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刑后着《史记》

　　新闻记者这一职业，自19世纪末诞生以来，已经走过100多年的历史。我国第十七个记者节即将到来，借此机会，海南周刊邀约文史研究者给读者讲讲古代“记者”的故事。

　　古代自然没有“记者”这个职业，他们其实是史官——历史的记录者，但要做到如实记录历史，也并非人人都能做到；今天的记者所报道、所记录的，在今后也将成为历史，于是，真实性就不但是新闻的生命，也是历史的灵魂。——编者按

　　眼下，网络、微信平台等新媒体的崛起，对视听、平面等传统媒体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和冲击，而广大新闻工作者依然坚守阵地，为党和人民鼓与呼，传递正能量，令人肃然起敬。古代的“记者”是什么样的呢？他们是如何坚守职业操守的呢？

　　风险很大的职业

　　其实，古代是没有记者这个称谓和职业的。我国古代被称为报纸的是邸报，它最早出现在汉代，是专门用于登载皇帝的谕旨、诏书、臣僚奏议等官方文书以及宫廷大事等内容，最早写在竹简或绢帛上，后来随着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应用，才印在纸上。因为都是官样文书，无需采访报道，就没有记者之说了。

　　直到晚清时期，大约19世纪70年代，正式的报纸出现，才开始有专职的采访记者，起初叫“访员”“访事”“报事人”，到了19世纪90年代开始采用“记者”这种称谓。

　　在古代最近接近记者职业的是那些秉笔直书的史官，称为太史。在春秋战国时期，就由他们来负责记录帝王的日常事务及朝廷的大事，董狐、太史伯等为代表的好多太史，为了真实记录当朝的史料，甚至遭到杀害。

　　据《春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春秋时，齐庄公名光与大臣崔杼的妻子私通。崔杼知道后，便设计杀了庄公，立庄公的异母弟杵臼为君，是为景公。崔杼也自封为相国，飞扬跋扈、专断朝政。齐国太史公如实记载了这件事，崔杼大怒，杀了太史伯。太史的两个弟弟太史仲和太史叔也如实记载，都被崔杼杀了。

　　崔杼告诉太史第三个弟弟太史季说“你三个哥哥都死了啊，你难道不怕死吗？你还是按我的要求，把庄公之死写成为暴病而死吧”，太史季正色回答：“据事直书，是史官的职责，失职求生，不如去死。你做的这件事，迟早会被大家知道的，我即使不写，也掩盖不了你的罪责，反而成为千古笑柄”。崔杼无话可说，只得放了他。太史季走出来，正遇到南史氏执简而来，南史氏以为他也被杀了，是来继续实写这事的。

　　齐太史秉笔直书的故事，给后人很大的鼓舞和启发。正是有了这种不畏牺牲的精神，才有了“董狐直笔”“秉笔直书”这样的成语，这是古代的“记者”们用生命代价为今天的文字工作者换来的最高美誉。

　　司马迁仗义执言

　　后来，从西汉太史令司马迁开始编纂《史记》，直到清代才形成了官修国史《二十四史》，这部皇皇巨着，卷帙浩繁，详实生动地记录了中华五千年历史文明。成千上万的史官史家继承董狐们的优良传统，坚持真理，秉笔直书，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和大量的心血汗水。他们同样是古代最可歌可泣、名副其实的“记者”。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在全身心地撰写《史记》的司马迁，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这年，汉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押运辎重。李陵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不幸被俘。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批判李陵的罪过。汉武帝就此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

　　司马迁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司马迁的仗义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讽刺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李广利，于是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最后司马迁被处以最残酷的宫刑，如此屈辱的刑罚，没有击倒司马迁的信念，为了完成鸿篇巨制《史记》，他坚持活了下来，而且在大赦后，迅速投入到自己的着史中来。到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在司马迁的艰辛努力下，《史记》全书完成，共得130篇，52万余言。

　　司马迁的人格力量，铸就了他的史书力度，从而奠定了他在史学界的泰斗地位。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给他以高度的评价：“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状况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司马迁坚持真理、仗义执言、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已成为中国史学界和新闻工作者的优良传统。《史记》因此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万斯同着史不受贿赂

　　在漫长的《二十四史》修着过程中，史家史官们大都能够坚持实事求是，以史实说话，不搞以稿谋私。但也不排除个别谋私现象，颇受争议的陈寿索米公案，就是一例。《晋书》中就记载了，陈寿在写《三国志》时，曾向丁仪、丁廙的儿子索取大米千斛，这两人不给，得罪了陈寿，他就不给丁仪列传。其人品和文品可见一斑。另外还有北魏的魏收，他编史时大量收受礼物和金钱，他所着的《魏书》，因此颇受后人诟病。

　　但是到了清初，却出了一位不要国家俸禄，不收传主后人贿赂，专心修成《明史》的史学大家万斯同，堪称古代“记者”操守严谨的第一人。万斯同(1638-1702)，浙江鄞县人，幼年聪慧异常，十四五岁时，他已遍读家中藏书；十七岁那年，其父又送他跟诸兄一起受业于浙东学派的一代宗师黄宗羲，成为最得力弟子，热爱明史的研究。后来有机会专门研读了明十五朝实录，为他以后编纂明史，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但是正如其师黄宗羲一样，万斯同也重气节，不愿当清廷的官。1678年，有大臣推举万斯同为博学鸿词科，他坚辞。1679年，大学士徐元文任修明史馆总裁，又推荐他入馆，他开始仍不愿去，但老师黄宗羲觉得这是挽救明史的好机会，劝他赴京。送别时，黄宗羲以“四方身价归明水，一代奸贤托布衣”的名言相赠鼓励他。当时，凡入史馆者至少可授七品俸禄，但万斯同赴京后，只寓居于徐元文家，不受官职，不受俸禄，以布衣身份入馆修《明史》，担任实际上的主编，前后达十九年。

　　万斯同对明史情有独钟，研究深入，编纂严谨。所以万斯同坚持史实至上，绝掺不得任何渣滓。清代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载：有个运粮饷的官员，半路上遇到强盗，吓得逃到山里而死。死者的孙子怀藏白银，送给万斯同，请求他把死者附在《忠义传》里。万斯同说道：“史家之笔是中流砥柱，歪曲不得。你想让我当第二个陈寿吗？”

　　一脉相承的是，后来万斯同的侄子万言，又参加了《明史》的编撰工作，专门负责写明崇祯长编。好多当时重臣的后人，纷纷入京贿赂他，求他美化其先祖，以减轻其先人的罪责，万言当即严词拒绝说：“史家之笔金不换，你们不知道我的为人，难道不知道我叔叔的为人吗？”贿赂的人羞愧而退。

　　正是有了这样的气节和操守，万斯同编着的《明史》在二十四史中，被看成除了“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以外最好的史着。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万斯同的500卷本《明史稿》，被删改编辑成332卷的《明史》，虽然没有署万斯同的名字，可是历史是公正的，大家仍然记住这位布衣入馆的一代史家万斯同，对此最有贡献。

　　(原标题：古代史官的操守)

（ 作者：刘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