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建功先生一生对中国的语文现代化作出的贡献十分辉煌，最值得称道的两件事：第一是1945年担任当时的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带领一批由大陆过去的语言学家同心同德，艰苦奋战，把日本人殖民统治50年强制推行的日文日语的影响从台湾语言中从弱化到铲除，实现了中华民族国语的规范；第二是1950-1953年，牵头组建新华辞书社，主持编纂了《新华字典》，这部新型的现代辞书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各个历史时期，一直引领着国内外汉字的规范，为汉字标准化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仅仅这两件事，就已经可以被后人永远称道。何况，在语言学研究上，魏建功先生立足现代、面向历史独到的音韵学研究，也是可以认真剖析，深入体味其中的特色的。

　　魏建功先生在纯文字学方面的论着，过去见到的不多，曾知道的，是先生在西南联大开设过一门课程“汉字形体变迁史”，但没有读过。在纪念魏建功先生百年诞辰的时候，魏致先生在《文集》尚未出版时，率先将收入《魏建功文集》的两种关于文字学的资料提供给我，并介绍这两种资料的情况说：

　　在父亲的文集中，有两篇新发表的有关文字学方面的着作。一是1940年在四川江津白沙镇定居时，与住在江津县城的陈独秀先生往来讨论学术问题的27通通信。父亲在1945年把这些通信手抄了一份，存放在北大老同学何之瑜处。解放后何在上海被捕，这份手抄件存进了上海档案馆，90年代我辗转得到了一份复印件，出《文集》时整理出来收进了文集。在这27通通信中，有关文字学部分，是父亲在校订陈的《小学识字教本》过程中，向陈提出的一些质疑以及陈先生的答复。二是1938年至1939年，父亲在西南联大曾开过一门“汉字形体变迁史”课程，这次也收进了《文集》。这门课的讲义是父亲亲自刻蜡版油印的，我得到的这一份是周定一先生所保存的。抗战时期大后方学习资料短缺，父亲特意把《说文解字叙》和《上说文表》刻在了前21页供学生参阅，周先生在复员时为减负剔除了。”

　　从他的介绍可以看出，这是魏建功先生上世纪40年代关于汉字教学和研究的两份十分重要的资料。不但对研究魏建功先生的学术，而且对研究汉字学史都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中国是一个崇尚文字的历史古国。远在周代，宫廷教育的科目就有专门教授汉字的“六书”，它是周代小学教育科目中最早教授的内容。这说明，周代不但有了识字教学的科目，而且已经产生了分析汉字形体结构的理念。汉人称文字学为“小学”，在经今古文斗争中，一批古文经学家利用汉字因义构形的特点，把分析汉字形、音、义作为解读儒家经典的津梁，使文字学取得了与儒家经学相应的地位。到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做出了“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的有名论断，汉字在中国文化传播中的崇高地位已确定无疑。汉代为汉字确立的这种崇高地位，经过历代科举制度的强化，借助诸多名人书法的传扬，又由于被汉字书写的典籍越来越多，汉字用于外交政务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因而日趋巩固。只要看历代纂集“小学”专书数量之多，就可以知道前人对汉字的重视。自全面整理、确立汉字形义统一原则、描写汉字总体系统的《说文解字》之后，正字(规范)之书如《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广存异体之书如《碑别字》，搜集佛经文字之书如《龙龛手鉴》……一代一代，编纂无穷。汉字变成每一时代首先需要关注的一种解读前代文化、书写当代文化、存于后世文化的工具，它自己也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要素。在变成一种统治文化的观念后，对群众的影响是无形的。民间的“敬惜字纸”之风，便是这种崇高汉字的观念对民众心理的浸透。18-19世纪清代的乾嘉学者，继承和发展了汉、唐的经学和小学，他们站在学术的高度，使传统的汉字观得到又一次巩固。

　　19-20世纪之交，极少数懂得西方拼音文字又关注教育普及的知识分子，在上述强大的传统势力笼罩下，开始去摇撼传统的汉字观念。他们发动了切音字运动，尖锐地指出，一旦向民众去普及教育，汉字的繁难便成为最大的障碍。他们都认为汉字繁难，民众无法坚持学习，需要有帮助学习的拼音字母来减少难度。但他们在批判汉字繁难时，并不绝对指责汉字客观上的弊病，而是更加强调了“饰智惊愚”的复古思潮和教育的垄断，在主观上加深了汉字学习的难度。

　　1908年，巴黎的中国留学生主办的无政府主义刊物《新世纪》第四号，发表了吴稚晖的《评前行君之“中国新语凡例”》一文，鼓吹中国应废除汉文汉语，改用“万国新语”(即Esperanto世界语)。这是第一个提倡连语言都要“西化”的人。赞同这种观点的自然不可能是多数。

　　在1918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中，关于汉字问题的争论又一次更加尖锐地提到日程上来。主张“废除汉文”激烈派的代表是钱玄同。他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一文中说：

　　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须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钱玄同《中国今日之文字问题》，《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4期)

　　1923年，《国语月刊》出版《汉字改革号》特刊，钱玄同在特刊上发表了《汉字改革》一文。他批判清末开始的切音字运动不主张废除汉字是“灰色的革命”，认为应当响亮而明确地提倡汉字革命，也就是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他说：

　　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充分发展，全世界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同上)

