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6年4月10日，贵阳孔学堂阳明心学与当代社会心态研究院正式成立，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致贺词，副省长何立出席、致辞并为研究院揭牌。其间，召开了以“阳明心学与当代社会心态问题”为题的高端理论研讨会，张厚璨等相关领域知名学者先后作了主旨发言，进一步就如何建设研究院、如何开展阳明心学与当代社会心态问题研究、如何进行阳明学研究与贵州现实社会的切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之后，本刊开设专栏，连续刊登学者们在会上的精彩发言。

钱明

　　专家简介:钱明，1990年至1991年在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研修，1987年至1999年先后8次赴日本出席学术会议或访问演讲，1994年被浙江亚太研究中心聘为客座研究员。日本九州大学中国哲学史博士，现为浙江省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系国际中国哲学会通讯会员、全国中国哲学史研究会会员和全国日本研究会会员等。

　　首先，谢谢。

　　去年我们来参加了郭齐勇教授主持的学术委员会，对阳明心学与当代社会心态问题研究做了些论证，没想到半年多后就成立了这个研究院，贵阳孔学堂的效率非常高。我在此表示祝贺。另外，感谢贵阳孔学堂给了这么好的机会，让我跟一些新老朋友见面。贵州这些朋友是几乎每年都要见面的，让我最高兴的是在这里见到了两年多没见的好朋友杨国荣教授，这次见到他让我喜出望外。

　　另外，这一次很令人高兴的是徐书记能够把各路诸侯都请来。为什么我讲这句话？三十多年前的1981年，文革以后第一次大型的宋明理学研讨会在杭州召开，有三百多人参加，冯友兰、张岱年等等都前来了。当时，我是坐在边上分资料的，我的印象非常深，这些学术界有代表性的人物好不容易聚在杭州。当时有代表性的学术带头人，已经去世了，比如华东师大的冯契教授，北大的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任继愈先生，今天，他们的传人好像都在这里。三十多年过去了，到现在学术界的格局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有一个大的变化，那就是贵州的崛起，黔中的崛起。当时，在杭州来参会的时候，贵州学术界还比较沉寂，然后到了1987年的时候，全国第一次王阳明研讨会在贵州召开。非常遗憾，当时来参会的一些人，现在都已经过世了。当时，我是一个分材料、倒茶水的一个年轻晚辈，今天，贵阳孔学堂能够把各路诸侯都请来，让我想到了三十多年前的那次盛会。

　　今天这个题目，是“当代阳明学派成立的可能性问题”。我想讲两个问题，一是这几年阳明学从表面上看，受到中央高层重视，其实它是一个大的社会转型期必然出现的现象。我们把这个情况和我们周边的邻国做比较就知道，我用简单几句话概括一下。日本的阳明心学热和韩国阳明心学热，和中国现阶段的阳明心学热做比较，马上就可以感觉出来非常相似，日本有两次心学热。日本的阳明心学运动，一是明治、大正时期，这也是个社会转型期；二是战后的昭和年间，战后日本又处于一个过渡的转型期。这两个时期都有代表性。明治时代我就不说了。战后的昭和年间出现了大批人物，现在我们学术界在读的很多书都是他们的，这是战后日本崛起的年代，也是转型期。

　　再来看我们的邻国韩国，十七世纪时有郑齐斗的霞谷学派。近代，在1910年被日本吞并以后，有个救亡运动，在这个救亡运动的时候，也诞生了一批人，这批人中有些到日本去留过学，比如有代表性的朴殷植等。朴殷植是韩国流亡政府的临时总统，他在中国上海、杭州流亡过，他是阳明学的信徒。这是在1910年前后，朝鲜半岛被吞并，他们也是为了救亡。然后就是在汉城奥运会以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到现在二十多年。那时候韩国也是一个转型期，军人政府向民权政府转型。

　　这与中国的现状其实一致。我们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时候是有阳明学的，或者说近现代有阳明学，也有一批人，我不一一列举了。当下中国的阳明学热和韩国差了二三十年，韩国的阳明学者和日本战后的差了二三十年，这就让我想起了社会转型，中国社会发展的转型和韩国政府转型，差不多有这个时间差。我不能说我们现在经济发展是不是还有这么大的差距，但是总的来说，我们和韩国的社会发展，大概有这样的时间差。而在这样的社会转型期，所出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心理问题，都是可以相通的。

