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代以来，古老的中国遭遇来自西方的文明冲击，从“天朝上国”式的自信甚至自负，堕入相当长的迷茫、质疑、惶惑、甚至自卑，转型之路崎岖而又艰辛。国家的现代化转型，离不开国民性的自省与国民的现代化转型，于是教育的革故鼎新成为必然。然而一百多年来，中国教育的自省与革新之路走得并不顺坦，时至今日，对于教育的本质与终极目的的争论依然在进行，中国教育的改革仍在路上。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找到自我定位？如何在吸收西方文明的同时继承中国传统教育的宝贵遗产？

　　在《中国教育史》(上下册)的序言中，当代教育史学家郭齐家先生认为，尽管19世纪以后，西方教育已成为世界很多民族、很多国家、很多地区教育发展的一个共性，了解西方教育史也是对19世纪以后整个人类教育发展史的一种共性的认识。然而，我们绝不能因此而低估了中国传统教育的影响。意味深长的是，许多西方有识之士把眼光转向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希望从中寻找有价值的东西，以补救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弊病。那么，中国传统教育留下了哪些至今魅力不衰的遗产？它能为现代教育提供什么启示呢？以下为郭齐家先生着作《中国教育史》的前言：

　　一、世界古代文明的四大系统

　　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世界古代文明主要有四大系统对人类的发展产生了经久的影响，那就是西欧、伊斯兰世界、印度和中国。而从教育来看，严格地说，也许只有西欧和中国才形成了一套复杂多样的教育系统。记住这个事实，对于我们深入研究西方教育史和中国教育史是很有意义的，我们之所以对西方教育史加以强调和研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19世纪以后，西方教育已成为世界很多民族、很多国家、很多地区教育发展的一个共性。从整个人类教育发展史来看，了解西方教育史也是对19世纪以后整个人类教育发展史的一种共性的认识。然而我们绝不能因此而低估了中国传统教育的影响，特别是在当前西方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许多西方有识之士，把眼光转向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希望从中寻找有价值的东西，以补救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弊病。

　　孔子讲学图

　　二、中国传统教育的形成和演变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中国教育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夏、商、周三代以前。商周时代，中国教育已有相当的积累，知识大体具备规模，这就为学校教育的兴盛发展创造了条件。西周时期已逐步形成了一个以“礼、乐、射、御、书、数”为主体的“六艺”教育体制。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文明的果实成熟了，中国教育进入了“古典”时代，产生了私学和专门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师群体，一大批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教育家，如群星灿烂，各家学派教育思想竞相争辉。不仅《论语》、《墨子》、《孟子》、《荀子》、《礼记》、《管子》、《吕氏春秋》等典籍中记载了大量的教育资料，而且还出现了像《大学》、《学记》、《劝学》、《弟子职》等这样的教育专着。这些教育专着是春秋战国时代丰富的教育经验和教育思想的总结，成为世界上最早出现的自成体系的教育学着作，奠定了中国传统教育的理论基础。

　　从历史上看，先秦时期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形成、奠基时期；秦汉至宋明时期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发展、辉煌时期；清代开国直至近代，中国传统教育出现了衰微的倾向；20世纪以来，“重建教育”成为中国教育的重大课题。

　　中国传统教育是指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已定型的教育遗产，是已经成为实际的教育历史实体，是中华民族文明进化过程的教育渊源。与中国传统教育略有不同，中国教育传统是指中华民族文明进化过程中形成的教育源流，是仍在不断丰富发展的还未完全定型的教育动态和教育发展趋势。

　　中国传统教育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大致包含：(1)中国儒家的传统教育；(2)中国道家的传统教育；(3)中国佛教的传统教育；(4)近代西方教育科学传入后形成的传统教育；(5)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二三十年代中国众多的教育家和教育流派，通过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的创新形成的传统教育；(6)中国无产阶级的传统教育，包括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老解放区的教育实践、1949年后社会主义教育实践形成的传统教育。

