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作为三皇五帝“中央之国”(简称“中国”)，是中华民族起源的“中土”之地，“中原”之地，“天地之中”,其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以下称：华夏历史文化),在华夏子孙后代的心目中足以达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程度。然而，河南华夏历史文明的发掘建设果真能给游览中原的炎黄子孙留下如此震撼的影响力吗？河南对于华夏历史文明发源的研究深度和理论体系，能够支撑得起指导中原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的重任吗？

　　这些问题确实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为此，现就河南研究朴素唯物史观“太极八卦”、“河图洛书”理论，指导中原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方面，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华夏先民“太极”理论是对朴素唯物史观的科学总结

　　上古时期，居住在中原地区的华夏先民在长期生存发展中，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促进了大脑的进化和思维水平的提高，摸索出了大自然存在的基本规律，经过现实中的不断修正、总结，将通过实践所获得的认识上升为一般原则规范，指导自己在大自然中的生活、繁衍和发展。这就是“太极八卦”、“河图洛书”理论及其形成的过程。

　　目前，关于河南中原地区为“太极八卦”、“河图洛书”文化发源地，是上古时期三皇五帝“中国”的观点，在国内学术界已有了趋于一致的认识。

　　但是，由于我们过去曾经长期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在社会正统文化中，至今仍然不能把上古时期华夏先民生存和发展最根本指导原则的“太极八卦”、“河图洛书”理论，当作华夏民族创造的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来客观对待。有的还将其视为唯心主义历史观的产物予以鄙视，甚至将其摆在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对立面加以排斥。

　　这种极左的认识观，从根本上否定了“太极八卦”、“河图洛书”理论的科学性，为人们正确理解和运用“太极八卦”、“河图洛书”学说，客观探讨和发掘华夏历史文明，设置了一道看不见的精神禁锢，影响至深。

　　这是我们不能正确地运用“太极八卦”、“河图洛书”理论,来指导中原华夏历史文明的发源问题，推进中原华夏历史文明研究、发掘、传承和创新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上古时期“太极”理论是中国哲学思想产生的源泉

　　中国华夏历史文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上古时期华夏先民创造的“太极八卦”、“河图洛书”理论，是用以说明世界本原的哲学范畴，是中国思想史中的重要理论概念，是华夏先民对上古时期客观世界最原始、最基本的唯物认识观，更是阐明宇宙从无极而太极，以至万物化生过程的系统学说。“太极”的阴阳、四象、八卦之间，存在着既互相直接、间接对立斗争，又相互直接、间接资生依存的矛盾关系，反映了客观物质世界的一般规律特征，也包含了天地之间万物内部存在的共通规律。

　　“太极”是对“道”的传承和发展。古人认为，道是无形无象,无物无状的原始物质或状态。随着世界的运动和变化,它由散而聚,由隐而显,由无到有,进而生成“太极”。“太极”产生的时间，大致是在华夏先民对世界认识由混沌到启蒙的变化状态之中。后来经历三皇五帝、尧舜禹及其商周时期，还历经了“太极生两仪(阴阳)，两仪生四相(象)，四相生八卦”的人类思维和认识不断进化的长期阶段。到了宋代理学中，“太极”被进一步阐释为宇宙最原始的基因，阴阳未分的混沌状态。

　　其实，这种状态与华夏先民大脑思维发育的状态和进化启蒙的水平紧密相关，而太极、两仪、四相、八卦的变化，不过是华夏先民对世界物质认识进化的一种表述方式而已。

　　所以，“太极”理论本应作为宇宙、人类认识产生和发展的模式来看待,是指引华夏原始先民正确认识客观世界、适应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科学和灯塔，其在中国哲学和历史文化方面的意义和作用不可低估。

　　“太极八卦”、“河图洛书”的基本原理，最早产生于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时期，到了五帝、尧舜禹和商周时期得到了充实和传承。西周时期之后，“太极八卦”、“河图洛书”学说以道教、儒教文化的形式，首先在中原河南地区得到弘扬，并逐步被系统化、理论化。生活于中原河南地区的老子、庄子、列子、墨子等古代先哲大家，分别继承和弘扬了“太极八卦”、“河图洛书”文化中先进的哲学思想，创造了各自新的教经学说，使中国哲学思想体系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

