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里有两句耳熟能详的话：“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意思非常明白，生了孩子不送去学习，那是当爹的不对；教育不严格，孩子不成器，则要怪当老师的偷懒。把老师跟老爹相提并论，真是给足了老师面子。但清代老师的朋友圈中，还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家有半斗粮，不当孩子王。”孩子王，就是小学老师。这话听着有点露骨，即一个人但凡能吃上饭，就别去当教书先生。这就让人纳闷儿了，清代小学老师的日常是啥样呢？

　　　工资福利有点尴尬

　　中国古代的老师，根据学生受教育的不同程度而有相应的称呼。比如，启蒙老师叫做蒙师，传授经学的老师称为经师，科举制确立以后还有举业师。但不得不说，作为小孩最初受教育的领路人，蒙师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在清代，蒙师通常便是指塾师。按照当时的学塾制度，小孩到了一定年龄(4到7岁)，便要送去接受教育。条件较好的家庭，请教书先生到家中来教育本族子弟，此为家塾；条件一般者，把孩子送到有钱人出资开办的学校中，此为义塾；还有一种是教书先生筹资办校，学生自费前往学习，便是私塾。这些学塾的教书先生，统称塾师，可以理解为今天的小学老师。

　　尽管各方都很肯定塾师的重要作用，但他们的工资福利实在有点尴尬。有人曾归纳，清代塾师的经济来源主要有束修、膳食和节敬三项。束修，便是工资，又是三者之中的最主要一项。即便如此，塾师的工资却并不怎么高。康熙时期，徽州府婺源县庆源村的塾师詹元祥，就在日记中记载过自己的年收入：1700年为1两6钱，1701年为4钱5分，1702年为2钱，1703年为1两7钱，1704年为8钱，1705年为1两9钱7分。最高的时候还不到2两，何况个别年份还有跌落。真不知詹老师能不能养家糊口。有些发达地区塾师的待遇要好一些。比如，光绪初年苏州彭氏家塾发给老师的工资是每月六千文铜钱，约合4到6两白银，不知道比詹老师高到哪里去了。

　　　义塾老师可以“吃转饭”

　　除了工资，膳食也是塾师的一项重要经济来源。有的家庭在聘请塾师时，会特别说明可以管吃管住，或者提供一日两餐不管住。总之，只要能够管饭，就会显得诚心实意，条件优厚。还有的家庭，虽然不提供膳食，但可以折算成银两，变成工资的一部分发放。

　　而在义塾中任教的老师，就没有这么好的条件了。凡是上义塾的孩子，家庭本来就不怎么富裕，任凭哪一家恐怕也没有能力再额外担负起老师的吃饭问题。但不得不说，清代塾师的社会地位毕竟还是在那儿摆着，怎么也不会沦落到挨饿的地步。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是，义塾的老师可以轮流到学校附近的学生家吃饭，时人称为“吃转饭”，有点吃百家饭的感觉。而且，伙食质量普遍不差。据记载，农民平常不易吃肉，但给老师做饭送饭时，每顿必有肉有鱼有菜。菜是自己种的，鱼到河里捉，肉则到街上买。

　　对那些离家较远的老师，大家还商定让老师在各家轮流吃住，或者吃在这家，住在那家。无论什么方式，塾师的吃饭问题总能够得到解决，也就节省了相当一部分开支。

　　束修和膳食都是塾师的基本收入，虽然数量不定，好在旱涝保收。相比之下，节敬并不是塾师的固定经济来源。一般来说，稍微有些条件的学塾都会在几个重要节日向老师送点银两，比如清明、端午、七夕、重阳，俗称四节礼。有的地方，还会加上夏至、冬至和中秋，凑成七节礼。节敬的数额多寡不一，从几十文到几千文，加起来基本不会超过全年的束修。当然，也免不了一些学塾实在囊中羞涩，基本工资之外没有什么节敬，那塾师们也没办法，私下里面只能抱怨几句“节礼包分文未见”。想想也真是有点悲催。

　　塾师的待遇之所以微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并没有获得士绅身份。通常来说，假如一位老兄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了秀才功名，那回到乡里也算是有身份的人。即便当个塾师，工资也不至于太寒酸。而一些连秀才头衔也没有的老师，读书作文的水平确实不怎么高。虽然教育小孩子绰绰有余，但在别人眼中往往也就这般身价了。

　　　昔日之师，今日弟子

　　单从收入上来说，塾师的生活无疑有些清苦。但在尊师重道的风气下，塾师的尊严还是可以得到基本保障和敬重，这也让塾师们倍感欣慰。在我们的印象中，教书先生往往是戴着一顶瓜皮小帽，留着一把胡须，手中拿把戒尺，摇头晃脑带着一帮小孩背经读史。有不听话或背书不给力的熊孩子，免不了被打手心、抽屁股。塾师的威严，在这里完美展现出来。塾师也更加注意自己的形象。

　　塾师的威严，既是他们对付小孩的手段，也是自己骄傲的资本。清末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原来的私塾纷纷关闭，新式的学堂相继成立。一些曾在私塾教书的老先生们，顿时失了业，只好到新式学堂里另起炉灶，学习新知识。而这些新学堂的“老师”们，虽然有的留学东洋，有的留学西洋，但小时候大都还有过私塾学习的经历。产生的窘境是，底下坐着的某位老先生，可能就是自己当年的幼师。