　　在古代，儒家教育思想体系构成了中国传统教育的主流，道家与佛教的教育思想起辅助作用。到了近代，随着西方教育科学的传入与引进，中国的教育面貌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一部中国近代教育史是中西教育全面接触、冲突、吸收和融合的教育史，是交织着被迫接受和主动探索的矛盾与痛苦的历史，近代的中国传统教育往往与民族救亡相联系。尽管如此，中国传统教育并没有完全丧失其意义和活力。意味深长的是，在今天，当西方社会和西方教育面临一系列新的难题时，他们把眼光又一次转向中国，我们就不能在中国古老的传统教育中重新获得灵感和启示吗？

　　三、中国传统教育的主要贡献及其特征

　　中国传统教育对于世界教育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教育是相当独特并富有创造性的。无论是在教育制度上，还是在教育思想和教育的价值取向上，中国都提供了一整套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其他地区的独创性的东西，这些至今仍然具有不衰的魅力。

　　以教育制度为例，中国古代有丰富的办官学、私学的经验，有按行政区设置教育网络、多渠道多层次办学的经验，有自学成才、自学考试的经验，古代还有博士制度，唐宋以后还有科举考试制度、书院制度以及推行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的传统，这些不仅在当时的世界上占领先地位，而且其内容和形式也多有独到之处。

　　以教育思想和教育的价值取向为例，中国传统教育关于教育与政治、经济关系的认识，关于教育与法治关系的认识，关于德育与智育关系的认识，关于知识与才能关系的认识，关于教与学、教师与学生关系的认识，关于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关系的认识，以及形成的一系列具有独特风格的道德教育与提升道德修养的手段，如立志有恒、克己内省、改过迁善、身体力行、潜移默化、防微杜渐等等，形成的一系列具有独特风格的知识教育与教学的手段，如格物致知、读书进学、温故知新、学思并重、循序渐进、由博返约、启发诱导、因材施教、长善救失、教学相长、言传身教、尊师爱生等等，这些不但是中国传统教育中的精华，也是对世界人类教育宝库和世界教育史上的主要贡献，对此我们应该批判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使其在新的教育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加以提高和发展。

　　中国传统教育究竟有哪些重要的特性或特征呢？现在学术界、教育理论界对此众说纷纭。有的是从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的整体构架上探讨了中国传统教育的基本特点：(1)天人合一；(2)政教统一；(3)文道结合；(4)师严道尊。

　　有的是从中西教育的比较角度，提出了中国传统教育的基本特征：(1)重世俗而轻神性；(2)重道德而轻功利；(3)重政务而轻自然；(4)重和谐而轻竞争；(5)重整体而轻个体。

　　其实还不只是这几个特征，还有如重积累而轻发现、重趋善而轻求真、重综合而轻分析等等。当然这里所谓“重”与“轻”也是相对于西方教育而言的，而且是就其整体特征而言的，并不意味着绝对地偏向一方或忽视另一方。

　　中国传统教育的主要贡献和基本精神，是其教育的价值观，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特性或基本特征，则是中华民族关于教育价值取向的反映。如果我们通过对中国传统教育的主要贡献和教育价值观的透视来探讨中国传统教育的基本特征，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探讨。

　　一是综合观，即大教育观。中国传统教育认为教育这一系统是整个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许多教育问题实质上是社会问题，必须把它置于整个社会系统中加以考察和解决。而教育问题的解决，又必然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如孔子十分重视教育，把人口、财富、教育当作“立国”的三个要素，认为在发展生产使广大人民群众富裕之后，唯一的大事就是“教之”，即发展教育事业。他从“国之本在家”的思想出发，重视社会道德和家庭伦理——“孝悌忠信”的教育，孔子看到了教育对于治理国家、安定社会秩序所发挥的重大作用。这种把教育放在治国治民的首要地位的认识，把个人的道德修养和提高社会道德水准看成是治国安邦的基础的思想，是十分深刻的。《学记》则把教育的社会功能概括为十六个字：“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认定教育的社会功能包含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一是形成社会的道德风尚，形成良风美俗。这可称得上是中国传统教育关于教育的社会功能的经典性的概括和总结，至今仍不失其借鉴意义。

