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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邦新命”脱胎于《诗经·大雅·文王》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意思为周虽然是历史悠久的邦国，却不会在守旧中灭亡，其使命在于不断革新。冯友兰先生将其概括为“旧邦新命”，认为“这四个字，中国历史发展的新阶段足以当之”：“就现在来说，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我努力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个性，而又同时促进实现新命。”

　　“旧邦”就是具有古老的历史和文化，“新命”就是在历史的连续中不断有新的发展。作为唯一具有连续未中断的5000年文明史的古老而又新生的国度，我们一直面临着文化如何更好地承传与重构的问题。

　　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自我更新能力

　　历史上，正统文化曾多次面临外来文化的冲击，但每一次危机最终都成了文化新生与再造的契机。先是在不同诸侯国基础上混合而成的周朝面临不同甚至异质文化的融合问题。在反抗商纣的共同目标完成之后，不同于“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公制礼作乐，“敬德保民”，以人为本，修文德以宾服远人，塑造了早期中华文化的强大向心力与价值认同。同文同种，文化是与种族、血缘同等重要的因素。其后，秦国重法排儒，建立了第一个封建王朝，却又因苛刑厉法，民怨沸腾，以致二世而亡。汉朝建立后，汲取亡秦教训，先用黄老，又独尊儒术。后世王朝承继秦汉制度，法治与德治兼用，维系了基本的社会与文化秩序。儒法同构，或曰外儒内法，中华文化在制度层面体现了其相反相成的基本特征。

　　随着佛教的传入以及道教的兴起，传统的儒法结构在个人生活乃至社会治理层面都面临着新的挑战。面对宗教纷争，先民并未采用战争来解决观念认同问题，而是呈现了诸如“三教论衡”那样相互辩难、交流通融的景观。佛道兴起，不仅促进了儒学的更新，也使得佛教开枝散叶、道教分宗立派，各续新命。玄学、禅宗、理学的兴起，对于中华民族的人生理念、生活方式乃至逻辑思维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些不同质素的文化，给传统文化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明清以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际贸易的兴起，欧风美雨之下，中国传统文化又面临着西方文化的强势侵袭，出现了中西体用之争，甚至完全西化的主张。经过多次政治革命与文化运动的涤荡，中华文化没有中断或摒弃传统，而是在反思的基础上着手重构，在充分借鉴汲取西方文明的基础上不断将传统文化转化为现代中华文明。

　　由此可见，每一次不同文化质素的融入，都促进了中华文化的重构与新生。在此基础上，中华文化不是一家独大，而是开放包容、多元共生的结构。冯友兰先生曾指出：“一民族所有底事物，与别民族所有底同类事物，如有程度上底不同，则其程度低者应改进为程度高者，不如是不足以保一民族的生存。但这些事物，如只有花样上底不同，则各民族可以各宁其旧，不如是不足以保一民族的特色。”中华文化正是在这种不同类事物的不断冲击下吐故纳新，甚至浴火重生。

　　当一种文化形态固化或者与新的实践脱节时，异质思想文化会刺激其觉醒、自新，进而展开更为开阔的新命。秦汉时期的儒法同构，唐宋时期的援佛入儒以及近代以来的中体西用，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是不同思想文化在传统与实践基础上融合共生的产物。它们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域外文化，也改善和更新了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了新的体系与传统。我们讲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根本上是源于文化自信，源自中华文化强大的自我更新再造能力。

　　在传承借鉴中向前发展

　　传统有时会因时过境迁被遗忘，只有被人们重新记起或面对时才变成真实的历史存在。传统文化的价值也需要我们去开掘、发现和赋予。当前，国内出现的国学热、书院热、非物质文化遗产热以及对家风、工匠精神的提倡等，就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

　　在《三松堂自序·明志》中，冯友兰先生说：“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虽然已经过去了，但它也是中国新文化的一个来源，它不仅是过去的终点，也是将来的起点。将来中国的现代化成功，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古、又是最新的国家。”《礼记·大学》曾将旧邦新命与“日新”“新民”等精神相提并论，指出商汤之《盘铭》就刻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字句，表明除旧更新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尚书·康诰》云“作新民”，强调要造就一代自新之人。《易传》载“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张岱年先生解释说：“世界是富有而日新的，万物生生不息。‘生’即是创，‘生生’即不断出现新事物。新的不断代替旧的，新旧交替，继续不已。”由3000年前“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一语引申发展而来的刚健日新思想，体现了中华文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基本精神，激励着一代代炎黄子孙不断创新进取，生生不息。

　　随着世界政治力量的多极化与经济一体化的迅猛发展，中华文化持续面临着不同乃至观念相左的文化思想的冲击。其中既有中西体用之争、古今道统之辨，也有左右之分、激进与保守之别。但无论怎样，以开放包容、多元共生为基本特征的中华文化，既不会骄矜自大、固步自封，也不会中断传统、全盘西化。相反，在当今世界日趋僵化的价值理念与极端文化思想以及民粹思潮造成的紧张局面中，奉行中和之道的中华文化，不仅可以为世界不同文明的对话与文化的融通提供最佳平台，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寻求共识与方向目标，还可能在不断汲取不同文明养分的同时，充分激活传统，实现中华文化的重构与再造。

　　开放包容、多元共生的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可塑性，它不偏激、不走极端、中正平和，体现出与霸权主义、极端思想截然不同的性格特征。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如果不能正视世界先进文化，闭目塞听，固步自封，中华文化就会丧失前进动力与更新能力。只有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借鉴一切先进的文化与文明，才能在新的挑战与实践中融贯中西，新旧合冶，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和历史的伟大文化与璀璨文明。

　　(文/李飞跃)

　　原标题：“旧邦新命”:文化的承传与重构(文化传统与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