　　包天笑回忆说，苏州师范传习所成立后，一位留日归国的青年教师看了报名的新生名单，忙说不能教，原因是：“里面有一位教过我书的老师，我甚顽劣，他打过我手心，我今却来教他，太难堪了！”还有的青年教师，鼓足勇气站在台上，努力去面对台下曾经的塾师。但老先生似乎感觉无所谓，拿起烟斗，呼呼地抽起水烟，立刻又让台上的毛孩儿体会到了什么是师道尊严。类似的例子甚多，直让人哭笑不得。

　　　塾师各种苦

　　威严上的满足，却无法掩盖塾师日常生活的苦闷。科举体制下，读书人的梦想是科考为官，出将入相。但现实很残酷，能够考中的人毕竟只是其中的少数，大部分读书人还是回归乡里，谋得一职，聊以度日。当了塾师的人，更要承受这种心理落差。

　　蒲松龄就曾写过四首打油诗，题为《塾师四苦》。每首开头，都是“人言教书乐，我道教书苦”，可见确实比较苦。那么，怎么个苦法呢？归结起来有：一是课时多，身体累。“清晨便教书，口舌都干苦”。“开学不回家，清明到端午”。二是学堂破，硬件差。“塾堂两三间，东穿又西破。上漏并下湿，常在泥中坐”。三是住宿苦，难入睡。“虽有青麻帐，又被鼠穿破。夏间灯烬时，便受蚊虫蠹”。四是食不精，饭难咽。“粥饭不周全，酒肴亦粗卤。鱼肉不周全，时常吃豆腐。非淡即是咸，有酱又没醋”。

　　蒲松龄的描述，或许只是个别情况。尤其对照前面提到的各家轮流给塾师提供好吃好喝的情形，更能看到每个地方塾师的生活状况真是千差万别。但教学时间长、管理小孩费心力，则是各地区乃至从古至今小学老师的共通之苦。当然，苦的还不止这些。清代塾师就算赚得少点、工作累点，也还能坚持忍耐。最难受的莫过于学塾拖欠工资，到期不发或少发，可苦了这些本不富裕的塾师们。有人曾作诗说：“蒙馆舌耕不自由，读书人到下场头，每逢年节先生苦，亲去沿门要束修”。老师们挨家“讨薪”的样子，真有点不成体统，但也真是无可奈何之举。

　　　爱岗敬业，教育有方

　　总体来说，清代的塾师是一批爱岗敬业、教育有方的群体。生活的苦闷、孩童的顽皮，并没有影响他们尽职尽责地传道授业。也正因为有了他们的启蒙教育，才为这些小孩以后学习更高深的知识打下了基础。而且，针对小孩多动爱玩的特点，塾师自有一套合理有效的管理和教学方式。

　　抱怨过塾师四苦的蒲松龄，还写过一篇《训蒙诀》，翻译过来就是《幼儿教学大纲》。内容不长，浅显易懂，可以作为塾师的入门培训读物。从教小孩认字、读书、作对，到洞察孩童心理，乃至作息时间、大小便，都列出了相应办法，今天看来仍旧有其合理性。其实，古代塾师还有更为细致的教学管理方法。曾在宋代大儒朱熹门下学习过的学生，归纳了朱子的六条教书、学习方法，分别是“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朱子不仅强调学习时要步步深入，而且应常怀谦虚心态，做到学问与人品的同步提升。朱熹另外被人称道的一点是，读书也要有怀疑精神，一些不知名小人物的言论兴许能够启人心智，而一些大人物的言论也可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这种开放的教学心态，的确值得肯定。

　　清代的黄六鸿，曾在《福惠全书》中记载过塾师一天的教学流程。从早到晚，每一刻钟都有规定的学习内容。每天早上小孩子来到学塾，先要背诵昨天学习过的知识。背完之后，才加一些新内容，争取做到熟读。早读之后，留出时间吃早餐。吃过早餐，开始上午的课程，包括临摹写字、讲解经书等。写字的时候，要逐字仿写。写错或写得不工整，塾师都会拿笔勾掉，令其重写，直到符合要求为止。塾师讲经的时候，须先讲大概意思，然后逐字讲解，务必明白简易，让小孩胸中了然。下午的课程，先要背诵早上所学内容，然后学习作对子。等到次日上课时，第一步也是先将昨日所学知识温习一遍，继而学习新内容，这便是“温故知新”。不仅如此，每过五日，塾师还要暂停教授新课程，让学生背诵、默写过去几天的知识点。每隔十日，则要默写过去十日的课程内容。

　　反复记忆的结果，便是学生能够记住更多的知识，进而逐渐积累增多。而且，我们以往对学塾小孩“死记硬背”、“不求甚解”的印象并不准确。灵活的教学方式，还表现在“因材施教”方面。清代嘉兴姚氏的家塾，分为东塾和西塾，东塾的学生层次较高，西塾的学生层次较低。该学塾规定，十岁以内的孩童，或大于十岁但智力稍显愚钝的孩童，在西塾学习；等到读书有所进步之后，则自动从西塾升入东塾。同样道理，东塾的小孩如果读书不够努力，进步不大，那么就自动降到西塾。东塾和西塾的学习内容、师资力量都有所不同，正是针对两边不同程度的学生而专门配备。

　　清代的塾师，大多扮演着启蒙导师的角色。他们教育孩童一些基本的知识和礼仪，虽然期待这些孩子当中能够产生未来的国家栋梁，但本质上还是延续了中国古人对培养“士”的一贯追求。这里的“士”，更偏重于一个人在学术、道德上的成就。而他们的认真负责精神，也被以后中国的诸多幼初级教师代代延续和发扬。（记者 孔勇 来源 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