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闷的象征》是日本学者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着作，1924年2月在日本由改造社出版。该书的问世，某种意义上是对中国当时“苦闷文学”的一种理论总结。

　　两个月后的4月8日，鲁迅买到日文版原着，9月22日着手翻译，10月10日译完，第一、第二部分于10月1日至31日在《晨报副刊》上连载，1925年3月，作为《未名丛刊》之一出版。而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候，丰子恺翻译的《苦闷的象征》先是由《上海时报》连载，1925年3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出版。两位译者几乎同时翻译同一本日本文艺论着，并同时出版，这在当时的中国文化界颇为鲜见。

　　当时，人们很是好奇，鲁迅和丰子恺的两个中译本在翻译质量上，哪一本更好？丰子恺说：“他(指鲁迅)的理解和译笔远胜于我。”这当然是谦词。读者季小波(丰子恺的学生，与鲁迅也有交往)认为，丰子恺的译本“既通俗易懂，又富有文采”，鲁迅的文章是大家手笔，但译文中有些句子长达百来字，佶屈聱牙。他为此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将厨川白村的原文及鲁译、丰译的同一节、同一句译文进行对照，在比较后指出：鲁迅在翻译上不如丰子恺。此外，信中还谈到直译、意译和林琴南文言文译的不足之处。几天后，季小波收到鲁迅长达3页的回信，表示同意季小波的看法，认为自己的译本不如丰子恺译的易读，还在信中幽默地说：“时下有用白话文重写文言文亦谓翻译，我的一些句子大概类似这种译法。”一番话，表现出鲁迅为人谦逊和坦诚的品质。

　　鲁迅和丰子恺的两个译本由两家出版社同时出版后，鲁迅嘱北新书局将他的译本推迟一段时间上市。个中道理很易理解，鲁迅当时已是成名的作家，丰子恺则刚走上文坛，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文学青年，如果自己的译本先发行，必然影响丰子恺译本的销路。后来，丰子恺每每提及此事，总是由衷地称颂鲁迅先生对文学青年的关怀和爱护，并在很多文章中谈到这个细节，以感谢鲁迅对他在文学起步阶段的扶持。

　　1927年11月27日，丰子恺由画家陶元庆陪同到上海景云里拜访鲁迅，谈到中译本《苦闷的象征》同时在中国出现时，他不无歉意地说：“早知道你在译，我就不会译了！”然而鲁迅却说：“哪里，早知道你在译，我也不会译了。其实，这没什么关系的，在日本，一册书有五六种译本也不算多呢。”鲁迅认为，一部外国着作完全可以有几种不同的译本同时存在，以取此之长，补彼之短。鲁迅的这一态度不仅消除了丰子恺内心的顾虑，缩短了彼此之间的距离，而且传为一则文坛佳话。

  （文/杜学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