱》的出版，鲁迅和齐白石——到底鲁迅怎么看齐白石？他具体“赞美”过作为国画家的齐白石吗？这个问题，涉及鲁迅对于以文人画为代表的中国画的批评，事关鲁迅的美术观，同时也可以看出鲁迅与周作人的差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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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白石，《草虫画》鲁迅和郑振铎合编《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在《北平笺谱》中选入陈师曾和齐白石的笺纸画若干。鲁迅独撰《北平笺谱》一书的序言，罗列包括齐白石在内的诸位画笺高手的大名。另外，在与郑振铎编书通信里几次提到过齐白石，1933年2月5日的通信里说：“去年冬季回北平，在留黎厂得了一点笺纸，觉得画家与刻印之法，已比《文美斋笺谱》时代更佳，譬如陈师曾齐白石所作笺谱，其刻印法已在日本木刻专家之上，但此事恐不久也将销沉了。”特别是在他与郑振铎共同拟写的发行《北平笺谱》的广告词里，又说：“三十年来，诗笺之制作大盛，绘画类出名手，刻印复颇精工。民国初年，北平所出者尤多隽品，抒写性情，随笔点染，每涉前人未尝涉及之园地。虽小卡短笺，意态无穷。刻工印工，也足以副之。”这些，都算作他正视和审看齐白石的明证。而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了。他评论与欣赏的视觉，始终不离从木刻艺术的主流和木刻发展的主题着眼，因为画笺在版刻艺术一脉里独具一格。周作人则不一样，他除了民间艺术、古代艺术之外，似乎没有鲁迅特别地要搜求外国画外国艺术品的兴致。他却正视国画中的文人画，由衷钦敬同时代的陈师曾和齐白石。他在《陈师曾的风俗画》一文里这样说：“陈师曾的画世上已有定评，我们外行没有什么意见可说，在时间上他的画是上承吴昌硕，下接齐白石，却比二人似乎要高一等，因为是有书卷气，这话虽旧，我倒是同意的，或者就算是外行人的代表意见吧。手边适值有陈师曾的《北京风俗图》影印本二册，翻阅一过，深觉得这里有社会的意义，学问与艺术的价值，不是一般的画师所能到的。”他还特地求齐白石治印，又精心保存齐白石的印章。周作人在和俞平伯的通信里表示，因为只有名家齐白石的两三方印，名印过少而深觉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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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师曾，北京风俗·墙有耳即使梁启超说陈师曾的意外死亡，对于中国美术界的损失无异于一场东京大地震。但鲁迅没有专门写陈师曾的文字。鲁迅对陈师曾的刻铜艺术和画笺艺术，对齐白石画笺艺术的评点，对国画传统及现状那些零星的议论和评论，并不是疏忽，而正与他的美术思想完全一致。五四时期，鲁迅的美术观，实际上承接了康有为，与陈独秀高举“美术革命”的旗帜一样，齐力主改造中国画。后来南下定居上海，参加左翼运动，美术观进一步变化。正因为反对提倡国粹，所以对文人画总体上倾向于否定。即使是陈师曾这样的友人，受赠其画其印章多多，陈师曾故后，也留心收藏《师曾遗墨》多集，但却不肯正面述及作为国画家与文人画大家的陈师曾。1918年，上海美专的《美术》杂志创刊，年底鲁迅署名“庚言”，在《每周评论》第二号上面发表小文章为之鼓与呼，对其关于“中国画久臻神化”的说法则不予认同。后期即晚期，1930年2月21日，他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的讲演《绘画杂论》，更是公开指出国画的弊病：“古人作画，除山水花卉而外，绝少社会事件，他们更不需要画寓有什么社会意义。你如问画中的意义，他便笑你是俗物。这类思想很有害于艺术的发展。我们应当对这类旧思想加以解放。” “工人农民看画是要问意义的，文人却不然，因此每况愈下，形成今天颓唐的现象。”

　　杨永德、杨宁二人编撰的《鲁迅最后十二年与美术》，单列有“鲁迅与木刻团体”一篇，记录从1931年6月，鲁迅为“一八艺社”举办展览会并写《一八艺社习作展览小引》开始，到病逝前的1936年10月8日，最后参观广州“现代版画研究会”组织举办的《第二届全国木刻联展》，他与各地进步木刻团体有直接联系并出面指导的就多达十一个。这时团结在他周围的，是上海与各地的另一批反体制的青年。鲁迅不仅反对提倡国粹，也主张引进西方和俄国的东西进来，用以改造封建、专制、腐朽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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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延年，狂人日记，木刻版画按说，以鲁迅和陈师曾的同事关系，南下之前与后来，完全可以直接接触和联系齐白石的，但没有。没有收藏齐白石的画，也没有请齐白石刻印。他当然知道美术界和国画界的事情，可是对民国画界的主流，即使是徐悲鸿和林风眠，也刻意保持了疏远的距离。“政治正确”的意识之外，或许也和他的名士气有关。

　　总之我认为，鲁迅对齐白石评价是有限定有限度的，局限于“画笺高手”而已。谈不上是对国画名家齐白石特意的赞美。鲁迅为着力引导木刻，而兴致勃勃地搜集民初的画笺作品包括齐白石，像他搜集南阳的汉画像砖、朱仙镇年画一样，全是为了新美术的营养。（作者 何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