　　当然，由于古代先哲们无法脱离当时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制约，因此，在他们的哲学思想中，也会反映出从宗法奴隶制下解放出来的小生产者阶层的二重性，即：精华的唯物主义思想和糟粕的唯心主义思想同时存在。他们学说中的科学、合理因素，为后来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所继承和发展；学说中的迷信、糟粕因素，也为秦汉以后的唯心主义思想家所吸收和利用，两者都在中国哲学史 和中国历史文化中产生过重大影响。“神学目的论”，就是唯心论中的一个典型学派。它把社会历史中的因果性联系，归结为隐藏在冥冥之中的上帝、天命或天意预先安排的结果，人类历史进化、发展过程和结局完全由这种神秘的东西来决定。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唯心论的存在，而否定“太极八卦”、“河图洛书”作为朴素唯物主义学说科学性的根本内涵。

　　三、华夏历史文明“多中心论”背离“太极”基本原则

　　由于当代历史文化研究曾受到反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学极左思潮影响甚大甚广，以至于把上古时期“太极八卦”、“河图洛书”中的科学理论，当作封建、迷信和腐朽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主观论而一概加以否定，更甚者当做街头路边算命先生骗人的“看相”、“风水”把戏来看待。时至今日，这种影响还在很多人意识观念中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甚至一提起“太极八卦”、“河图洛书”文化，马上就“谈虎色变”，立刻将其打入唯心主义、封建迷信的另类，完全否定了它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科学性一面。因而，人们不能也不敢运用科学、唯物的“太极八卦”、“河图洛书”理论学说，来研究华夏历史文明发展的基本客观规律，自然也无法用“太极八卦”、“河图洛书”理论学说来探讨和解决华夏历史文明在中原地区发源和传承等重大理论问题。实在悲哀。

　　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太极”理论中关于华夏历史文明发源“一生二，二生三，三实为一”、“天地人合一”和“太极者，天之心也，应于昆仑，形变于龙凤”等“中心论”，逐步被华夏历史文明发源于全国遍地的“多中心论”所取代，背离了“太极”理论关于华夏历史文明发源于“昆仑”、“天之心”的基本原则。

　　于是，太极昆仑山、三皇五帝居住和建都之地，被主观地安置在“天地人合一”的“太一”、“中央”，即“中土”以外地区，华夏历史文明发源地出现了令人眼花缭乱、莫衷一是和无法认定的局面。在这种混乱的理论观念影响下，“炎黄文化西来”之说盛行一时，“尧舜建都山西”之说成为基本定论，“夏商核心在豫西”写入正史，直把三皇五帝居住和建都同在“昆仑”、“中央”、“中土”一地的华夏历史文明分割的支离破碎，惨不忍睹。

　　由此，华夏历史文化被曲解了，华夏历史文明原始发源地被人为地迁徙了,华夏民族寻根问祖的理论依据和地理方位渐渐模糊了，随后又被人们遗忘了。

　　华夏历史文明“多中心论”局面的出现，与华夏先民所创造“太极八卦”、“河图洛书”理论中最根本、最核心的“太一”、“昆仑”、“中央”、“中土”文化内涵格格不入，甚至也与华夏历史上最原始、最基本的“天地人合一”观念也完全背道而驰。因此，华夏历史文明的最初发源地在商代中期之后被遗失，华夏民族寻根问祖的中原难以找回自我，这是迟早要发生的事。而现代华夏历史文明“多中心论”观念的出现，不过是商代中后期这一观念的延续罢了。河南悲切，中原悲切，中华悲切。

　　商代末期，这种悲切转化为周文王(西伯昌)对周人居住陕西周原、远离中原地区的严重不安。战国时期《清华简·保训》中记载周文王说，地处“四象”少阴之地的陕西周原一带“日(阳)不足，唯宿(住、留)不羕(祥)”。因此，周文王遗训周武王一定要象先祖黄帝、舜帝和商上甲微一样，“求中”、“得中”、“假中”、“归中”，就是回到周人夏代先祖后稷的居住地，也是华夏先民创造“太极八卦”、“河图洛书”理论中“太一”、“昆仑”，“五行”“中央”、“中土”之地。

　　由于周武王灭商后在位时间较短，周文王这一遗愿没能得到实现。周成王即位后，继承了祖父周文王、父亲周武王的遗志，把东都建在郑州登封阳城“天地之中”西部的成周洛邑。尽管由于周公旦采用“圭表测景法”测量误差过大，错认郑州登封阳城为夏商时期的华夏历史文明发源地“天地之中”，即“昆仑”、“中央”、“中土”，所造成的重大历史失误直到公元724年才被唐朝纠正过了来，但周人崇尚、恪守“太极八卦”、“河图洛书”理论，誓死回归“东土”、“中原”，即“昆仑”、“中央”、“中土”祖宗之地的文化道德观念，真可称根深蒂固，世代相传。