　　二是辩证观，即对立统一观。中国传统教育强调把道德教育放在首要地位，但同时也不忽视知识教育的作用。如孔子说：“君子怀德”，“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同时孔子又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知，焉得仁?”董仲舒也说：“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智而不为也。”这就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德智统一观。首先是道德教育及其实践，其次才是知识教育，德育要通过智育来进行，智育主要也是为德育服务。德育与智育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对立统一的关系。知识与才能之间也存在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唐人刘知几说，一个人如果有学问而无才能，好比拥有巨大的财富却不会经营它；如果有才能而无学问，则像本领高超的工匠，没有刀斧和木材，也无法建造宫室。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是：“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明人徐光启反其语曰：“金针度去从君用，未把鸳鸯绣与人。”徐光启强调培养才能的重要，认为教育不只是讲一些现成的知识，而是要培养人的能力和才干，特别是培养人的思考能力与习惯，进而掌握科学的方法。《学记》深刻地阐述了教与学之间的矛盾，并要求教与学辩证地统一，明确地指出了教与学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认为教与学是不断深入、不断发展的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教因学而得益，学因教而日进。教能助长学，反过来，学也能助长教，这就叫作教学相长。中国传统教育认为教学相长不只意味着教与学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还意味着教师与学生之间平等的相互促进的关系。中国传统教育中的这些深刻的辩证法，就是在现代世界教育学专着中亦属罕见。

　　三是内在观，即强调启发人的内在道德自觉性，心性的内在道德功能观。中国传统教育的显着特点是启发人的内心自觉，教育人如何“做人”，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入世精神，强调的是对自身的肯定，人不仅与天地相参而且顶天立地，追求“同天人”、“合内外”(即殊相与共相统一、主观与客观统一)。在这种“天人合一”之中得到最高的理智的幸福。中国传统教育提出了“做人”的道理、“做人”的要求、“做人”的方法，并让人从中得到“做人”的乐趣，表现出人的崇高的精神境界。与西方教育不同，中国传统教育不是悲观型的，而是乐观型的；不是“罪感教育”，而是“乐感教育”；不是消极无为、逃避现世的，而是刚健有力、自强不息的；不是以个体为本位，而是以群体为本位的；不是要依靠宗教信仰和祈祷，不主张离开社会和家庭，而是加强在家庭、学校及日常生活之中积累道德行为，加强自我修养，即此岸即彼岸，“极高明而道中庸”；不用到上帝面前而是在自我心中寻找美丑善恶的标准，追求道德的“自律”，而不是“他律”。中国传统教育强调人内心中具有一种价值自觉的能力，“为仁由己”，“自我修养”，“自省”，“自反”，“慎独”，直到“自我完善”——自我求取在人伦秩序与宇宙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教育追求价值之源的努力是向内、向自身而不是向外、向上，不是听上帝的召唤，亦不是等待外在的指令。重视其内在的力量，重内过于重外，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教育特色。

　　《中国教育史》上下卷，郭齐家着，人民教育出版社。

　　四、中国传统教育与现代化社会

　　西方的现代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取得了一系列成就，确实应该成为其他各国学习的范例。然而西方文化教育的内涵并不仅仅只限于“民主”与“科学”，还有很多现实问题，其中有过度发展的个人主义、漫天限制的利得精神、日益繁复的诉讼制度、轻老溺幼的社会风气、紧张冲突的心理状态等等，所有这些不但未必能适合于其他国家，而且也已引起西方人自己的深刻反省。

　　现代社会中人的心性恶化膨胀的发展，用科学是克服不了的，甚至相反。不少罪行是利用现代科学进行的，要想从根本上治疗通病，如性猖獗、战争狂、极端利己的物欲权以及盲目破坏生态平衡等，依靠科学本身是不行的。

