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

　　“普通都说我傲慢，实则是不恰当的。我在谦虚或傲慢方面，实在是没有什么意识的。”这是牟宗三在《生命的学问》中写下的话。

　　牟宗三是海外“新儒家”中集大成的人物，熊十力先生曾说：“北大自有哲学系以来，惟宗三一人为可造。”杜维明则说：“如今我们可以说，20世纪中国的哲学家，大概牟先生(指牟宗三)的地位是最高的，他最全面、最深入、最成体系。”

　　然而，在“新儒家”中，牟宗三又最不像儒家，他年轻时常出入风月场，且为人狂傲，对同代学者评价甚低，称张颐搞黑格尔哲学却没黑格尔的脑子，张申府崇拜罗素却讲不明白罗素，胡适是杜威弟子却不了解杜威，汤用彤对佛教没兴趣且造诣不深，宗白华没能力翻译康德的《判断力批判》。

　　牟宗三一生与胡适、梁漱溟、张君劢、方东美结怨，致半生落寞，但他始终不改“率真”之气。

　　大师缺乏情感教育

　　1909年，牟宗三生于山东省栖霞县蛇窝泊镇牟家疃村，先世系明太祖洪武年间自湖北公安县迁来，清嘉庆时，牟家第14代传人牟墨林暴富，被称为“中国民间第一大财主”，留下牟氏庄园。牟宗三为牟家第19代传人，但他祖父时家道已衰落，其父牟荫清初经营一骡马店，后改营纺织，家中经济情况有所好转。依惯例，老大管家，老二经商，老三读书，而牟宗三正好是老三，所以9岁时被送入乡村私塾。

　　牟宗三的父亲对子女的未来极感担忧，牟宗三曾说：“我每于寒暑假回家，他便缕述个人之生相、性情给我听。他的结论是没有一个是有福的，看来都要受苦。”牟宗三上学晚、情商低，作文甚感吃力，别的同学都爱看小说，他却觉得很难，直到上大学预科时才能读懂《红楼梦》《水浒传》。牟晚年好友徐复观曾说，牟缺乏美感。牟宗三十五六岁时便背负120斤重的担子走一里多路，他自称“我是一个农家子弟，又生长于一个多兄弟姐妹的家庭，而又天天忙于生活的家庭，只有质而无文的家庭”。

　　牟宗三一度迷恋吴稚晖的文章，称为“浩瀚生命纵横才气的直接向外膨胀”，一度刻意模仿吴，以至“粗野放荡，几不可收拾”。暑假回家时，父亲对牟宗三的变化大为震怒，牟宗三辩解说，外面风气即如此，牟父说：即使风气如此，你也不可如此！牟宗三说，父亲的及时教训让他“顿时从漆黑一团的混沌中超拔”出来。

　　熊十力说他成不了大器

　　1927年，18岁的牟宗三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得到张申府、金岳霖与张东荪三位名师启蒙。但对牟宗三一生影响最大的，还是23岁时遇到的熊十力。

　　据牟宗三记，1932年春初见熊十力时，“不一会儿看见一位胡须飘飘，面带病容，头戴瓜皮帽，好像一位走方郎中，在寒气瑟缩中，刚解完小手走进来”。牟宗三在一旁吃瓜子，不甚注意熊十力和别人谈什么，突然听见熊一拍桌子，说：“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牟宗三说，当时“我们在学校，个个自命不凡……实无所知”。

　　一次，牟宗三看到熊十力与冯友兰争论“良知说”，冯认为“良知”只是一个假设，熊回应道：“这怎么可以说是假定。良知是真真实实的，而且是个呈现，这需要直下自觉，直下肯定。”一席话，让牟宗三“霹雳一声，直是振聋发聩，把人的觉悟提升到宋明儒者的层次”。以后10年，牟宗三一直追随熊十力，他曾说：“生我者父母，教我者熊师，知我者君毅兄(即唐君毅)也。”

　　牟宗三晚年曾自惭，年轻时“不免藉酒色以自娱”“我在工作之余，要松弛我的紧张的心力时，我总是喜欢独自跑那荒村野店、茶肆酒肆、戏场闹市、幽僻小巷”，这话说得很隐晦，但熊十力曾说：“×××，人很聪明，可以成器，他就是爱嫖，这也成不了大器。”这个“×××”，指的应该就是牟宗三。

　　公开否认是胡适弟子

　　大学三年级时，24岁的牟宗三完成了《从周易方面研究中国之玄学与道德哲学》一书，轰动学界，此前《周易》研究者很少关注到清末胡煦的成就，牟宗三从哲学的角度重新解读《周易》，思路与胡煦近似。

　　为写这本书，牟宗三全面阅读了历代易学文献，恰逢北大哲学系要出系刊，向牟宗三索要书中第三章文稿，可过了一年多，既未发表也未退回，牟宗三追问，编辑说稿子已交胡适院长审阅。

　　牟宗三去找胡适，“胡先生很客气，他说：你读书很勤，但你的方法有危险，我看《易经》中没有你讲的那些道理”。牟宗三称自己是从形而上的角度去看《易经》的，胡适讽刺道：“哦，你是讲形而上学的！”还开玩笑地说，你恭维我的本家(胡煦)，很了不起，你可以出一本专册。

　　牟宗三“尽礼而退”，可回宿舍后却“压不下这口气”，写了一封信为自己辩护，“大概说的话有许多不客气处”，从此将胡适得罪了。胡适主张“小心求证”，对哲学不感兴趣，牟宗三曾选修过胡适的课，胡适在日记中评价牟“颇能想过一番，但甚迂”。