　　我就举一个例子，韩国的情况我不是很熟，因为今天郭平(音)教授在研究日本明治以后到大正这段时间的心学运动，其中包括阳明学但不仅仅是阳明学，还把西方的试验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的大量着作翻译过来，形成了社会的思潮。他到上海、杭州来讲学的时候，举了现在正在研究的，比如西村田茂(音)的例子，这些人都受阳明学的影响，但主要是受西方心理学的影响。由此我想到了，心态研究院的建立是不是就是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第二个问题，引申到了学派。九十年代，我曾写过一篇《当代中国的阳明学研究》，当时我曾经对学术界有一个大致上的概括，用四个字来讲——北陈南杨，北就是陈来，南就是杨国荣先生。前两年冯契先生诞辰百年，就提出来冯契学派的问题，这是因为冯契先生写了《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很早前他就到过杭州来参会，我记得他最早来是1979年，那时候杨国荣先生跟着，他是冯先生的学生，那时候我跟杨国荣先生认识。那时候他提逻辑分析哲学，我有印象。如果当代阳明学要分成派的话，那得分析分析冯契学派。另外北大，张岱年先生提出来要综合创新、融会贯通。还有，比如说台湾的李明辉教授，他是台湾那边的长江学者；耿明教授就是借鉴西方的现象学，他是用现象学研究阳明学的代表，学术界还专门为他的书在贵大开了一个研讨会，现在他这个方法就是比较现象学的，这也可以形成一个学派雏形。

　　就我们浙江来说，也有冯契先生等标志性、标杆性的人物。但是浙江早期最大的问题就是实施科院通，当时的社科院院长，他认为一定要有大学的平台，要有学脉的传承，浙江没有形成正规的，所以我们出现了四分五裂。董平去了浙大，何俊去了杭师大。但总的来说，我们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几十年来一直坚持不懈的传统，我自己来概括，可以说是文献学派，我去年拿到了阳明后学文献整理和研究的项目，因为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做。从八十年代开始，整个都是始终围绕着文献。还有就是围绕冈田武彦教授，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就来中国考察阳明遗迹，二十多年来，他一直没有中断过，一直到九十年代末，多年时间，我们之前都受他的影响。其实他有很大的作用，一方面，他自己讲的是他自己的体认哲学；另一个，他带动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各地，当时我们考察去到各地，各地对阳明的遗迹保护、对阳明学的学术研究都做得不好，但是这二十几年来，各地都带动起来了，最早的应该是贵州，因为冈田先生最早考察的除了浙江就是贵州，1989年他就来贵州考察了。这些其实都属于文献学派，其实浙江是有传统的，阳明的大弟子钱德洪，就是从编《阳明全集》、《阳明年谱》开始的，这也是有传统的。另外浙江还有王明溪(音)，他是跟杨国荣教授的。

　　如果就学派来讲，我倒是有一个想法。日本在战后有了阳明学的经济学派，这个经济学派主要有一个特点：一些着名的企业家参与到阳明学的研究，比如当时直接把涩泽荣一(日本近代企业之父)请到大学来当博导，一直到现在比较火的稻盛和夫，这些都是企业家里面的阳明学者，我把它称为经济学派。我们国家这几年也有些企业界的人，北大的三智书院里就有很多企业家，他们每年都在办各种班。我也参加贵州的一些微信群，里面也有些企业家，包括贵阳孔学堂也有一些民间企业家赞助，其实这也是一个苗头。但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跟日本、韩国不太一样的，他们的那些企业家都是年纪很大，企业都很有成就的，然后到大学里面来读博，我们是政治家来读博、官员来读博，这很不好，应该是这些企业家有钱来读博，年纪大了，他有时间，愿意来读，而不能因为你权力大来读博，用你的权力来交换，这不行。

　　我有几个认识的教授，他的学生年纪都不大，都是企业家，都是来读博士的，他们确实是来读书的，并不是用钱来买一个博士学位或者用权力来交换一个博士，他确实是来读的。我们去开会时也跟他们座谈，他们就是学生，没有任何的距离，年纪再大也是学生。这个现象，所以他们有了经济学派。我们现在，这个心态学研究院成立以后，如果可以有个新的学派的话也好，“阳明学心理学派”、“阳明学分析学派”、“阳明学现象学派”、“阳明学文献学派”，以后还可以有“阳明学经济学派”，这是我瞎说，因为中国要成立学派也不容易。总的来说，三十多年来，今天从各地来参会的，其实大的格局没变，三十多年前这些学术界标杆性的人物的传人今天基本都在，这说明这些学派的传承是长期建立的，并不是说今天成立了心态学研究院，马上就可以有一个学派，这肯定要泼点冷水，你们要持之以恒。因为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我们的学派从八十年代初到现在，有三十五年了。学派现在学术界是在提，但最终是不是能形成学派，为学术界同仁所认可、认同，这挺难。我希望贵阳孔学堂能够成功建立“阳明学心理学派”。这是我的期望。

　　谢谢大家！

  （文/钱明）

  (本刊编辑根据钱明先生主旨发言速记材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