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炜）陶渊明辞官前因为要守住这“五斗米”，付出的代价到底有多大，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委屈个人的天性和兴趣去做事，先是令人沮丧，进而就是愤怒。这种扭曲感和压抑感不只是陶渊明，所有人都可能程度不同地体验过，都不愿忍受。但我们每个人忍受的时间、愤怒的强度，以及最终怎样去应对，会是千差万别的。

　　放弃这“五斗米”的结局会怎样，大概诗人当时也无法预料。因为他的祖上毕竟有不算太薄的遗产，出过晋室屈指可数的权势人物曾祖父、名士外祖父以及做过太守的祖父，这样一个家族虽不能说是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但总还算乡间的富裕之家。他到了晚年竟然是去要饭，被饿死，相信这连诗人自己都没有想到。一切的后果比原来预料的要严重许多倍，这就是人生的严酷本色。

　　不过陶渊明乞食时并没有悔意，可见他觉得要饭也还不是最坏的，总比忍受官场的屈辱要好许多。因为他讨要食物，却并不需要听命于施舍者去做违心的事，甚至不需要去回报施舍者，不需要按照对方的要求去完成一系列极不情愿或讨厌的动作，既不受其差遣，也就不受其“役”。从这里对比一下，讨来的糊口之物比官场分配的俸禄使人更有一些尊严。要维持个人的生命就要吃饭，但是向谁讨要食物却是一个关键问题：是向野蛮武力维持强权的官府，还是向普通老百姓，这难道不是最大的差别吗？陶渊明显然是明白这一点的。

　　《归去来兮图》(明李在)

　　王弘、檀道济都给陶渊明送过酒，他们都是官场人物，不同的是前一个他接受了，后一个他拒绝了。想象中可能王弘在气息上让陶渊明更能接受。此外还有一个接受的时间、地点和现场气氛问题。如果刺史檀道济送他“粱肉”是在一个不合适的时间，说了不得当的话，或者恰巧碰上陶渊明正在非常激烈的心理状态之下，比如发着脾气，那么拒绝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同样是食物，要看谁给、怎么给、在什么时候给。这要看陶渊明的尊严所能够承受的范围。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檀道济送“粱肉”之时已届“新朝”，对方已经是一个摧毁了晋朝之后的宋朝高官，从这种政治身份去分析陶渊明的接受与拒绝，似乎也就更加不难理解了。我们由此可以推论出一些政治的理由，但这仍旧有可能并不是什么根本的理由。陶渊明不会在饥饿的时候，把这个具体到糊口活命的最重要的事情和那些社会问题直接地对应起来。我们也许可以更多地相信，与他交接的具体人的气息令其不能接受；还有，就是他当时的心理状态不允许自己接受。他的晚年是极其绝望、悲伤和愤怒的，所以这种来自官方的施舍可能会极大地刺激他。

　　檀道济像

　　从“久在樊笼里”的苦闷到“采菊东篱下”的闲适，这中间经过了多少挣脱和张望，包含了一次次决心，直到最后的冲决。这是走向自由、找回个人尊严的过程。两种生活方式反差太大了，在这里，对一种理想境遇的向往和对另一种压抑的厌恶是成正比的，越是爱这闲适和自由，越是不能忍受折腰的屈辱。而当他晚年讨要、蜷曲在没有被子盖的床头，正处于安顿身心的最危险最陡峭的时刻，身为宋朝权贵的刺史檀道济却来赠他“粱肉”了，这无疑是很“及时”的，既“及时”救命，又“及时”唤醒了他关于尊严的记忆。而此刻，诗人在自救的道路上已经走出了太远，真的比当年更有勇气了；加之多年农耕生活磨练了耐力和心智，使之更加坚毅奋勇。这种拒绝与其说是冲着檀道济赠予的“粱肉”，还不如说是冲着整个的阴暗世道。

　　如果“粱肉”和尊严不可兼得，也只有舍粱肉而取尊严了。这时候的陶渊明当然是相当冲动的，即所谓的不够理智。但这样的时刻也许只有这样了，因为人总有“不理智”的时候，因为人一般来说总是太“理智”了。让我们理解诗人的“不理智”，痛惜他同时也宽容他吧。

　　陶渊明的田园生活看起来平淡恬然，实际上大部分时间可能并不如此。这只是我们从他留给后人的最明亮动人的那些文字中感受的，以至于永难忘怀。他的最杰出的创造，当然是这一类篇章。但是只要深入理解诗人本身，弄清一些生活细节，就会改变许多既成的看法。我们切不能仅凭一些难忘的诗章印象去论断，还需要阅读他留下的所有文字。这样做下来，就常常会产生一种讶异的感觉。

　　我们甚至会觉得诗人不但不是完全淡然的人，反而直接就像是一杆老枪。这杆老枪随着岁月的增加，无数事件的积累和叠加，正在一点一点充填火药。而到了檀道济赠他“粱肉”的时候，这杆老枪的火药也填完了，于是他就扣响了扳机。

　　有时候一个人内心充满了矛盾冲突，会让人感受到其中的不可调和。我们津津乐道的这个“采菊”人，这个双腿叠放卧于北窗下的“羲皇上人”，是绝对不会激烈如此危险如此的，他该是一个笑吟吟的、最好接近的人，怎么可以像一个即将爆炸的火药筒一样？

　　这一切也只有回到文本中去感受了。如果我们像诗人一样挣扎了六十年，如果我们也躺在那儿忍受和等待，如果我们也忍饥受冻，睁大一双午夜不眠的焦干的眼睛，那么就会相信他真的有可能变成一杆老枪的。

　　*选自张炜《陶渊明的遗产》，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