　　这样，以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为目标的文字改革高潮，便由钱玄同这一纸对汉字的檄文掀起。一大批语言文字学家和教育家投入了这场文字改革运动。综观“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字改革思潮可以发现，这时的汉字改革，与吴稚晖全盘西化的立场，是完全不同的。在动机上，是与推行白话文、实行文艺大众化紧密相连的，是以反封建为主要目标的新文化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代表另一派意见的是章太炎先生。章太炎是中国近代在国学上成就最为昭着的爱国主义革命家、思想家。他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十分熟悉，逃亡日本后，经过对比，对中国国情有深刻的认识。应当说，他在汉字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代表了具有丰厚国学根底、维护中国文化的爱国知识分子的典型的立场。早在1908年，针对吴稚晖的观点，他就发表了万言长文《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说》(原刊《国粹学报》1908年第41—42期，本文所引均见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的单行本)，对汉字的优劣和是否能够废除的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争。在这篇长文中，章炳麟驳斥了“象形字为未开化人所用，合音字为既开化人所用”(同上)的说法，指出使用拼音文字的民族和国家，从他们的文化看，并不都优于使用汉字的中国。同时指出，是否能普及教育，在于政府是否重视而认真推行，归咎于文字的优劣是难以说服人的。他明确提出了汉字与拼音文字优劣互补的主张：“象形之与合音，前者易知其义，难知其音。后者易知其音，难知其义。”(同上，这里所说的“象形字”指表意的汉字，“合音字”指拼音文字)章炳麟还指出，一个国家的文字所以能够保存、传衍，是因为它与本国的语言相契合。日本所以改读改字，是因为日语与其借去的汉字不相契合。章太炎同样看到了汉字在识字教育上的繁难，他“取古文籀篆径省之形”制定了36声母、22韵母的切音方案。后来，这个方案中的15个字母为注音字母所采用。章太炎明确指出：“余谓切音之用，只在笺识字端，令本音画然可晓，非废本字而以切音代之。”(同上)他主张维护汉字以传播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用本国的语言文字来激励种性，增长反对帝国主义亡我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

　　回顾两种同样的爱国动机产生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当时看来是极端对立，今天看来却互相补足，彼此消除了片面性。

　　魏建功先生在1938-1940年的这两种文字学论着，反映的是当时高校学者的学术立场。对待载负中华文化数千年的汉字，采用“革命”的手段来废除它，是很难行得通的。教育的普及对一穷二白的中国，是一件长期、细致的工作，需要有科学的态度，而且必须在批判地继承中国本体文化的前提下，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寻求一条可行的出路。爱国救民的立场和动机与扎扎实实的工作必须结合起来。在对待传统的态度上，有两位共产主义革命家的做法是值得注意的：一个是采取历史唯物的观点，用“三礼”研究来探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吴承仕，一个是同样采用历史唯物的观点，用古文字研究来探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陈独秀。魏建功先生对待汉字的看法受到陈独秀的影响最大。30年代中，陈独秀写出了对古文字字形结构进行考证的《实庵字说》，连载于当时的《东方杂志》。在这部文字学的考证专着中，他曾通过对“臣”“仆”“童”“宰”等一些商周奴隶名称构造意图的考据，证明中国没有典型的奴隶社会生产方式，仅有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这种纯学术的讨论，却被目为与托洛斯基的观点应和，成为把陈独秀定为“托洛斯基反对派”的依据之一。郭沫若专门写了《评实庵字说》，后来收在他的《十批判书》里。同时，陈独秀花费了很大的力气作《小学识字教本》，这个《教本》的主要精神是参考已经出土的古文字来校订《说文解字》，以便使汉字真实的原始造字意图再现。同时，《教本》把古文字与今文字衔接起来，起到以古知今的作用。陈独秀对汉字的立场由此可见：他不持“废除汉字”的主张，而是想通过对汉字自身规律的探求，加强汉字教育，特别是汉字的启蒙教育，同时普及汉字知识，减少汉字学习的难度。

　　魏建功先生与陈独秀讨论学术的信件，大部分是针对整理《教本》时发现的问题，通过这些信件，对陈独秀的汉字学和汉字观可以有更深化的认识，而魏建功先生自己的着述《汉字形体演变史》，更是当时两种对汉字截然不同态度的一种中和。首先，《汉字形体演变史》把汉字学划分为“汉字形义学”和“汉字音韵学”两个大部分，这就明确了汉字的性质。汉字属于表意文字，直接依附意义，形义相互支撑，成为体系；音韵是自成体系的。在研究方法上，《汉字形体演变史》提出了三方面的意见：主张不盲从古人，谈字形结构要结合古代社会，讲发展要探求规律性的东西，要经得起历史的验证。这三点，都与陈独秀作《实庵字说》和《小学识字教本》的基本思想一致。《汉字形体演变史》肯定了王氏父子参验训诂研究字形结构、章太炎参验声音求字之孳乳与方音的变易、沈兼士验证文字起源与发展……等实证的研究方法，综合各家之说，定出了汉字历史演变的脉络。《汉字形体演变史》十分重视《说文解字》，把它放到汉字演变的长河中去阐释。即使对于“六书”，《汉字形体演变史》也是从造字的发展角度来讲解的。更为有特点的，是在讲解汉字字形时，书中注意了形声系统，而且把有些规律编成韵语，以求通俗的讲解。

　　文化的垄断和复古的倾向，早已随着社会制度的根本变化而得到克服。上世纪90年代，世界进入了信息时代，汉字也进入了计算机，开始了它书写和传播中华文化的新里程。汉字的存废问题已经尘埃落定，没有讨论的必要了。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终于认识到汉字对发扬祖国文化传统的重要意义，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汉字对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重要作用。

　　但是，汉字应用和汉字教育中仍然存在很多未能解决的问题，汉字的科学研究远远跟不上社会发展的大势，更落后于信息技术发展的速度，在这种形势下，魏建功先生以及许多前辈学者身居高校而关注社会的责任感，对待汉字问题继承而不泥古的精神，努力钻研汉字理论的科学态度，给了我们极大的启示，值得我们深刻理解和努力弘扬。

　　作者：王宁

　　《中华读书报》( 2016年11月09日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