　　现在一些西方有识之士要求到中国来，对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教育感兴趣，这是什么原因？难道是要走回头路、开倒车？他们要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而我们则要学习西方现代化的知识经验，这个现象，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可以给我们一个启示，这就是东方与西方应该相辅相成、相依相存，东方的人文教育道德理性恰好是西方所需要的，西方的科学技术管理知识恰好是东方所需要的，这是很自然的两极。从这个眼光来看，整个世界的教育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中间有两类，一类是科技教育，一类是人文教育。人文教育假若没有科技，也有它的缺陷；科技教育缺少人文的价值，也有它的问题。从西方国家来看，现代化在某一阶段就需要重新调整人与物、人与人、人的自身与内心的关系，所以他们要向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教育——中国的儒、道、佛家学习，追求道德理性，追求和谐，追求人的价值，也就是说他们要从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教育中寻找能重新调整他们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人类与宇宙自然关系的方法原则，比如西方国家普遍存在子女与父母的沟通问题、青少年犯罪与道德教育问题、老年人的赡养和精神上的孤独问题、环境污染与生态失衡的问题等等，这些西方现代社会的焦点问题，他们觉得中国的一些社会伦理和家庭教育原则可能有用，他们从中国家庭伦理教育进而检讨到社会伦理教育和社会人际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当今的中国社会形成一个相反的潮流，当代中国青少年则要肯定自我，从家庭里面走出来，提出参与社会现代化的要求，这种发展与西方刚好是一个相反的发展，一个是从东往西，一个是从西往东，时间在这里发生了错位。现在西方社会出现的后现代化的要求，这种后现代化的要求刚好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可以提供的；在中国社会里出现的现代化的要求，这种现代化的要求刚好就是西方文化和科技教育可以提供的。这是世界发展的一个很自然的趋势，虽然它是多源头的，但最后总要统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从一个整体来看，要把一个现代化的要求与一个后现代化的要求整体化。当然这个整体化并不是说，因为西方人要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教育，我们就马上回到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去，而是说他们了解到中国传统教育的人文价值，启发我们也应该重视自己的人文教育的传统，对中国的传统教育作一番新的认识。

　　当代着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自从人类在大自然中的地位处于优势以来，人类的生存没有比今天再危险的时代了”，“不道德程度已近似悲剧，而且社会管理也很糟糕”。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特别是儒家、墨家的仁爱学说，是解决现代社会伦理问题所急需的。他说儒家的仁爱“是今天社会之所必需”，“墨家主张的兼爱，过去只是指中国，而现在应作为世界性的理论去理解”。

　　1988年1月14日澳大利亚《堪培拉时报》刊登一篇来自巴黎的报道《诺贝尔奖获得者说要汲取孔子的智慧》(作者为帕特里克？曼汉姆)。文章说西方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集会，“在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最精彩的是汉内斯？阿尔文博士(瑞典人，1970年物理学奖获得者)的发言。他在其等离子物理学研究领域的辉煌生涯将近结束时，得出了如下结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1989年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召开“面向21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会后发表了一篇《学会关心》的宣言，列举了当代道德教育的危机，提出“恢复具有早期时代特征的关心价值观已势在必须”，发出“关心家庭、朋友、同行、社会、国家、其他物种，乃至地球”的号召，这些正好是中国传统教育中如何“做人”的主要内涵和基本精神。

　　现代社会要关心人的问题，肯定人的生命生存的价值和意义，西方的“工具理性”不能完全代替“价值理性”，因此我们应深深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关于这方面的思想资源，这对于加强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潮和影响，遏制科学主义片面发展“工具理性”所造成的种种现代弊病，可以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传统教育，包括儒家、道家、佛教的教育并不是完全没有现实意义的，不只是博物馆中有观赏价值的陈列品，而是可以给予现代人以相当重要的启迪。越是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社会，中国传统教育的人文关切和“天人合一”的理想对人类的启迪和警示作用则越大。