　　遗憾地是，尽管中原地区的华夏先民最早创造了“太极八卦”、“河图洛书”文化，但地处中原的河南却没有能够把“太极八卦”、“河图洛书”理论中最根本的“昆仑”、“中央”、“中土”原则科学、系统地坚持和传承下来，有时甚至有意无意在“炎黄文化西来”、“尧舜建都山西”等说法的传播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其对“太极”理论和中原为华夏历史文明发源地认识和传承的深度方面，甚至连商代末期的周文王都不如，实在是愧对中原华夏民族的始祖三皇五帝，更无颜面对寻根问祖于中原的海内外炎黄子孙。

　　战国《清华简·保训》

　　周公旦“圭表测景台”图

　　四、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要用“太极”朴素唯物史观指导

　　“太极八卦”、“河图洛书”理论，是上古时期华夏先民最早创造的朴素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指导上古时期华夏民族认识世界、适应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灯塔。没有朴素唯物史观“太极八卦”、“河图洛书”理论作指导，中原文化就无法客观反映上古时期华夏历史文明发源的实际状况，就无法科学、系统、客观地解决中原华夏历史文明发源问题，也就难以找回华夏民族真正寻根问祖的精神家园。

　　最近，中央领导同志倡导全党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学习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这对于历史文化研究领域肃清极左思想影响，重新运用朴素唯物主义“太极八卦”、“河图洛书”理论指导上古时期历史文化和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也显得尤其重要。

　　中国是世界历史文明古国，华夏原始先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最早创造了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这就是中国人所表述和传承的“太极八卦”、“河图洛书”理论。“太极八卦”、“河图洛书”等朴素唯物主义，是上古时期人们在科学不发达情况下，依据宏观认识和直观经验对自然知识所作的理论概括。它不可能像现代科学一样经过微观论证和逻辑推理，仅仅是与当时历史条件相适应的自然科学知识而已。

　　所以，中国“太极八卦”、“河图洛书”等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产生，要比西方唯物主义认识论早得多，它伴随着华夏历史文明的发源而出现，对华夏民族世界观的形成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探讨。

　　郑州大学教授王保国关于“中原的特别就是‘中’字，而不是‘商’字”的观点；河南大学教授吴效群关于“在中国传统宇宙观当中，中原地区是天下之中，天下之中并不是地理学的概念(这一点我们不赞同，也不符合太极“天地人合一”理论)，而是中国人认为的天地、四时、风雨、阴阳的交汇处，用现在的话讲，它是世界的枢纽和动力的来源”的观点，我们是赞成的。

　　其实，他们所说的“中”，就是“天地”、“四时”、“风雨”、“阴阳”交汇的“太极”、“昆仑”、“天地之中”，是三皇五帝、尧、舜、禹共同的居住和建都的“中央之国”。为此，西周《周礼·大司徒》认为:“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说明“地中”，即“天地之中”，就是上古时期华夏子民富足安宁，三皇五帝“建王国”，又称“中央之国”的地方。

　　这表明，有学识的河南文化人在探讨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中，已经开始意识到“太极八卦”、“河图洛书”理论对于指导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的深刻意义，并在尝试运用“太极八卦”、“河图洛书”理论解决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等重大历史文化问题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愿这一研究工作能够坚持深入下去。

　　运用“太极八卦”、“河图洛书”理论指导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规划建设，理应成为河南“打造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推进文化强省建设”的重要理论课题。只有科学、系统地解决困扰我们的“太极”理论问题，打造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才有希望。

　　地处“太极八卦”、“河图洛书”文化发源地的河南，认真学习和研究“太极八卦”、“河图洛书”理论，用以指导中原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规划、建设工作，比其他地区尤其现实而紧迫。假如河南打造中原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背离了“太极八卦”、“河图洛书”文化的基本原则和特征，那么，它怎么可能会把中原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打造成功呢？即便打造了一个所谓的“中原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又如何能经得起历史检验和被炎黄子孙的认可呢？

　　为此，运用“太极八卦”、“河图洛书”理论，指导中原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规划、建设工作，应该引起有关领导和历史文化、社会科学研究部门的足够重视，并尽快将其纳入华夏历史文明、历史文化和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中，力争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探讨，比较系统地弄清“太极八卦”、“河图洛书”学说的基本原理，切实在规划建设中原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工作中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

　　不然，华夏历史文明的发掘、传承和创新工作，很可能会背离上古时期华夏历史文明产生发展的客观实际，有悖于“太极八卦”、“河图洛书”学说的根本原理，所打造的中原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也无法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作者：韩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