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9岁时，父亲就开始教我熟读《论语》《孟子》，至今还能大段大段背诵。父亲是中学语文教师，他当时主要是从写文章的角度给我讲解这两本经典，不重思想，所以当时这两本书给我留下的印象，只是《论语》的语句如何简练，《孟子》的文章如何有气势，至于孔孟的仁德思想在我脑中似乎毫无痕迹，更谈不上孔孟思想的区别。

　　直至念西南联大哲学系选修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课程，我才知道孔孟都重仁德，还知道一点孔孟之间的区别：孔子推崇齐桓公之霸，孟子则贵王轻霸，王道为民，霸道为君；孔子力主恢复旧礼，孟子则否认旧礼之至上，强调个人判断可在礼之上。但冯友兰关于孔孟之别，仍然讲得简单含混，引证的原文也太少。我对孔孟思想的区别长期没有注意过。

　　从1946年大学毕业到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我的研究范围主要在西方哲学史，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哲学，一直到80年代初，由于国内形势转变的影响，我开始重点研究西方现当代哲学以及中国古代哲学，这才使我重新拾起青少年时期背诵过但并不理解而且忘却了几十年的孔孟古籍。虽说是旧友重逢，但认识却是从零开始。我虽然也清晰地认识到孔孟是一家，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仁德思想，但最使我触目惊心的是孔孟政治思想之间的区别，这使我深刻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之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尽管重儒，孔孟并提，甚至称孟子为亚圣，但却只提“尊孔”，而无“尊孟”一说，这是君主专制主义统治人民的结果，其根源在于孔子的政治思想本身是君主专制的思想基础，最有利于君主从思想上统治老百姓，而孟子则多民主思想，不为帝王所“尊”，这就是为什么历代封建帝王，一旦取得了政权，都要尊孔，而不说尊孟的根本原因。朱元璋甚至走向极端，敬孔而恶孟，把孟子的牌位撤出文庙。

　　下面简单引证一下《论语》与《孟子》两书中有关这方面的论述：

　　孔子思想中最有永恒价值，也最广为人们宣扬的，在于“仁”德的学说。他把西周以来专属于氏族贵族的“德”转化为一般人的秉性：“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这就承认了人人皆有“相近”的本性，这本性就是“仁”，即“爱人”(《论语·颜渊》)。孔子由此而把“仁”的具体内容规定为“忠恕”(《论语·里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博施济众”，“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等等。这种普遍的爱人之美德，为人人所有。而且，孔子还强调“为仁”要从自我的真情出发，而不是靠别人。《论语·颜渊》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孔子甚至还有“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之类重视自我之独立自主的言论。孔子的这些言辞，有永恒价值，所以人们今天仍多引用，不觉过时。但我们是否可以根据这些言辞，就认为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达到了具有永恒价值的水平呢？这就要联系孔子其他更多的、更核心的言论来解读。

　　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礼”在孔子那里，其具体含义是指周礼，即氏族贵族的贵贱等级之礼。“仁”者必须抑制自我的个体性、独立性(“克己”)，以服从旧的贵贱等级制，才能立足于社会；否则，“不知礼，无以立”。孔子讲“为仁”，既要“由己”，又要“克己”，说白了，无非是要人自觉自愿地(“由己”)抑制自我(“克己”)，以服从贵贱等级制之礼。孔子维护贵族统治之心，何其真诚乃尔！下面我们且再看看孔子这种思想的具体表现：上朝的时候同小官谈话，和和乐乐；同大官谈话，恭敬小心。君王到了，恭谨而心中不安，作出行步安详的样子。《论语·乡党》曰：“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一进朝堂的门，就是谨慎而害怕的样子，好像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地，站不站在门中间，走不踩在门槛上。走过国君的座位，连面色都端庄起来，脚步也加快，说话也好像气不足；提起衣服的下摆走向堂上，谨慎而害怕的样子，憋着气好像不能呼吸。一走出来，下了一级台阶，面色便放松了，怡然自得。等走完台阶，就快步向前，好像鸟儿展翅。回到自己座位，又恭谨而不安起来。如此形态和心态，除了表现孔子深深崇奉以贵贱等级压制自我的独立自主性的思想之外，尚何永恒价值之可言！大概也就是根据此种心态，孔子明确说：“恶居下而讪上者”(《论语·阳货》)。对居下位的人说居上位的人的坏话，孔子竟达到厌恶的程度，何其谄上而骄下也！孔子为何不恶居上位而讪下者？“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显而易见，联系到孔子“匹夫不可夺志”的美言，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某位“居下”的“匹夫”有坚决的“讪上”之志，孔子是恶而夺之呢，还是大加赞美呢？

　　我以为，孔子在说“博施济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匹夫不可夺志”之类的美言时，倒不一定都具体联系到了他的这些崇奉贵贱等级制的思想。他的这类美言的确可以看作是具有永恒价值的美好理想，我亦认为可以继承和弘扬。但无论如何，这两者之间是矛盾的，他的严重的压制自我、崇奉贵贱等级制的思想只能使他的美好理想成为幻梦。而且更根本的是，从孔子思想的整体来看，他的崇奉贵贱等级制的思想占主导地位，那些美好理想的方面，却受到贵贱等级思想的压抑。

　　孟子与孔子有大不相同之处。孟子虽继孔子之后而大谈“仁”学，但他多有独立自我和平等的思想，与孔子的贵贱等级思想形成鲜明对比。“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等，生动具体而又强烈地表达了孟子独立自我的气魄和不分贵贱的平等思想的形象，与孔子的“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之类的卑下心态相比，实有天壤之别。我主张，讲儒学，一定要把孔子和孟子的政治思想严格区分开来。

　　当然，孟子仍有拥护“周室班爵禄”之制的言论，主张有天子、诸侯、大夫诸“治人者”与“治于人者”之区分，但正如冯友兰的评析之所言，“此区分乃完全以分工互助为目的”，“诸治人者所以存在之理由，则完全在其能‘得乎丘民’”，否则，“即非君矣”。

　　孔子与孟子相去百年，其政治思想之不同甚至对立，有其历史渊源；对中国几千年来传统文化之尊孔，也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问题。但处当今之世，中华文化发展之未来显然应该超越几千年来片面尊孔之旧辙，走出新路：仅从继承和弘扬儒学这一个方面来说，我以为提倡尊孟，应是一条可取的途径。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张世英)

  原标题：旧友重逢话孔孟之别