　　20世纪以来是人类社会大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以空前速度提高的时期，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经受到各种各样困扰的时期。当前世界各国，不论其社会制度如何，不论其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如何，都普遍认识到人类社会未来发展必然会遇到几大难题：如能源大量需求、资源日益耗竭、环境污染加剧、不治之症不断出现、人口恶性膨胀、生态严重失衡、自然灾害频发、人与自然的同盟关系遭到严重破坏等等。这些难题如不及早重视解决，势必会给人类社会的生存带来极大的危害，如及早重视克服，将使人类社会及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维持到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得到和谐稳定的发展。分析产生这些难题的根本原因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繁荣，同时也带来了这些难题，特别是高科技的发展模式基本上是建立在高温、高压、高能耗基础上的，如不改变这种高科技发展模式，依靠现有的科学技术无法根本解决这些难题。

　　如何改变科学发展模式，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难题？1989年《温哥华宣言》已明确指出：为了改善21世纪科学、文化和人类生存发展，要更新思想、更新观念，要展示一个不受机械规律硬性制约的、具有持续创造力的宇宙形象。于是西方科学界又一次把目光转向了中国，求助于东方古老的文化教育传统。“天人合一”、“天人相应”，这是最大的生命整体观。

　　中国传统教育追求的是人的身与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宇宙自然的统一与和谐。这对于21世纪完善人的性格、情操、行为和心态，净化心灵，净化社会；对于促进现代科学技术中局部与总体、客体与主体、精神与物质、人与宇宙自然相沟通相统一的新的发展模式和方法论，具有重大意义。所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教育的有价值的观念，对于促进人类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当代几大难题和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困惑，是很有帮助的。这已经成为时代的呼唤和历史发展的要求。

　　中国传统以教育为立国之本，教育不应被片面地理解为科学技术知识的传递，还应强调道德理性和人文精神的重建。中国传统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培育民族精神，淳化代代人风，提高人的心灵素质，帮助人们修养身心，达到一种真善美统一和谐的人格境界。不管现代社会科技、商业如何发达，不管我们从事的现代职业如何先进、精密，人性的培育，心灵境界的提升，人们从实然的人向应然的人的超越，总是不可替代的。这对于人类、国家与人的自身来说，都是生命攸关的大问题。因此，人类现代化事业的一个重要的建设层面是人性的培育、道德境界的提升。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应当把人的心性建设放到一定的高度。对人类心性的关怀，才是最根本的关怀。

　　在新的世纪，中国不仅要在经济层面、物质层面，而且还要在教育领域、心性建设层面，为世人瞩目。我们应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互相学习，互相支持，汲取各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中有价值的观念，共同创建现代世界文明，维护世界和平和生态平衡，成为导引人类历史的动力。这是历史的期待！

　　五、“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清代着名学者龚自珍说：“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着名爱国人士、学者闻一多先生在抗曰战争时期讲过的一段话至今令人深思：“我国前途之危险不独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文化之征服甚于其他方面之征服百千倍之。”

　　我们永远不要忘记美国中央情报局机密手册中“对付中国之十条诫令”(初撰于1951年，现已解密)，其中如：

　　“尽量用物质来引诱败坏他们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的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的刻苦耐劳的精神。”

　　“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核心是宗教传播。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美国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方式，就是我们成功的一半。”

　　“一定要把他们(中国)青年的注意力从他们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音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

