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晓原的《行进中的现代性——晚清“五四”散文论》，对特定历史时段散文流变及其关联进行了具有深度的阐述，更见出着者学术人格的介入与创造性思考。

　　如对散文文体的确认。言说散文，于着者而言，起码基于四种自觉：一是中国历来为散文大国且文化悠久，但散文研究长久被学界忽视，选择散文研究，可以说是着者主动选择了一种文化担当；二是作为报告文学研究专家，着者不想简单复制已有的研究路径，“转型”散文研究既是研究视域的开拓，也是对固有知识储备、审美趣味、思想内蕴的检视与再塑；三是在着者的文体理想中，报告文学是从散文中分立出来，选择散文，既是文体间的逻辑应和，也是精神上的自然承继；四是着者将“新文体”“随感录”“美文”进行跨代的关联研究，特别强调具有思想倾向的论说体散文“新文体”和“随感录”，与具有“艺术性”的“美文”，共同建构了现代散文完整的格局。这样的文体选择，对丁晓原来说，在外是文体“转型”，在内是精神秉持；变的是文体，不变的，是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与精神诉求。

　　又如对历史区间的选定。丁晓原首先考虑的，是对晚清“五四”散文进行深入的关联研究很少，而“五四”散文又是现代散文的标高。在他看来，晚清“五四”散文是怀有民族国家想象、致力于时代核心话语建构的现代散文。因此，在着作总体性研究部分，他用绪论加四章的内容，详细论述了晚清散文与“五四”散文的逻辑结构、晚清散文的现代性元素、“五四”散文现代性的生成等。他的学术思维，不是碎片化、断章式思维，而是在散文演化史的层面给予晚清和“五四”以整体性、逻辑性的链接，“现代性”是贯穿其间的中轴线。这样跨代的、一体化的学术研究，需要研究者有较为开阔的历史视野、深潜沉毅的思想张力，更需要“学人以学为本”的不懈努力及支撑主体的价值自觉。

　　再如个案研究。选择什么样的论说对象，某种意义上，显示着论说者具有什么样的主体意识。丁晓原选取梁启超、鲁迅等为代表性作家并进行关联研究，认为晚清“五四”的跨代不仅表示时序的相连，更指向主体间思想精神层面的影响，都是基于散文作者对时代社会、对人生生命的体察感悟。这样的个案选择，固然有对晚清“五四”时代散文历史化存在的客观尊重，即在把握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文化生态、散文演化总趋向的前提下，选择具有历史“样本性”的具体对象进入散文史的叙述，更有研究者作出的既符合对象客观实在，又显示作者自持的散文史观和独特的价值尺度创新。

　　此外，还有语言问题。一方面是着者对晚清“五四”语言衍化问题的思考，认为晚清是散文语言的“过渡时期”，它对既存的中国古代散文语言进行改造的同时，又为后来散文语言的现代转化作了铺垫，而散文语言的现代化真正得以完成是“五四”时期。另一方面是着者在《行进中的现代性》中自我生成的语言风致。王兆胜对此颇为看好：“除了现代性的理性之思，丁晓原文本中也充盈着诗意的灵光，这使其理性之笔一下子变得柔软起来，也容易进入读者的心灵深处，拨动人们的心弦。”言为心声，学术语言的诗意且美，源自着者对诗化心灵的坚守和对文学研究之美的追寻。

  （文/周红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