　　对于牟的信，胡适未予回复，但牟宗三后来一直无法进入北京大学系统任教。抗战时，熊十力曾给汤用彤写信，让他帮牟宗三在西南联大中谋个教职，汤回信说：胡(适)先生通不过。此时胡适正在驻美大使任上，不在国内。1958年12月，台湾东海大学举办胡适招待会，胡适称牟宗三是他的学生，牟宗三当场否认，让胡适极为尴尬。

　　和梁漱溟分道扬镳

　　大学毕业后，牟宗三谋职艰难，一度在山东寿张师范教书，梁漱溟当时正在山东邹平搞新农村建设，熊十力介绍牟去梁处工作，梁提出条件：一是需在山东邹平住相当日子，二是要读人生哲学，三不是政治利用。

　　牟宗三大怒，觉得梁平日“以圣哲自居，何故出此鄙言”，所以见梁时，梁问：汝见云何？牟不客气地说：只此不够。梁说你只是看看表面，哪里就知底蕴，你太不虚心了。牟回道：如果事业不足为凭，也就没法判断。

　　梁、牟的根本分歧，在于梁漱溟中年以后对“制度优先”不以为然，认为应以养成“团体生活之习惯”为立国之本，而牟宗三讽刺这是“君子路线”，认为没有制度建设，必然“局促短浅”，所谓“新农村”，不过是“新时代说圣谕”，是“骚扰农民”。梁漱溟自命“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牟宗三则说冯友兰是“脓包哲学”，金岳霖是“外行”，唐君毅才“水深三尺”，自己则“深可五尺”。二人都自视过高。

　　1945年，国共在重庆谈判，梁漱溟表现活跃，牟宗三去信批评，梁毫不客气，在原信逐条批答后寄回，犹如给学生改作业。牟宗三“将梁氏批语一一剪下，装入信封挂号璧还，以示与梁氏决绝”。梁漱溟去世后，牟宗三撰文悼念，虽不忘指出“梁先生晚年观念已老，也有很多问题没有触及”，但承认“他这种表里如一、始终不二的人格风范，是最令人敬仰的”。

　　和张君劢又闹翻脸

　　抗战时期，牟宗三生活极为困苦，在好友张遵骝(张之洞的曾孙)邀请下，从广西来到昆明，想找个工作谋生，却始终不能成功，在此期间，完全靠张遵骝养活。张收入也不高，牟只好又去重庆投奔熊十力，熊亲自出面向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要了一笔钱，给了牟宗三。

　　牟宗三一度投靠马一浮的勉仁书院，没想到梁漱溟也在此，牟等于变相靠梁谋生。牟勉强忍了半年，便转投张君劢，并一起去云南大理办学，可学校很快因政治原因被取缔。他为生活所困，写信给张君劢，希望获得一点资助，张未回信。牟宗三从报纸上得知张君劢陪弟弟张公权(时任交通部长)在昆明视察公路，便当晚去张所住宾馆，问：我的信你收到没有？张回答说：没收到。牟宗三听出张在撒谎，“当时大怒……出而即决心与此辈断绝关系”。好在挚友唐君毅伸出援手，将牟宗三拉到中央大学去任教，中大哲学系是轮流当系主任，轮到牟宗三时，正赶上方东美与校方冲突，以罢课相要挟，牟宗三却安排别人替了方的课，两人由此埋下矛盾。

　　1949年，牟宗三来到台湾，却无法进台湾大学任教，因台大班底多是胡适旧人，且哲学系主任恰恰是方东美。牟宗三去世前，曾对弟子说：“我一生无少年运，无青年运，无中年运，只有一点老年运。”无少年运，指的应是出身贫寒，无青年运，指的应是开罪于胡适，而无中年运，指的应是谋生艰难。

　　理论高明难掩性格暗面

　　虽颠沛流离，但牟宗三留下丰厚着作，《认识心之批判》《道德的理想主义》《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现象与物自身》《心体与性体》等，“通过心性论直接上达形而上学，不但道德形而上学完成了熊氏(指熊十力)未竟之业，而且对中国哲学的全面疏解亦由于西方哲学的功力而超过了他的老师”“牟氏把思孟—陆王心学一系的道德本体论在当代提扬到了不可再高的水平”。

　　傅伟勋先生说：“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课题也就关涉到如何消化牟先生的论着，如何超越牟先生理路的艰巨任务。”

　　对于牟宗三的“狂”，有学者认为这是他“率直”的表现，牟宗三自己则辩解说：“真正恰当意义的生活，生活如其为生活，当该是在生命中生活……而我们则是在对象上生活，是生命‘离其自己’之生活，因而陷入了痛苦之境地。”这些说法多有溢美，遮蔽了牟宗三性格上的缺陷。

　　牟宗三原配王秀英，比他大3岁，文盲，与牟育有二子。牟宗三28岁离开故乡后再没回去过，离开大陆后，牟曾试图接走全家，但浅尝辄止。1958年，牟宗三又和赵惠元结婚，育有一子。上世纪80年代，牟宗三与王秀英恢复联系，却始终未见面，理由是对双方都不好。牟宗三的儿子47年后再见到父亲，问了一个暗藏于胸中已久的问题：这么多年，您是否找过我们？牟宗三的回答是：我以为你们都死了。（文/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