　　“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观，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胡孚琛会长于2008年3月28日在全国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命脉，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华文化是我们民族鲜明的身份标识。在民族存亡绝续的关头，文化存，则国家存。中国儒、道、释分立而互补的传统文化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尊严，近百年来遭到自阉式的破坏。在学术研究上，我国的博士论文对西方哲学大师的研究着述浩如烟海，甚至连西方20世纪以来的新学者都研究殆尽，而西方研究生选20世纪中国的哲学家作论文却极为罕见。美国立国甚晚，无文化根基，以球星、影星和高消费、卡通片、科幻片为时尚，我们也大力引进文化垃圾，紧跟美国的后现代时尚文化。现在更是利用国家电视台的高端话语权对中华民族的经典、名着进行炒作，这样如果掌握不好反而会干扰学术界的评价机制和运行机制，干扰中华民族思想创新的秩序。学术成果怎样利用现代媒体进行传播是一个应以学术界为主导，尚待谨慎操作、大力开发和研究的课题。在某些人的眼中，现代化等于全球化，也就等于西化，等于美国化。现在美国的政治理念、价值理念、托普艺术、嬉皮生活、时尚文化、教育制度、语言习惯、浮躁学风、消费导向推向全球，影响中国，绝不是自然交流的结果，而是有意进行政治策划、人为输出的结果。”

　　其实，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撰写《国史大纲》时就拟定了“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现在我们人类除面临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枯竭、财富浪费等外部危机外，还面临着深刻的人性异化、精神下陷、意义丧失、生命迷茫的内部危机。科学累积的成果愈多，人心愈向外贪婪奔驰，工具理性和技术统治愈强大压抑，生命意义及精神自由的空间愈狭小。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感到的却是自我的“物化”。如何从高瞻远瞩的角度使人一念觉悟，从根本上关怀人的生命本质及具体成长呢？重新回到富有生机的文化历史传统，走向人类精神生命的深层，挖掘能够净化人性的人文历史资源，建构有利于每一个体生命全面成长的现代文化教育，在合乎人性、人道的前提下，创造未来的历史，从而回应现代人类面临的问题，应该说中国教育史中的人文精神在这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其中的真思想、其精神，他们所表达的古圣先贤的德行智慧在这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今天在铺天盖地的西方文化包围之下，我们已经失去了水的清澈和天的湛蓝，也没有了如颦似黛的远山和旖旎多情的湖水，草木已经失去了传情解意的灵性，山水也不再有那种饱含诗情画意的温馨。这便是盲目追求西化、过分追求经济发展的急功近利所带来的恶果。从我们自己的传统文明中去寻找智慧资源，用传统的儒、道、释精神所成就的生命情趣，去矫正由于城市生活喧嚣和污秽所给人们带来的生命焦虑，从而创造出一种与西方现代文明有别的新型文明的生活方式，这或许是我们民族复兴的一次难得的机遇，因为只有对人类的文明进步有所贡献，我们才有可能恢复自己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地位，而我们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便有可能从对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某些弊端的矫正入手。当代美国着名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1910—1995)在其《论传统》(Tradition)一书中指出“传统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象的沉淀，一个社会不可能完全破除其传统，一切从头开始或完全代之以新的传统。”

　　让我们心平气和地坐下来，以感恩心、恭敬心、敬畏心真诚地做古代先圣先贤的小学生，逐步步入儒、道、释的文化殿堂，去寻找、体悟我们民族文明发展的动力和精神资源，这是我们今天制度创新和文化重建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龚自珍)“白头到此同休戚，青史凭谁定是非。”(林则徐)让我们中华儿女以这样的态度与胸襟去领悟和把握中国教育历史上的人文历史智慧，去迎接和应对形形色色的“鸦片战争”的考验。这样，我们才能在未来持久的、残酷的大国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善哉!善哉！

　　【作者简介】郭齐家，1938年10月生，湖北武汉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国际儒联理事会顾问。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1年被评为“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专家”。着有《中国教育思想史》、《中国古代学校》、《中国古代考试制度》、《文明薪火赖传承》、《中国教育史》(上下卷)、《中国教育的思想遗产——回望春秋战国、回望汉唐、回望宋元明清、回望民国》等。近年来，以极大的热情、强烈的文化使命感，投入到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事业中。

　　*本文系郭齐家教授着《中国教育史》前言，经作者授权，凤凰网国学频道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